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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的帮派文艺，强加于广大读者和观众，这“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侧目！这是事实，‘四人帮’的罪恶，是赖不了的。”
　　“四人帮”粉碎后，文艺虽然获得解放。但“四人帮”的流毒，依然不容低估。当前任务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坚决推倒‘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种种流毒，同时也必须为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换言之，也就是要做到题材的多样化，以及体裁和风格方面的多样化。茅盾认为，题材的多种多样，会引发多种多样的体裁，也会引发多种多样的风格。而一个具有多方面生活经验、富于创造性的作家，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并且也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他相信，在粉碎“四人帮”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之后，“我们的百花园里必将出现万紫千红的景象。而这正是‘双百’方针得到贯彻的必然结果。”
　　茅盾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四人帮”的又一荒谬理论，就是关于作品中的人物描写的脸谱化的创作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主角、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也就是说，这个英雄人物，必须是始终正确、高出于一切陪衬人物（这些陪衬人物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之上，比所有这些陪衬人物都伟大。换言之，即这个英雄人物不能犯错误，甚至也不能有片刻的犹豫不决。否则，就损伤了这个英雄形象。这是十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四人帮”所要写的“高”和“大”，“已经是给公式化、概念化大开绿灯；更要全，那就只能画脸谱，不是人物性格的描写。”
　　同样，“四人帮”搞的那套“脸谱主义”，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那就滥用得更加出奇了”。反面人物不仅面目灰溜溜，甚至衣服也是灰色的，“以至他一出场，连小孩都立刻知道这是个坏蛋。这不是在教育读者怎样辨别好人或坏人，而是在腐蚀读者本来还有的辨别能力。”
　　所以，茅盾表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从理论上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强加于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的精神枷锁，则是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首先必要的步骤。与此同时，供应广大读者以优秀作品，则又是粉碎精神枷锁、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必要而且有效的保证。”〔75〕
　　座谈会的消息和茅盾的文章见报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副主席表示不满。他甚至责问《人民日报》：你们批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专政”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怎么能推翻呢？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3）
但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并没有因为这位副主席的指责而停顿下来。紧接着，《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又邀请在北京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露江青同林彪勾结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
　　进入12月份，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势头更为强劲，《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贺敬之、丁玲、巴金在11月21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也连带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认为刘少奇干扰和破坏了文艺工作。在刘少奇还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两个凡是”没有被推倒的背景下，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不可否认，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新局面，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随即登上中国文坛。
　　就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后不久，该杂志第11期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教师看了小说之后，颇为感慨。这位教师也是班主任，体会可能会更深刻一些。正如这位教师所说，或许是工作岗位相同的缘故，所以，“一看到《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的小说《班主任》，就信手翻开了书页。”“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这真是一个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的开头。读下去后才发现，“它与我猜想的决然不同，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是却引人深思，震人心弦。”
　　这位教师认为，小说的作者“把故事的背景安排在1977年春天，寓意深长。严冬摧残，祖国的幼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春回地暖，有园丁的辛勤培育，它们将会蓬勃地成长起来，为祖国更美好的春天增添色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76〕
　　刘心武当过1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班主任》写于1977年夏，素材就来源于刘心武当教师的体验。据刘心武回忆，他在出版社当文艺编辑时接触过两部小说，其中一部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当地农村修路的故事。当时，“两报一刊”刚刚提出了“两个凡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这个标准，小说《大路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才行，可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怎么办？于是，刘心武特意跑到那个村子，告诉那里的农民，如何这般地编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惜，任凭刘心武怎样解释，农民就是无法圆满地编出这样的故事来。结果，《大路歌》自然也就不能出版了。这件事给刘心武的触动很大，他由此产生了放弃胡编乱造、力求写真实生活的想法。
　　这年夏天，刘心武在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偷偷地创作起《班主任》。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77〕
　　写完之后，刘心武自己看了一遍，难免“心里直打鼓”，因为他明白，这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发表欲的强烈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打算把稿子寄出去。没想到，在邮电局却遇到了麻烦。那位女工作人员把刘心武的大信封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信封，便神情严肃地告诉刘心武，稿子里不能夹带信件，否则要收一元钱。刘心武一想，这可就划不来了，因为稿子当印刷品邮寄不过才几分钱。这位工作人员居然要一元钱！一气之下，刘心武索性不寄了。随后找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拿出稿子，“再仔细看了一遍，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最后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78〕过了几天，他找了另外一家邮电所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最后，由张光年拍板，这篇小说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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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4）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映颇为强烈，尤其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影响就更大了。那时，《人民文学》每发行到一处，那里的读者就会来信。从当时的反映来看，褒贬不一。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这些著名作家，“很快站出来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批评说，谢惠敏这个人物歪曲了团干部和进步青年的形象。也有人表示不满，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一片光明。有人甚至给有关部门写信，指责小说是“解冻文学”。
　　这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又在大力介绍《班主任》，称刘心武是中国“伤痕文学之父”。而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当事人侧目”。因此，刘心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79〕
　　就连外国人也有同感，多年之后，有位日本朋友见到刘心武还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了？”
　　应当承认，刘心武写这篇小说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20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有‘闯禁区’的意识。因为，如果我还是个中学教师，可能我不懂；但那时我当编辑了，在那个敏感的圈子里，我知道有话要说，知道有点儿冒险，也感到有点儿怕。”〔80〕当他寄稿子的时候还想到其中的危险，正如他所说：“我的政治生命也全在这里面了”。〔81〕以致20多年后，刘心武回忆起来还觉得“恍若一梦”。
