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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学院的几位著名教授，他们的学术思想我不懂，也没有资格评价，但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有很深的人文情怀。朱苏力、*都是如此，他们的著作我都拜读过，不管我是否赞同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表达都大大方方，从不故弄玄虚。吴志攀也是如此。有一次朱苏力对我背诵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开篇，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背呢，从此不敢在法学家面前太牛。而吴志攀在回忆何芳川的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看到《暴风骤雨》、《红旗谱》、《艳阳天》和《白鹿原》这样的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或较长历史过程、拥有综合的社会观察视角的文学作品时，总会被其史诗般的气势所震撼……”（76页）我一下就想到，对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的法学家，不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且一定是一个对人民疾苦恫瘝在抱，对社会公正极力追求的良心学者。从二十年前开始，法学界的一些激进人士开始叫嚣杨白劳死了活该，因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更有甚者，笑谑曰喜儿就应该嫁给黄世仁，不嫁给黄世仁就是“仇富”，就是敌视“先进生产力”。幸好我们还有一大批优秀的法学家没有忘记，法律从来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无论革命、自由还是*、法律，都不能比“人”更高，更不该成为束缚人的绳索。在《假若危机明天来临》中，吴志攀说亚洲人不能做美国梦，并自忖道：“我过去有时可能会忘记康德的名言，但是现在我不敢忘：人只能是目的，永远都不能是手段。”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共识的今天，这句话值得每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大声朗读三遍。
　　吴志攀在《呼唤“手工精神”》中说他曾经想设计一种笔记薄，
　　“插页用毛主席的‘老三篇’中的警句，或用《论语》、《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或用《水浒传》中的人物绣像……”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其开阔的文化视野，豁达的时代胸襟。能够超越具体的时代立场，才会让思想飞得高，落得实。在最后一篇《学生是谁？》中，吴志攀强调：“对学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健康、道德、审美、热情、兴趣、爱好，如果他善良、诚实、忠厚、和助人为乐，那就不在乎考试是不是能拿高分。”（177页）此言所包含的精神，不就是活生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么？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之外的秩序、体制、规定、数字为本，是毛泽东跟那些铁血官僚的一个重要区别。
　　吴志攀跟朱苏力等人一样，属于多才多艺之辈，文学之外，绘画的造诣也很高。倘若潜心于丹青，绝不是那种十几幅字画才卖6万块钱的滥竽充数之辈。北大教授，艺多不压身的大有人在，再多几门绝技也不值得张扬，也没有人敢妄称大师。人们钦佩的是那些艺高之后，不是胆子大了，而是胸怀大了之人。吴志攀在光华管理学院EMBA毕业典礼的致辞中，呼吁同学们关注“几亿农民兄弟姐妹的就业问题”，他最后说：“无论事业做到了多大，也无论地位有多么荣耀，都请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忘记你们的历史责任！”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为学之道、为师之道，是闻不完、问不尽的，但是把握住以天下苍生为念，我们就跟前辈的圣贤一起，站到了那条道上。
　　

