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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三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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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的
“集中”指时间集中,人物集中,事件集中。譬如集团结婚,二十对新人在同一天、同一个礼堂内完成嘉礼,谓之集中;二十对新人在二十个地方分别成婚,地点不集中;在二十个月内先后成婚,时间不集中。戏剧常以法庭、旅馆、火车、大杂院等地为背景,为的是便于集中。《西游记》的布局不够集中,所以有人说它的情节好像是大年夜的烟火;《水浒传》到了结尾才把各路英雄集中在一处,所以有人说《水浒》如果是戏,应该在结尾处开始。
人生常常是散漫的,欠缺周密的计划,偶发事件很多,所以,戏剧的集中有时并不自然,但是戏剧家有一种本领控制剧场,征服观众,使观众暂时失去抵抗能力,接受一切安排,并且在散戏后也不想翻案。舞台剧最要集中,电视剧放宽了一些,电影在各剧种中得到最大的自由,有时候可以像长篇小说。不过“集中”是戏剧这种体裁的一大特性,切记:要充分认识特性,才可以充分把握那体裁;能充分把握那体裁,才可以活用那体裁。
以上是题材和体裁的关系。下面谈谈作家的气质性分和体裁的关系。先说散文。
什么样的人喜欢写散文?〖1〗一、爱好自由
这是说爱好文学形式的自由,不耐受格式规律的拘束。写散文,爱长就长,爱短就短,爱直接说出来就直说,不爱直说就找一个寄托,爱写人物笔下就出现人物,不爱写人物就只写“江上数峰青”,这样何等潇脱,何等自在?有些人专门讽刺那些为布局结构所苦的人,指出作文的乐趣在无拘无束,发抒性灵,悠然自得。陷于格式规律不能自拔,当然是坏的小说作家和编剧,但“无拘无束,悠然自得”恐怕只能成为好的散文作家。记得有一位散文家偶然乘兴写了一个故事,用第一人称观点叙述,有人读了以后提供意见: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只能写“我”亲自做过的事和直接的见闻,不能无故描写“他”怎长怎短。这位散文家反问:“我为什么要受这个限制?”答复是:这是写小说的基本规则。散文家又反问:“我为什么要写小说?”这一问使对方语塞。他爱自由自在地写,他不在乎写出来的东西是否合乎某种格式,于是他写了一辈子散文。
二、内向、长于内省
作家如果时时自己反省,不喜欢和外界接触,和那些个性、职业、生活习惯不同的人保持距离,他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下笔之前向内挖掘,写来写去都是写他自己。他不能观察一个渔夫的生活,设身处地,把自己化作渔夫,也不能把自己的心分裂开来,一面身受一个慈母失去独子的悲痛,一面写一个阴险小人狡计得逞时的快乐,把两者合成作品。他写来写去写出一种人物,就是作者自己。这样的作者可以写很好的散文。有一位散文能手怕开会,怕参加宴会,不喜欢公共场所,他说人多使他心乱,使他的文思荒芜。酒店是左拉那种人流连的地方,而左拉写小说。
三、只能在短时间内集中注意力
我问过多位散文作家:“你为什么写散文?”大部分答案是:散文可以一口气写完。在他们看来,写作犹如饮一杯美酒或听一首好歌,情趣随时间而蓄积饱满,在工作完成时愉快达到高潮,中间宜不打断,如果中断,则情趣消退,前功尽弃,再继为难。有一位作家说:“我写作的时候要发烧,作品完成以后才退烧,如果中途退烧,那写了一半的稿子只好进字纸篓。”
体裁选择(4)
这样的人自然不去招惹长篇小说。写长篇多半要列出人物表,写出大纲,像照图施工一样今天写一点明天写一点,写作的热情随时可以收住,也随时可以发动起来。有些长篇要费时五年十年,作者的注意力始终贯注,灵火始终照亮全局。有人受得了这样的压力,有人受不了。
什么样的人会去写小说呢?〖1〗一、化身癖
