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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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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后来越来越多以本省人为主的党外势力冒出来后，台湾人会有出一口气的感觉。尤其是李登辉，在党内爬到高位，更是让台湾人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与支持。所以李登辉上台之初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时候，会有“外省人欺负李登辉”的说法出现。
我个人认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省籍问题终于浮上台面，并不是说以前不存在，而是到了当时，大家才能公开而畅所欲言。而整个90年代，就是省籍问题不断被激化，但又被消弭的过程，其实也是台湾人一次次在学习互相包容的过程。比如说，有人在选举里面大喊“台湾人选台湾人”，另一边就会喊“新台湾人”化解掉，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省籍诉求可能对一部分人有效，但大多数人并不在意。
但是，看似所谓“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本省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忘不了过去的悲情，在取得“政治正确”后就开始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外省人，造成不少外省人的疑虑，甚至危机感。从每次的民调分析数据上也许可以看出这一点：本省人大多数并不在意支持的候选人是本省或外省的，但外省人大多数都还是支持外省的。就像1998年选台北市长时，谢启大在电视上说，她觉得陈水扁市长做得很好，但是不会投票给他，因为对他不放心。
就整个台湾几十年来的历史和大家养成的生活习惯来说，外省人和本省人同样敏感，同样需要尊严，同样要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任何的行政措施或是群众运动，只要掺杂了些排斥贬抑的成分，就很容易会被感受到，然后省籍问题又再次被激化。
1998年的台北市长世纪之战中，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大喊“新台湾人”，成功地破解省籍魔咒。但到了2000年“总统大选”后，省籍问题又再度被激起。到了约2004年时，更到达了空前的高潮，不只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一直有意无意地在暗示，就连电视节目里也不断在讨论，尤其是政论性节目，不同立场的节目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给观众灌输他们所想传达的意识。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直接谈省籍不“政治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另一种形式出现，就是“爱台湾”——把这个问题简单地二分为爱台湾或不爱台湾。这个论述就如世界上所有操弄族群的政客语言，将人分为“我们”及“他们”。
当年常常陷入政治风暴的当局便又特别会操弄这种语言，整个台湾社会就这样好像又对立起来。当时的流行语就是：“乡亲啊！这丢（就）是爱台湾啦！”这一句话常见于电视节目及各种选举场子里。在某些人的思考里，什么都可以上纲到“爱台湾”的层次，有点儿夸张而荒谬，所以这句话反而常常被各种综艺节目拿来模仿搞笑，有些节目索性把纳粹那个卍字旗改成爱的注音符号“ㄞ”（音：爱）来作为讽刺。
幸好那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就跟台湾人的性格一样爱跟风。基本上省籍情结是有的，但我并不认为族群问题在这20年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除了政治人物善于操弄政治语言外，民众都已经慢慢学会对彼此尊重，可能选举时吵一吵，但是选完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朋友还是照样交。为什么前几年看起来会很严重的样子呢？因为过去看起来好像是以外省人为主的政团在主导政治，本省人长期被压抑，压抑一旦释放之后，能量会爆发一段时间，但又会慢慢回归，这段时间过了，就会好很多。过去，非国民党的常常会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但到现在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经过人民投票选举国民党再度得到“政权”，人民意志决定的“政权”怎么能说是“外来政权”呢？
一向善于操纵族群议题的民进党，在2008年的“大选”终于得到教训。所以，过去用这种办法得票或许可以成功，但是将来随着族群意识的淡化，随着台湾越来越民主，用这个方法得票大概就不会成功。一个政党执政与否，看的主要是政绩以及是否有明确的诉求。
2005
在部队里过年
在我进部队不久后，就是12月31日了，这一天就如往常一样，整天都操课。尽管营舍房间的窗户就正对着台北101，但总是越看越郁闷。当天晚上，约好同梯次的弟兄，半夜12点整一起来看101大楼的灯光倒数，结果起床后才知道，原来没一个人醒来。