张教授光辉一生
博古通今、德隆望尊之学界大师张正统先生不幸仙逝，弟子门人总结其光辉一生卓越成就如下：
　　1、生下三月便会哭，饱尝人生之酸甜苦辣，真具菩萨心肠也。
　　2、未尝上过幼儿园，全凭自学成材，12岁时直接升入小学一年级，早慧远近闻名。
　　3、中小学凡12年，不曾领受任何奖励与处罚，不曾屈就任何官职与闲差，不曾升级与降级，各科成绩始终高于60分而低于70分，恰合于庄子“材与不材之间”之妙境，洵少年得志也。
　　4、大学期间一鸣惊人，穷四年之功，写成长达876字（不计空格）之处女作《论西瓜是圆的》，深得学界前辈胡图崇大师器重，保送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5、攻读硕士期间，刻苦钻研，勇探新路，写成1752字之硕士毕业论文《西瓜是圆的初探》，轰动学界，被誉为字字扎实，无懈可击。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致殷切希望他在攻读博士期间继续深造。
　　6、三年后，写成3504字之优秀博士论文《关于西瓜是圆的之研究》，赢得国内外舆论争相赞赏，被树为学风稳重、严谨求实之学者楷模。遂留校任教，三月后破格聘为教授，又一月后任博士生硕士生导师。
　　7、又五年后，出版代表作《西瓜就是圆的》，高屋建瓴，资料详实，引用图书论文1万余条，并搜集世界各地圆形西瓜彩照1000余幅附录，铁案如山，堂堂正正。被译为81种文字，先后荣获国家优秀著作奖、大不列颠皇家百科著作奖、日本大东亚文化共进奖和联合国世纪文明奖。
　　8、40岁时，申请国内外巨额资金，创建“圆形西瓜研究中心”，编制108人，亲自担负主任之艰苦职务。下设5个课题研究组和两个挂靠研究所。出版专业月刊《顶瓜瓜》，定期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培养博士1个加强营，硕士1个整编师，学士1个集团军。
　　9、45岁时，出版《圆形西瓜研究大系》一百卷。装潢精美，手感舒适，柔韧性好，透气性强，被国务院礼宾司指定为一级外交礼品。亦成为工商企业界成功人士、广大新婚再婚夫妇和各种娱乐休闲场所的收藏佳品。
　　10、50岁时，在上级领导一再关怀和亲朋好友大力干涉下，与36岁之女博士生李美瓜小姐自由结婚，并亲自指导其博士论文《西瓜为什么这样圆》。
　　11、从50~60岁，连续出版10部永垂青史之煌煌大作：《西瓜为什么是圆的》，《怎样发现西瓜是圆的》，《西瓜圆而黄瓜长之奥秘》，《西瓜只能是圆的》，《不圆的不是西瓜》，《西瓜圆圆曲》，《西瓜不圆是无天理》，《驳斥西瓜非圆论》，《圆满的西瓜》，《普天之下莫非圆瓜》。另有旧体诗词集《欲知瓜圆否，待到破瓜时》一册，随书赠送音乐版光盘。
　　12、60岁寿诞暨全体弟子门人欢聚之日，其学界夙敌弼马温教授等，派人送来正方形西瓜一箱，金字塔形西瓜6座，金箍棒形西瓜12条，及大饼形西瓜24张。张正统先生一见，大呼妖孽，鲜血狂喷，一头栽倒，其圆形之脑瓜当场碎裂，不治身亡。正是：一生瓜葛身先去，重整瓜香待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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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脆弱
上一个千年的最后一片红叶飘落的时候，我把一本书稿交给了中国电影出版社，取名《空山疯语》。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特别脆弱的意思。你想，连疯话都得跑到空山里头说去，还不脆弱吗？”没想到，话音未落，中国电影出版社就公然“剽窃”了我的创意，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一本怪书，名字就叫《脆弱》，作者是“橡子”，含义为“像你”，意思就是公开剽窃你、气死你的意思。
　　本人深受武侠小说之害，每遇冤屈，不喜欢对簿公堂，而是喜欢暗中报复。窦尔敦在《坐寨》中唱道：“大丈夫仇不报枉在世上，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一场！”于是，就仔细阅读这本怪书，希图搜剔出一二反动言论，把它一家伙告进衙门，给它个满门抄斩，嚓！嚓！何其快活乎哉也么哥！