小说手法是把主观的经验客观化。“我”失恋,这是主观的经验,少年维特失恋,这是客观化的结果,第一人的内容借第三人来表达,是一种化身的艺术。“我”看见许多醉心中古骑士、幻想行侠仗义的人,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十分可笑。“我”不去直接写他们,却去写一个叫唐。吉诃德的人,让唐。吉诃德来代表他们,术语谓之创造典型。这也是一种化身。
作家的信条和守则里面有一条是真实,也就是对人生忠实,对艺术忠实。但人生和艺术并不恒等,艺术力求完美,人生则往往有缺陷,需要作家妙手再造。《儒林外史》说王冕画了许多荷花,有人不信,指出王冕以画梅知名,从没有一幅荷花留下来。但是《儒林外史》既然写王冕放牛,王冕练习写生只能画荷,因为放牛的场所和季节都适合画荷,不适合画梅。《儒林外史》是小说,它描写王冕的幼年以艺术的考虑为第一。“化身法”能根本解决这个矛盾,求得人生和艺术的两全。《少年维特之烦恼》写得好,对人生忠实,因为维特是歌德的化身。为了艺术效果,维特自杀了,也没有人指责这是说谎,因为维特到底不是歌德。歌德虽然活下去,但世上因失恋而自杀者大有人在,所以维特自杀的情节仍然忠于人生。
化身法还有一个好处。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作者观察到的别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不愿公之大众。有一位理学家说,他每天写日记,他的日记可以让人阅读,凡是不能让人在日记中读到的事,他在生活上绝对不做,凡是不能让人知道的念头,他绝对不去那样想。这只能算是一个人修身的理想标准,即令能做到,恐怕也不是很好的小说人物,读者会觉得单调、没有深度。文学家要向人性的深处发掘,而人性复杂,善恶混沌,洁白和污垢层叠。小说家写医生,不仅写那医生收到多少感谢状,也写他犯了错误使一个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写他为此事良心难安,但也写他勇敢地掩饰自己的罪过。要怎样写才不伤害那医生呢?(才不伤害作者自己呢?)答案是:化身法。
有些作者喜欢化身千面,认为“假作真时真还假”之中有无限乐趣。他觉得他把人把世界都重新创造了一次。他要写小说。
二、记录癖
人生种种,与时俱逝,即生即灭,转眼成空,思想起来好不可惜。心有未甘的人奋起挣扎,你看世上有这么多照相机,就知道和时间作战的人很多。长篇小说的作者大半是这种人,写《红楼梦》的人说,他生平见过几个好女子,要是埋没了实在可惜,他要写。写《冰岛渔夫》的人说,他不忍那些动人心魄的情景坠入历史的黑渊,他要写。雷马克在生命的火花里写下纳粹的罪感,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岛里写下格别乌的罪恶。
小说家的这种志向和兴趣,可以称之为记录癖。在这里,“记录”一词是广义的用法,概指用文学方法使后人亲历前代的生活经验并亲见前人的心灵。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可以做到逼真、精细、完备。因为长篇小说可以写得很长,只要你能写得好,长度几乎没有限制,诗、散文、剧本,都不能与之一争“长”短。长篇小说是文学体裁的金字塔,使那些想“为时代作证”的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什么样的人乐意写剧本?〖1〗一、组织能力
作文章也是一种组织工作。政治家组织“人”,作家组织语文、组织意念、组织意象、组织人物。有人喜欢组织工作,有人不喜欢,有人组织能力很强,有人则否。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不喜欢做官,宁愿在乡下种花种菜,现在也有人不肯担任行政工作,宁愿受人家管理而不愿管理别人。有些人的性格却完全相反,长于组织,不怕麻烦,有时故意把简单的事复杂化,以便在“加减乘除”中得到快乐。写剧本的人就是这种“自找麻烦”的人,天下本无事,平地惹风波。一群人物性格不同,各怀“鬼胎”,编剧使他们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本似纷纷攘攘一团乱麻,却由作者“密针细缕”安排得如锦似绣。这要有高度的组织力。
体裁选择(5)