　　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带头讲出了‘人人心中有’，却一时说不出或说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说，它是一篇承载民间变革祈求的文章。”〔82〕
　　对于这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有较高的评价。荷兰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样写道：“在新作家里，刘心武是第一个批判性地触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给作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综合后果。”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称赞说：“伤痕文学”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实际上的宣言书，应推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83〕
　　国内的一位评论家在谈到这篇小说时也颇为动情地说：“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84〕
　　但是，“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概念的命名，是青年作家卢新华于1978年8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定下来的。小说通过上山下乡知青旺晓华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和“血统论”给社会造成的伤害。
　　小说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争论。陈荒煤评价说：“《伤痕》排除了‘四人帮’的毒焰，一扫帮气作风，不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选取了一个触动千千万万读者心灵的题材。”
　　“伤痕文学”推动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进而推动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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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1）
说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能不提到一份刊物，这就是胡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是这份一开始并不起眼的小刊物，在发表了一篇举国瞩目的文章后，它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早在延安时期，胡耀邦曾邀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毛泽东很快就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短文《反对自由主义》，但它最早发表在胡耀邦主办的油印刊物《思想战线》上。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毛泽东准备等王明回国后再同他论战。胡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就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就对付不了王明路线，打不开抗日战争的局面。
　　胡耀邦由此联想到，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准备，也就无法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于是，他萌发了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后不久，中央党校召开了整风会议。6月4日，即会议结束的当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只有10个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央党校的教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创办刊物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酝酿了好几个星期。胡耀邦建议，先找几个人筹备，其中包括孟凡、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等四人。胡耀邦还表示，在创刊的两个月里，每一篇文章都由他来定稿，至少负责搞两个月。〔1〕
　　据胡耀邦身边的人回忆，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党校只让干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找来10多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按劳分配的问题。讲完之后，整理成《谈谈按劳分配》。他是这样考虑的，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只让他们读那几篇经典著作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一讲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是，胡耀邦在发表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之后，就决定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新问题很多，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2〕
　　6月6日，胡耀邦把刊物编辑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了第一次会议，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刊物的内容宁可少一些。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最多两篇，只发理论文章，政策问题少涉及一些。二、三天出一期，每个月出9至13期。刊物的名称叫《理论动态》，这是一个面向党内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内部刊物，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同志、各省的干部，还有党校的同志，以及理论部门的工作者。在6月22日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如果二、三天出一期来不及的话，就改为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大约2000字，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000字，三、四页纸。在谈到刊物的作用时，胡耀邦表示，第一，使领导干部及时掌握理论研究方面的动态；第二，澄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辅导问题。此前，《人民日报》于5月1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写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其中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所以，在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吴江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说，第一，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当做整“走资派”，否则会被某些野心家用来“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方面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1。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2）
胡耀邦听了很高兴，称之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3〕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耀邦已经准备了几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胡耀邦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在这时，吴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极大兴趣。所以，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当天晚上找到吴江，让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内的文章，准备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根据原先的安排，《理论动态》第一期准备于9月出版，因为那时中央党校正好开学。考虑到邓小平在此之前已经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所以，胡耀邦决定将《理论动态》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吴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随后，他把文章送给了胡耀邦。文章于7月14日打印成清样，胡耀邦看过之后，让他的秘书将文章送到了印刷厂。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表了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编者还加了一段说明：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过程中，同志们针对“四人帮”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提出了不少问题。7月12日，我校邀请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谈。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提出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很好地弄清楚，特将他的发言刊登……
　　这期《理论动态》共印了300份，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确定的。据当事人回忆，中央党校的同志拿到刊物后，“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将这一情况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同样很高兴。〔4〕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吴江回忆说，胡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