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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徵，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追呼尤觉难堪。但路局以路亡地亡之说惊哧愚民，遂不得不从。川省民力较纾，尚能勉强担负。湘民本非饶足，若数年之间，强逼百姓出此数千钜万之重赀，而路工一日不完，路利一日无著，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是以幹路收归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使其土货得以暢行，民间渐资饶富，此枝路之可归民有者又一也。”
　　疏上，下所司议行。诏曰：“中国幅员辽阔，边疆袤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谘谋，军务之徵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纷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幹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趕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奏：“粤、川、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收回，由度支、邮传两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釐给息。嗣后如有馀利，按股分给。倘原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其不原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其亏耗之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馀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本，照本发还。其米捐、租股等款，准发给国家保利股本。鄂路商股，并准一律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馀万两，原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从之。诏停川、湘两省租股。起端方以侍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其粤汉、川汉，英、德、法三国借款，亦即签订。

　　方幹路收归国有之诏既颁，湘、粤人士群起譁譟，力谋抗拒，顾未久即定。护川督王人文代陈川谘议局请缓接收川路，诏旨斥之。川人罗纶等言：“部臣对待川民，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人文复据以上闻，仍严斥之。未几，以赵尔丰署四川总督。川人因路事持久不决，始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发布自保商榷书；继则集众围攻督署，再攻省垣。遂命端方率军入川。又以川事日棘，命前粤督岑春煊赴川办理剿抚。春煊既受命，请以现金偿川省路股，桂抚沈秉堃亦以为言，部议借英金三百万镑，不能决也。春煊至鄂，会成都围解，称疾不往。

　　御史陈善同上章，请罢斥邮传大臣盛宣怀，以弭巨变。疏言：“窃维国以民为本，自古未有得民心而国不兴者，即未有失民心而不危者。传曰：‘众怒难犯。’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中消息至微。此次以铁路幹线归国有，政策本极相宜。比者屡诏蠲除各项杂捐，所以恤民者，固已仁至义尽。而湘、粤等省人心惶骇，扰扰不靖，川患且日以加剧者，则以邮传大臣盛宣怀于此事之办理实有未善也。各路商办之局，其始皆历奉先皇帝谕旨，根据大清商律。如欲改归官办，自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递收，于国于民，方为两利。今盛宣怀事前毫无预备，徒仰仗借款，突然将批准各案奏请一律取消。各路以十馀年之经营，千数百万之筹集，一旦尽取诸其怀而夺之。而所订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钜，债权之重，又著著失败，予人口实。各省人民，痛念前劳，怵心后祸，宜其奔走骇告，岌岌若不终日也。查给事中石长信之请定幹路、枝路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之覆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二十二日。似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发生也者。举办此等大事，乃平时漫无布置，出以猝遽如此，反使朝廷减轻民累之恉晦没不彰。而复不能审慎临机，强令宜归工程每月工项仍由川款开支，实与五月二十一日上谕‘川路仍存七百馀万，原否入股，或办实业，并听其便’等语大相违背。必欲使我皇上体恤商民之恩，壅遏之不使下逮，陷朝廷以不信，示天下以可疑，群起抵抗，何怪其然。幸以国家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沦浃人心，故虽众怨交集于盛宣怀，终无敢有归怨朝廷者。比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馀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者近万人，誓与路为存亡，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泣下。合十馀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输，学堂停课，商民罢市。各户恭设先皇帝灵位，朝夕痛哭，人无乐生之心，士怀必死之志，愁惨萧条，如经大劫，至可怜念。夫今日皇皇失所之穷民，皆国家｛袁皿｝々在疚之赤子，情形狼狈至此，我皇上闻之，必有恻然动念者。若不亟为拯救，万一相持不解，稍延时日，或有不轨之徒，从中鼓煽，强者并命于寻仇，弱者绝望于逃死，众志一睽，全体瓦解，终非国家福也。现在湘、鄂争路，馀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又岂止于路不能收而已。顷者我皇上谕派鄂、粤、川、湘等省督抚，令于所辖境内铁路事宜各得会同办理。盛宣怀刚愎自用，不洽舆情，已可概见，应如何惩处，以儆将来。至川民争议，久悬不断，终虑酿成钜变。应责成督办、会办各大臣，酌度情形，妥速维持，以息众喙。”时宣怀入为邮传大臣，幹路收归国有、及息借外债筑路、处分四省路股，实主其事，故善同及之，语至切直。

　　疏入不省。而川省温江等十馀州县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所至焚掠，势极猖獗。大军击退之，旋据崇庆、新津、彭山，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邛州军队譁变，汶川县署被毁，命湘、鄂、陕诸军赴援。会鄂事起，川乱愈亟，以岑春煊为川督，而川省旋为民军所据，端方、赵尔丰均及于难。乃罢盛宣怀以谢川人，而国事已不可为矣。