　　然而一篇读罢，却发现这家伙并不值得报复。这本书号称是“融合了思辩、叙事和梦的诗体小说”，但我们革命人民都知道，“思辩”、“梦”，还有“诗”，都早已经定格成20世纪80年代的化石，用书里的话说，“被时代屙在边缘上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叙事”，紧握住时代的马尾巴，在90年代的戈壁上被拖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脆弱》的阅读过程，对8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是充满忧伤的回忆。那种弥漫在宿舍楼道里的诗情画意的情欲，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高贵，那种对未来和理想的自信，还有那辽阔的蓝天，那草坪上的吉他，那无处不在的现代派……但如果对9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则可能就是一个傻冒的自伤自怜。一事无成还道貌岸然、自作自受还伪装先锋、秋天的知了冒充大尾巴狼、离美女二十米就早泄楞夸口是“*大虫”……所谓“脆弱”，就在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凸显了出来。
　　作者是80年代北大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他把80年代北大所赐予他的全部功夫都竭力演示在这里了：九死不悔的追求，敏锐的意象捕捉，对语言和生命的双重探索。如果出版在1989年以前，此书极有可能成为轰动的时代经典。然而在中华世纪坛巍然屹立的今日，任何思考和探索都已被当作消费形式之一种。业已被中产阶级学者野蛮霸占的大学校园，把橡子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诗人驱赶到了风沙扑面的大街上。曾经有一个时代，思想者被迫自己发现“我有罪”。现在，则是思想者主动承认“我脆弱”。在这样的心态下，《脆弱》的笔调颇有几分不自信，经常流露出由90年代处境所产生的自嘲。作者在书后的访谈中乐观地觉得：“当我说出脆弱的时候，我已经被拯救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80年代的思维表达。而我倒是从作者的脆弱中，看出了一份脆弱的反面——坚强。因为作者对于所谓的“脆弱”，显然并没有采取认同和欣赏的姿态。在交出了这份脆弱的自白之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底色，那就是，对初始信仰的毫不动摇。
　　金庸《天龙八部》里有个信仰坚定的年轻和尚虚竹，他在遭受暴力劫持的情况下，连破了荤戒、酒戒、*、杀戒，他对自己的“脆弱”很恼怒、很无奈，但他没有因为破了戒就动摇对佛的信仰，他仍然以一名优秀和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是在这里，金庸写出了人性真正的坚强。《脆弱》的作者也是一样，80年代的戒律，他恐怕也有意无意破了不少了，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脆弱。但是戒律本来就不是永恒的，戒律从来就不是目的。在一个只讲戒律、不讲信仰的时代，小心地收藏好自己的信仰，这虽然谈不上伟大，但这实在是一种坚强。
　　当然，坚强是没有必要炫耀的。找一座空山，吼几句疯语，就足够了。读到最后，忽然发现《脆弱》一书原来的名字叫做《近似深渊的无边蔚蓝》，这不就是“空山”的意思吗？好，橡子，你又欠我一回！
　　

红肿的桃李
鲁迅曾有名言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随感录三十九》）
　　张者的长篇《桃李》，内容煞是“好看”，而书名略显高深。在我看来，《桃李》不属于以叙事技巧取胜的“先锋小说”，也不属于张恨水、琼瑶式的“通俗小说”，而是颇近似于我们传统概念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批判现实主义”不等于叙述者持有明确的批判口吻和立场）。尽管作者一再声明他写的不是北大，也不是南大或者西师，但多数“北大人”和关注北大的人仍会毫不犹豫地、下意识地在该书与北大之间架设起一座浮桥。事实上，《桃李》一书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乃至细节都是北大真实发生过的。比如，法律系著名博导因*事件被杀一事，就是几年前北大几乎人人皆知的真事，我在一篇批评北大的文章中也曾提及。应该指出，《桃李》所引起的较大反响，不是源自叙事艺术，而是来自小说徐娘半掩的暧昧所指，也就是说，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明显要大于它的文学意义。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和批评《桃李》，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部小说的价值。
