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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1978-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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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的实践，毛泽东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向毛远新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0〕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3。 “两个凡是”出台（2）
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几天后，他在西北组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更好。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是华国锋为自己确定的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的奋斗目标。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自己树立的第一个政治形象。他在讲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还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华国锋为什么强调不要算“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如果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之所以迟迟没有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原因也就在这里。华国锋还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江青他们代表不了。他还提醒说，要教育干部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就会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一部按照“左”的观点编辑的著作，尽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不少文章还是带有“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左”的观点。
毫无疑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本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华国锋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明确指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却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来就是“左”的产物却当做右的东西加以批判，这就维护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四人帮”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认定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并且把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当做“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31〕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理论走向绝对化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之后，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而且贯穿于各个方面。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反复地宣传和强调。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提出：“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9月18日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表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10月24日，北京市100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吴德在大会上讲话说，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我们同王、张、江、姚斗争的实践表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吴德表示，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3。 “两个凡是”出台（3）
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强调了“三个坚持”。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大寨本来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后来却成了毛泽东树立的一面旗帜，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华国锋也照样把这个“左”的东西继承下来了。12月2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宣称：这次大会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促进大会，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和行动的大会。”他再一次表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担心的仍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继续强调了“三个正确对待”。
华国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集中体现在“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此，邓小平后来评价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32〕
在解决“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各条战线都要以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33〕这一系列有关方针和政策的提法，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其实有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有人认为，华国锋对中央宣布部门负责人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但是，于光远表示，“两个凡是”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他不知道。他认为最早公开宣布“两个凡是”的人应该是吴德。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
不过，于光远认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党外讲这么重要的观点，在党内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之前某一次中央的小型会议上应该有人讲过。但这只是一个推理，没有材料证明。所以，于光远说，吴德的讲话是他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34〕吴德是这样说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实际上，在吴德的讲话之前，即10月26日，华国锋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
于光远说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所提到的“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版本。于光远后来说，这是“两个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种提法。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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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凡是”出台（4）
对于这段历史，耿飚后来回忆说，他离开中央广播局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他负总责。李鑫也在宣传口兼任了一个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
耿飚还说，汪东兴把华国锋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35〕
耿飚接到社论后，找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了讨论。他说，刊登这篇文章，就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36〕但是，听了李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之后，觉得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
这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批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当着十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面，评说姚文元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现，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有这样一句话：“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把“净”字写成“尽”字。于是，有人提出把这个字改正过来。可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个字万万改不得。结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照原样编排，那个错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从11月30日吴德的讲话到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越来越明确。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还在依靠“两个凡是”来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旗帜”，华国锋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
随着1977年新年的到来，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左”的战略决策，这就是“抓纲治国”。197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称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阐明和捍卫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的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竟被华国锋继承下来了。华国锋据此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华国锋甚至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的一种演绎。
3。 “两个凡是”出台（5）
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等几篇社论，宣传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论中，除提出“两个凡是”外，还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实际上，也就是“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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