元旦的勤务对仪队来说是重要的勤务，因为三军仪队都要集合到“总统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所以凌晨3点就都醒来。于是，“菜鸟”们只好两点半就起床，准备好全队的早餐，等大部队出去后，继续睡到6点起床，才轮到我们吃早餐。
等大部队早上约8点回来后，会举行一年一次的祭旗仪式，就是把旗官房间里的各种旗帜通通搬到练习场，以鲜花素果供着，全队集合参拜。然后大部队就放假去了，留下菜鸟们用哀怨的眼神羡慕着。
再来就是农历新年了。菜鸟们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初二中午就收假，大吃大喝一顿后，看了两天的影片，第三天开始继续练枪法。每天晚上站哨，听到外面公园还在放爆竹，心情就跌到谷底。
第二年的元旦，隔天3点就要去“总统府”，但是半夜12点还是爬起来跑到顶楼上，跟大家看101的灯光倒数及烟火，因为变油条了。
说起台湾部队的春节假，大部分都是分三批放的。其实早在好几个礼拜前，对于春节时期该怎么分批放假，谁要留守，放几号到几号，表面上看起来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关系啊！留哪一批都可以。”但私底下已经暗潮汹涌，对于回家过年已经是志在必得的事。并且，这一年过完春节马上又有情人节，所以放哪一批就显得很重要。
终于，某天晚上点名时公布了休假时程。第一批是过年前开始放到初二，第二批是过年前一天放到过年后几天，第三批是初二晚开始放，通常没人喜欢放第三批。
“想放情人节的就去登记第三批。不然，到时候就到楼上去打手枪吧！哈哈！”值星官以一贯尖酸刻薄的语气调侃着。不过没有人笑得出来，毕竟大家都想既过年又过情人节。我有了去年初二就被叫回来留守的不愉快经验，因此极力想放第二批，结果不幸，承蒙副连长厚爱，第一个就点我留守第一批，我只好一脸大便地排到旁边去了。
终于，春节留守正式开始，整个连上只剩不到20个人，整栋楼空荡荡的，显得异常冷清，几个人除了站哨外，也没其他的事。过去一直认为，一个人要很清楚地知道他今天做过了哪些事才不算虚度光阴，也才是有意义地度过了一天，糟糕的是，我几乎忘记了这几天都做过哪些事情。
那几天跟一般部队的作息很不一样。虽然还是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10分早点名，值星官照例说了去打扫之类的话就解散，但大家总是又昏昏沉沉地晃回去继续睡觉，等到7点要吃饭了，才慢慢起床，但起床后通常又重重地躺了下去。这一段通常睡得都特别爽，接近8点时醒来，8点点过名后，一天才算开始。
8点集合后，大家作鸟兽散，不过通常都上了四楼KTV室，租了一堆DVD回来看。大家四散地躺着坐着，前面放映着影片，不看影片的人就在后面看漫画，打战国无双或看电视。留守的时候正值第一次直飞的两岸春节包机，一台华航空巴客机就这样毫无悬念地降落在北京机场，那是第一次有台湾的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看得我心情激动无比。后来几年，我也有机会坐那种春节包机了，反倒没那么激动了。
就这样，早上看完一部影片，就差不多吃中午饭了。吃完饭后午休，下午再看一部影片，就吃晚餐了。晚餐后，各自归位，行程如前。这时候你就会想：“啊！一天又过去了。”
除夕当天，照例请外面进来办桌，十一道菜，席间觥筹交错，酒酣饭饱后还是一样上了四楼。队长意思意思，给每个人发了一百块钱的红包，感觉就像被摸摸头一样：“乖喔！过几天就放假喽。”
当天晚上很早就睡了，是近几年来除夕最早睡的一次。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此起彼落的爆竹声。“啊，过年了！”却又懒得睁开眼睛，遂翻个身，带着一丝丝失落感继续睡下去。
隔天初一，“总司令”要来发红包，从营长以下都乖乖地在旁边列队欢迎。过了不久，“总司令”坐车来了。他的官邸离本队只有一墙之隔，所以便衣哨也算是在给他们家站岗。我们在服役期间遇到两任“空军总司令”，前一任是个翩翩儒将，夫人也气质高雅，后来这个“总司令”跑去当“参谋总长”了。后一任让人印象深刻，就跟普通中年发福的大叔没两样，江湖味十足但又对人亲切，夫人也跟邻家那种啰嗦的爱关心人的大妈一样，我们常常看到“总司令”晚上一个人穿着白色汗衫短裤骑着小绵羊摩托车就出去买珍珠奶茶了，一点儿都不起眼。两任“总司令”的气质非常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是开战斗机出身，另一个是开运输机出身的原因。
“总司令”一人又发了一百块钱的红包。我觉得发红包真是一件尴尬的事，当时倒也没人讲什么话，可是发完了，就有人觉得少。人真是难做。
过年这几天大致就是这样过的。但话说回来，因为觉得看影片挺无聊的，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还是躲在楼下看书。偶尔，还会听到办公室传来A片的淫声浪语，可能是大家都太苦闷了。另一方面，大概觉得过年了可以散漫一点，就把电脑的喇叭开到最大，淫靡的气氛遂在空无一人的回廊中荡漾……
另外，所谓的“留守加菜金”也被我们拿来吃喝玩乐，边看影片边吃炸鸡比萨之类的。
这种醉生梦死的日子过到最后，我居然开始感到心虚：“当兵真的可以这么爽吗？”直到留守结束的初二晚上，就看到一帮人一脸大便样地回来接替了。
任务型“国大选举”
在台湾，选举，尤其是县市长级以上的选举，大抵来说，过程还是“浪漫”的，不管你是什么颜色，都可以把选举过程当做是一场充满激情的嘉年华来享受。