写散文最怕一个“俗”字,写小说最怕一个“浅”字,编剧最怕一个“松”字。“松”就是组织涣散,不成队形。写散文好比自己动手做事,写小说好比指挥别人做事,但要求并不十分严格,编剧则是驱役一群人,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出戏又像一场篮球比赛,运动激烈,队友间有充分的默契,反应迅速,合作恰到好处。有两个人交换创作经验,一个说:“我写小说的时候,我笔下的人物有自己的意志,他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写。”另一个说:“我编剧本的时候,剧中每一个人都根据我事先精密的计划,他们打个喷嚏也得经我同意。因为每一个人物只是一小部分,只有我统筹全局。它由许多精密细微的零件组成,任何一枚零件都得符合规格,否则整部机器就要出毛病。”
二、商业头脑
演戏要花很多钱,花出去的钱要靠卖票收回来。编剧虽然不负责财务,也要记住戏剧除了是艺术以外还有商品的性格,在工作中具有成本支出、盈余、亏损等观念。编剧也要注意“市场”的需要,注意什么题材在什么时候能卖座。如果孤芳自赏、不屑于有这种想法,就不容易在编剧的行业里生存。
三、对群众的感应有兴趣
戏剧工作者非常喜欢群众,有一位戏剧家曾经自称为“伺候群众的人”。在剧场里,观众总是往舞台看,而编剧可能坐在后台一角从帷幕的缝里看观众。他欣赏观众,从观众的反应领受教益。如果演到某一个地方观众应该哭而没有哭,那是什么原因?要怎样使他们哭?如果演到某一个地方观众应该笑而没有笑,那又是什么原因?怎样使他们笑?如果演到观众应该哭的地方,观众反而笑了,那时编剧就是世上最难过的人。多年前,有一个朋友醉心编剧,但是从来怕面对观众,有人预料他将要“做一个失败的编剧,或者做世上最伟大的编剧”。这话后来应验了,——应验了前一半。
以上是作家的气质性分跟体裁的关系。最后我要指出,时代风尚对作家选择体裁也有影响。有一种现象是,各种体裁轮流风行,小说寂寞了一阵子,否极泰来,散文热闹了几年,盛极而衰。编辑多登什么,书店多出版什么,就有人多写什么。这种“十年河东转河西”的情势是怎样造成的?有时候,力量来自作家。如果社会上出现了几位优秀的小说家,大家因为爱读他们的作品进而喜欢小说这种体裁,更进而去读别人写的小说,就会造成小说的旺季。有时候力量来自传播工具,例如,自报纸副刊兴起以后,“杂文”即应运大行其道,因为报纸需要杂文,引发了读者的“求”和作者的“供”。
电视机愈来愈普遍了。电视所播出的内容必须成为画面,画面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当“人生”降到最具体的层次时,就是人的行为,这就成为“表演”。观众坐在家里天天能看到表演人生,就不想再进剧场影院,听人家说故事的兴趣也减弱了,因此威胁话剧电影和小说。不过电影有一弱点:不容易表达抽象的意念,它诉诸感觉,不鼓励思考。但抽象思考究竟是人们不能缺少的,需要思考的人纷纷求助于哲理的散文,散文因此有长足发展。
我们都记得唐诗为什么特别发达。如果社会的领导者致力提倡某种体裁,许多有文才的人就会投入心力去好好使用那体裁。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作家一度推重长篇轻视短篇,经过许多人提倡鼓吹,短篇小说乃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新诗的成长,更是许多人一手写诗、一手写论文,身经百战开拓而来。
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文学体裁的兴衰之间有无关连?若干年来,我们生活的节奏愈来愈快,有人预言简练短小的作品将取代冗长繁复的作品,“只有门房和仓库管理员才看长篇小说”。而今看来,生活方式一旦变动,对文学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方式影响甚大,对体裁的影响较小。因为作家也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他比一般人更敏感,他的作品代表当代人的呼吸和脉搏,即使他写长篇小说,只要写得好,读者仍有心情和余暇欣赏容纳,他的作品仍可进入读者的生活。如果作者脱离时代,背离众生,即使是仓库管理员也读不下去,因为仓库管理员并非心如止水的古人。如今,作家们正面临题材和表现方式的革命,至于体裁,只有那么几种,他们又怎么舍得奢言淘汰?