　　盖论办路之优劣，官办则筹款易、竣工速，自非商办可及。而外债之亏耗，大权之旁落，弊害孔多，亦远过于商路。惟京张铁路，以京奉馀利举办，詹天佑躬亲其役，丝毫不假外人，允为中国自办之路。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统计官办之路：京汉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万万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馀元。京奉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零八十八万四千馀元。津浦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馀元。京张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馀元。沪宁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馀元。正太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十二万六千馀元。汴洛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道清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馀元。广九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馀元。吉长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萍株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馀元。齐昂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馀元。商办之路：浙江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馀元。新宁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馀元。南浔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馀元。福建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馀元。潮汕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馀元。其借外债所筑各路，惟京汉届期赎归我有，其他则尚未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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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网站推出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回首页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回首页志一百二十五
　　○交通二
　　△轮船
　　自西人轮船之制兴，有兵轮，有商轮。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与英吉利订江宁条约，而外轮得行驶海上矣。续与订天津条约，而外轮得行驶长江矣。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于时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

　　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论者谓妨河船生计。鸿章谓当咸丰间河船三千馀艘，今仅存四百艘。及今不图，将利权尽失。请破群议力行之。十三年，鸿章又疏言：“同治间曾国籓、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商人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同治七年，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本年夏间，臣于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硃其昂酌拟轮船章程。嗣以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当令硃其昂回沪设局招商。商人争先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艘。经臣咨商浙江督抚臣饬拨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以免藉口。若从此轮船暢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疏入，报可。

　　先是闽厂专为制造兵轮而设。学士宋晋言糜款过钜，议请罢之。事下，鸿章力持不可。略言：“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至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也。”又言：“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曾国籓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现与曾国籓筹议，中国殷商每不原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钜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闻华商原领者，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饬各省筹办。”疏上，下所司议行。

　　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硃其昂主其事，道员盛宣怀佐之。其昂以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徠商股，入赀者极为踊跃，宣怀亦援粤人唐廷枢、徐润董局事。购船、设械、立埠，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觕具。光绪元年，鸿章奏奖其昂等有差。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始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初拟购旗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力，需银二百数十万两。商本无几，不足以应。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之说，力陈于江督沈葆桢。葆桢为所动，拨银百万以济，论者咸谓是举为失计，至以“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为喻。事后募集商股，应者寥寥，仅得银四万者以此也。御史董俊翰言：“招商局每月亏至五六万两。致亏之由，因置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钜，必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无虞折耗。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货少。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祗宜量为变置，使所出之数不至浮于所入也。”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整顿招商局务，语涉宣怀。疏下江督刘坤一，言宣怀于购旗昌轮船时，声言有商款百馀万，实无所有，有意欺谩，冀获酬金，请夺宣怀职。复请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赢馀作海防经费。疏入，均不报。

　　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绪六年，应分期拔还。乃偿已逾半，复假洋债。鸿章言兼筹并顾，招商局力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帑，格于部议。嗣以递年清还，而商股尚达四百万两焉。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三艘。嗣承领闽、沪两厂，购之英国，增至十二艘。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遂与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公司。赀本过钜，收入转微。

　　是年，以言官劾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谕李鸿章及江督吴元炳澈查。鸿章等奏言：“轮船招商局之设，乃各商集股，自行经理，已于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与他项设立官局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惟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事体重大，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光绪三年冬曾将商局事宜筹画整顿复奏，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帐，就近分赴沪洋各局清查帐目，如有隐冒，据实奏请参赔。数年以来，虽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倾挤，而局事尚足相持，官帑渐可拔还。复先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徵兵调饷、解送官物军械者，源源不绝，岂得谓于国事毫无实济？其揽载客货，以及出入款目，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理其事，每年结帐后，分晰开列清册，悉听入本各商阅看稽查。若局中稍有弊端，则众商不待官查，必已相率追控。而自开办至今，并无入股商人控告者。现值漕运揽载吃紧之时，若纷纷调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摇惑，生意难以招徠；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机倾挤，冀遂其把持专利之谋，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而各关各纳税课，丝毫无亏，所借官款由商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着，其各商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应俟每年结帐时，照案由沪、津两关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疏入，报闻。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言：“招商局自归并旗昌轮船，各国轮船之利渐减，然祗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处码头，不如推广，竟令其赴东西洋各国。请饬南北洋大臣，督令局员，酌派丰顺、保大等船，先赴东洋试行。行之有效，渐及于西洋，则贸迁有无之利，中外分之。”明年，祭酒王先谦亦以为言。均下所司核议。先是招商局船驶往新嘉坡、小吕宋、日本等处，不足与外轮竞利，寻即停罢。嗣遣和众船往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之旧金山两埠，华人麕集，航业颇振。因复遣美富船往。而各国商业，英为巨擘。七年，粤人梁云汉等设肇兴公司于伦敦，船政大臣黎兆棠实倡斯议。鸿章疏言：“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则整顿尤为急务。迩者各国商船争赴中国，计每年进出口货价约银二万万两以外。洋商所逐什一之利，已不下数千万两，以十年计之，则数万万两。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故当商务未兴之前，各国原可闭关自治。逮风气大开，既不能拒之使不来，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暢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前此招商局轮船尝驶往新嘉坡、小吕宋、越南等埠揽载。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驶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载运客货，究止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英国伦敦为通商第一都会，并无华商前往。黎兆棠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议，尽心提倡，力为其难。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期于必成。”报闻。

　　十年，法人来扰，海疆不靖，股商汹惧，局船虑为劫夺，以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暂售之旗昌行主。事平收回，复增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铭各舰。而沈没朽敝者，不一而足，其后共达二十九艘云。十二年，鄂督张之洞遣总兵王荣和至南洋，筹办捐船护商事项。宣统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