　　《桃李》所着力描写的某高校法学院从导师到研究生为金钱美女而学术，为追名逐利而钻营的故事，不论是否完全以北大为蓝本，事实上，都有力地揭露出了当今高校*阴暗的一个侧面。我们身在高校工作学习的人，所了解和掌握的内幕比《桃李》所写要更为深广，但是我们却未必能够像《桃李》这般去写，胡续冬博士爽快地指出：一看《桃李》，就知道作者不是在北大读过本科的人。胡续冬可能是从校园氛围和“北大气质”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而我同时还感觉到作者对北大或其他类似高校，似乎缺乏一种“爱”。像我这样在北大读了十年书的人，对高校内部丑陋的一面，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与日俱增的丑陋现象既所知甚多，也经常痛心疾首，但我们这些人显然不会选取《桃李》这样的笔法和态度去写，用曹文轩老师的话来讲，是“下不了手”。我想，这恰好是《桃李》作者的优势所在，同时也可能正是他的弱势所在。我的《47楼207》等校园系列作品，被当今的很多年轻读者看作“遥远的神话”，他们会觉得我所写的大学校园太浪漫、太高雅、太天马行空。殊不知，我那种看似轻松自然的描写其实正是与当今每况愈下的高校现实的一种抗衡。对八十年代的深情礼赞，本身正蕴含了对九十年代的愤慨和控诉。《47楼207》一文中曾经戏言说这是《狗日的北大》的一部分，结果不断有读者询问《狗日的北大》何时出版，但是因为“下不了手”，我其实一直未曾动笔，至今仍愧对热心的读者。然而今天我终于可以轻松愉快地告诉大家：《狗日的北大》已经问世啦，这就是张者的《桃李》。
　　所以，在我等心软之辈看来，《桃李》一方面深刻触及了多种阴暗的现实，另一方面却没有充分表现出高校中仍然健康纯洁的力量和希望。这样的批评话语可能有些陈旧，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作品机械地去反映所谓“光明与黑暗的交战”或者炮制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说《桃李》目前的描写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并没有写出高校精神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类文学作品”向校园的一个延伸。尽管书中的许多细节和案例都有真实的原型，但这并不能保证小说能够传达校园生活的神韵。《桃李》在很大程度上过于合乎高校之外的人对高校生活的“想象”。那些未经深入挖掘的现成材料可能恰恰使书中“桃园”、“李园”的生活停滞在一个新闻化的层面，观察和叙述的视角表面上是由内向外的，实质上仍是由外向内的，因此，小说中的“我”（研究生之一）总是处在半遮半掩，既没有故事，也没有情感的一种尴尬状态中，这并不是由于作者故意采取了所谓冷静客观的叙事手法，而是作者无法把握自己对叙事对象的真实态度所造成的。作品的结尾是*的博导被“捅了一百零八刀”而死，似乎是恶人有恶报，很合乎传统的道德判断，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其实是展览多于批判。从社会效果上看，《桃李》无疑有助于深刻认识我国的高校*和司法*。但与此同时，《桃李》所铺陈的可怕图景也可能使读者产生未必准确的判断和绝望。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说我们大学里的老师都是“邵老板”这样的堕落学者？难道说我们国家一部部庄严的法律都是这群毫无庄严精神的学匪们参与制定的？难道说成千上万的官司都是由这些专门擅长钻法律空子、专门擅长“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律蛀虫们背后操纵着？那我们的法律、教育岂不是暗无天日，万劫不复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体会出《桃李》这个书名的反讽意味，这部小说写的其实是——桃李劫。
　　如果真正面对高校*问题的话，可能金钱美女并不是高校*的典型表征和真正关键，某种“桃李精神”的失落，可能才是更为核心的所在。《桃李》一书对此也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涉及，特别是主人公邵老板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一个昂扬纯洁的文学青年，他由中文系学生演变为一名法学界的花花太岁，此中包含的时代精神的奥秘，我以为是张者的精彩之笔。《桃李》是张者的第一部长篇，我对作者的希望不是写出什么更先锋、更前卫的现代派作品，而是更深刻地展示出那些烂桃败李下面的土壤和肥料。我相信学养丰厚的作者具有这样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