胎生与卵生(1)
从前有一个秀才,整天抓耳挠腮、唉声叹气也写不成一篇文章。他的太太在旁“噗哧”一笑:“怎么你们秀才做文章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难?”秀才说:“你们肚子里有孩子,当然生得出孩子来;我们肚子里没有文章,怎么做得出文章?”这个故事用笑料点破了文学创作与怀孕生育两者的相似之处:作文的人必先“肚子里有文章”,一如妇人生育必先“肚子里有孩子”。故事里面的那个秀才似乎并不明白这层道理,他说“肚子里没有文章”,意思是胎儿乃有形之物,瓜熟自然蒂落;文章乃无形之物,何处扑影捉风?他这句话是理直气壮说出来的。殊不知写作是诚于中而后形于外,是作者的“腹中”先有了“内容”,内容组成形式,化为媒介,因此,“肚子里没有文章”恰恰是秀才对自己的嘲笑。
许多人说,蚌怎样生出明珠,作家也怎样产生作品。蚌在河岸海滩张开介壳,迎接阳光,它是无猜的,不设防的,没有预定计划的。谁知一阵风吹过,蚌肉里落进一粒沙子。蚌肉是那么细嫩,而沙子那么粗糙坚硬,真是一种难堪的侵害。蚌在受辱之后赶快把外壳合起来,关得那么紧,那么严密,可是它再也没有办法把已经侵入的沙粒排出去,那沙子摩擦它,伤害它,无止无休地折磨它,它只有从体内分泌出一种含有云母的粘液,涂在沙粒外面来减轻痛苦,云母干了,再涂一层,……再涂一层,专心致志,念兹在兹,直到有一天,那粒沙子变成了珍珠。
人在幼儿时期简直是个暴君,无论他想做什么父母都得依着他。幸亏他的欲望非常简单。等他慢慢长大,面对社会,他就逐渐尝到挫折的滋味。人,可以说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可与人言无二三”,有些重大的挫折造成“心的伤害”,终生隐隐作痛。在他心里有虫子咬他,热铁烙他,尖针刺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忘不了,抛不下,躲不掉。他刻骨地想,内在语言如潮海翻腾。他只好去做某些事情去减除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创作。
且拿失恋作例子。失恋是人生的一种挫折,受到这种挫折的人多半把痛苦藏在心里,他不让别人分担,别人也无法分担。他昼夜咀嚼苦果,吞咽苦汁,疯狂地思念那一切,越想越痛苦,但是不想更痛苦,于是拥抱那痛苦成了减轻痛苦的方法。起初,内在语言是混乱的,不成形的,但是,想着想着,在想了千次万次以后,他能在一段距离之外省察那痛苦,思念依然在循环不已地进行,内在语言却有了秩序和样式,想着想着,又想了千遍万遍之后,痛苦化入那语言作成的形式之中,翕然无间。有一天,内在语言变成了书面语言,痛苦也随着从内心移到纸上,藏在物质里。这就像婴儿脱离了母体一样,孕妇的灾难已完结,创造的满足随即到来。那失恋的滋味本来不堪一说,现在却有一种方法向天下的陌生人倾诉,非但不会招致讥讽,进而由他们分担痛苦,也由他们分享那痛苦解脱之后的了悟。但是并非所有的介壳类动物皆可生珠。有人在失恋之后整天打牌,有人因不能升级而终日饮酒,有人在阴历元旦那天心情不好,就拿起电话随便拨个号码,告诉对方:“你家有一个人马上要死。”有人听见别人生了孩子马上叹息:“又是一个讨债鬼!”因为他结婚多年还生不出孩子来。殷浩受了挫折,心中念念不忘,可惜只是在家“咄咄书空”,未能“珠胎暗结”。屈原行吟江畔,才念出来《天问》、《九歌》。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别人亏待他,迫害他,他却生出美,生出价值,生出人类文化的产业来,所以好的作家是国家社会一宝。
文学作品感性为表,理性为里,具体中见抽象,寓大于小。作家创作时或者从具体出发,或者以抽象为起点。一篇作品,如果因“心的伤害”而来,它的孕育过程乃是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而理性,因为伤害由生活的事件造成,而事件是具体的。安徒生号称“童话之王”,受举世推崇,但他的童年在别人的轻视与压抑下度过,并不“绚烂”,他的心灵的伤痕可以从《丑小鸭》中窥见。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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