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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在谈起这一刊物的作用时说，别看这个刊物小，办好了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15〕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起来后，《理论动态》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至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谈话时颇为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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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6）
几乎就在同时，邓小平对胡耀邦夸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17〕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1）
“两个凡是”提出之后，很多人开始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真理标准问题被搞乱了。为此，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风派人物”。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其中说道，这种“风派人物”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聂荣臻、徐向前分别写了纪念文章。聂荣臻在文章中说，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他甚至表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做行动指南，“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18〕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要求学员在学习中，“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他还说，“四人帮”这一伙人搞乱了很多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所以，“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我希望同志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他在讲话中还表示，要组织力量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结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9〕
　　叶剑英也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毛泽东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我们党树立了优良的学风。这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关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叶剑英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还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他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20〕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他和叶剑英提出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要求，不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显然是华国锋不愿看到的，他后来因此而做了自我批评，也因此而不得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研究这一课题。所谓“三次路线斗争”，一次是指刘少奇，一次是指林彪，再一次就是“四人帮”。这是当时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刘少奇显然不能算一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这里涉及一个研究的标准问题，为此，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一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看实践。
　　可是，对于这两条原则，中央党校的一些学员却理解成两个标准。一是毛泽东的指示；二是实践。按照第一个标准，过去的冤假错案也就不能平反了。
　　而且，中央党校研究小组提交的有关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几乎照抄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讲话。实际上，华国锋的讲话本身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尤其是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胡耀邦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12月初，他在一次校党委会议上提出，不要以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什么‘论’啊？”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研究，“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21〕他随即解散了这个研究小组，由哲学教研室的吴江牵头，重新成立了一个小组。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2）
12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新的研究方案。他说，怎么研究？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也就是方法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失去方向。他要求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事实。而任何脱离实际，断章取义的行为，“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耀邦建议先草拟一个“讨论纲要”，以便进一步讨论。〔22〕
　　1978年1月18日，吴江和其他几个人把提纲起草好了，并送给了胡耀邦。他看过之后肯定了提纲的“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他建议再修改一下。
　　3个月后，第二稿拿出来了，这就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到，1。　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2。　应当以实践为检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23〕
　　随后，中央党校让在校的800名学员讨论这个提纲。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提出，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但也有人主张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为依据评价“文化大革命”。
　　那么，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实践？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据孙长江回忆，他和吴江当时都认为，两个标准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是糊涂观念，应该澄清。他们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孙长江在命题的时候就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思想混乱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他们又取掉了其中的几个字，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常识问题，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问题，在30年前的中国，竟然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可以肯定地说，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是当时参与者的一致看法。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的王强华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开始拨乱反正，但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大家都在冷静地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如果不破除“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一观念，那么，包括“###”在内的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于是，从根本上驳倒“两个凡是”，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制造舆论，就成了现实的必然要求。〔2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谈到写作这篇文章的经过时也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后，正在全国开展的拨乱反正降温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要批判“两个凡是”，开始酝酿写文章。“我写实践标准这篇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推翻‘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25〕
　　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是应王强华之约。两人后来对文章的写作均有回忆，但在写作时间上有出入。据王强华回忆，他约胡福明写这篇文章“真是很偶然的”。1977年8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研讨会，邀请《光明日报》派人参加。考虑到王强华是南京人，而且《光明日报》理论部也在为拨乱反正作舆论准备，于是，王强华就去了南京。在研讨会上，胡福明发言，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王强华觉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较解放。所以，在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胡福明，想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文章，内容是关于批判“四人帮”、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但没有确定具体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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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3）
“不久，大约是1977年10月，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子，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女人也是生产力’的，另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看了第一篇稿子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认为第二篇文章立论可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战斗性不太强，于是就写信让胡福明修改。〔26〕
　　胡福明回忆的时间是在6月初，当时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开展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发言，论述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会后，经别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王强华同志，他似乎支持我的观点，并约我写文章，但没有提出题目，因而我于1977年9月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给了王强华。”〔27〕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胡福明有过详细回忆。据他说，在确定选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给“两个凡是”找一个“替身”。而这个“替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人皆知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人反对了。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从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出一个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原理来。“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指示当做先验的东西，无需经过实践检验。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是先验的，不需要检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于是，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主题。
　　文章从酝酿到完成，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成型。7月底，初稿已经完成。据胡福明说，这篇文章，是他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自己选定的题目，自己形成的主题，自己提出的观点，自己寻找的材料，自己拟定的提纲，自己撰写的文章。到1977年6月至8月，写成了七八千字的文章，于9月寄给了《光明日报》。
　　胡福明寄去的这篇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学说、理论、路线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则应予否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觉地根据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学说，证实、发展真理，修正错误；（三）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是唯心论，流毒很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
　　可是，文章寄出4个月后仍没有消息。直到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一封信和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文章已经粗略地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你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此外，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胡福明却有自己的看法，在作了一番推敲之后，他认为，这样写不会有副作用。至于坚持真理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的主题，“也不宜改变”。所以，他第一次对文章“修改得很少”。为避免授人以把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胡福明按照王强华的建议又作了几次修改。
　　3月13日，王强华致信胡福明：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联系实际较少。为了使文章更具有战斗力，“请适当增加联系实际部分”。他在信中还说，由于“四人帮”多年来靠片言只语吓唬人，使得一些人“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从概念出发，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他希望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考虑能否把这样意思的话写上”。〔28〕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4）
根据王强华的建议，胡福明在修改文章时又加了一大段文字，其中提到：十年间，“四人帮”主观主义横行，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明知不符合实际，也不敢从实际中引出新结论；遇到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翻书本、找语录，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管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不问能否做好工作；“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胡福明还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4月2日的清样出来后，“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作标准”等几句话却被删掉了。这几句话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编辑为什么把它们删掉了？据胡福明推测，编辑之所以这样做，表明他们“既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又不便把话说得太明白。”〔29〕
　　这时，还有一个人也在写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应《人民日报》之邀，写了一篇题为《哲学和宗教》的文章。
　　此前，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张德成以“张成”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这篇文章并不长，不到2000字。作者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他说，哲学家们曾提出过各种真理的标准。笛卡儿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上的公理那样清楚明白的，才能叫做真理。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究竟怎样才是“清楚明白”，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王阳明把“良知”定为真理的准则，“那就是一切凭良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其结果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用主义者声称，“对我有用的就是真理”。基督教徒们则把耶稣的话奉为真理，一切都要拿《圣经》作标准，《圣经》上反对的就不许做。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就在于“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也指出：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