不过，2005年5月的那场“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可真是个例外。媒体不爱，民众也不关心，本来已经够冷清了，再加上选举当天的大雨，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得投票冷冷清清，小猫两三只。
也许是台湾人已经习惯了“热烈”的选举方式：单一候选人造势，大型造势晚会等，因此对于这次“选党不选人的”投票方式显得没什么兴趣。
关于“国民大会”，前面已经提到过，依照台湾的政治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在台湾“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行使，为人民提供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则是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同时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立意很好，但是，行使起来却是畸形万分。比如说，以前就常常看到“国民大会”各种自肥情况，或者“宪法修正案”一变再变，即所谓“山中传奇”。另一方面，“国会”已经有“立法院”了，“国民大会”随着时代的演变，也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台湾民众记得比较清楚的，可能是每次开完会，“国大代表”在中山楼下面的餐厅吃些什么料理而已。所以，“宪政”改革，将“宪法”议题交由“立法院”处理，并且民众要求废除“国大”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但是，依照“宪法”，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五权宪法”加“国民代表大会”，如果要作“宪政”改革，仍需要“国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此前提下，这一次选举的意义就是选出“国大代表”，通过“国民大会”来修改“宪法”，使其“自废武功”。所以，这次选举意义是重大的，气氛却异常冷清。
这次选举对台湾以后政治体制发展的影响也许不是最强烈的，但我个人认为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任务型国代”选况的冷清，其实也多少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政治态度：喜欢热闹的选举气氛。
到了6月，“国民大会”正式归为历史。而建得美轮美奂的中山楼，最近外包给了酒店业者，要改做温泉度假中心。
而在2005年上半年，最大的政治性新闻应该是泛蓝三党纷纷都跑到大陆去访问了。
2005年到大陆旅行
退伍后不久，我没有直接找工作，而是又跑去大陆旅行。又是一次没有目的的旅行，带了当兵时存的一些钱，在家人有点儿反对的情况下上路了。
我先是到了深圳，然后坐大巴，清晨到了厦门，租了一间短期房。没想到过几天闽北遭遇特大暴雨，往北交通中断，结果我在厦门待了一个星期。厦门是个讲闽南语就能沟通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婉约秀气，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美丽的风景，也存在于闽南人敦厚的个性里。这样的性格，显现在公交车的让座里，显现在与人日常的对话中，显现在城市的干净整洁里，也显现在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里。因此，相对于其他都市的喧嚣及匆忙，厦门就多了一份安静及闲逸。
去厦门，当然去了美丽的鼓浪屿。后来几年到过南洋之后，才发现南洋那些老厦门移民对这座小岛的情感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后来，混进厦大去听台研所的讲座，发现厦大台研所的研究果然如传说中那样最贴近台湾实情。那天是知名的陈孔立教授主讲，分析连宋访问大陆后两岸的情势发展。现在看来，他在那时就能冷静地几乎完全预测到后来几年台湾政局的发展，并且说明，当时大陆政府对台的政策已经是“不表态不介入”，就是选举时不说话，让台湾自己玩去。但当时民进党人还没发现这一点，每次选举都还想激怒大陆以博取同情，事实证明这些伎俩已经没用了。
厦门之后，我到了南昌，看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第一次到南昌，看了八一起义纪念馆与滕王阁。南昌比起其他省会都市，给人比较旧的感觉，许多房子看起来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灰灰黑黑的建筑。在火车上我与一堆南昌人聊起这些事，他们自己认为也许这是革命老区的通病。
但是南昌的餐饮业真的很火爆，到处都是餐厅。我看到南昌许多的新房正在建筑，另外也有许多旧房正被推倒。也许南昌的发展起步在同级城市中比较慢，但未来应该会以更快的发展速度奋起直追。
我在南昌待了一天，当晚坐火车往杭州转往宁波。受了余秋雨那篇《风雨天一阁》的感召，我特地再去宁波看了天一阁。
但后来比天一阁更吸引我的是月湖。“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月湖位于宁波老三区市中心的海曙之地，四周被热闹的市区包围，中间也被路桥切为一半，但岸边垂柳婆娑飘飘，清风扑面，曲径深流，水道静谧，亦有花溪石拱桥，颇有大隐隐于市之姿。月湖水波逸韵，在湖边小坐，时有清凉之感。虽然月湖比起杭州西湖小了很多又不那么出名，却又更生活化，在偶有微风吹皱如镜湖水的夜里，湖畔的烧烤、茶余饭后的乘凉、一家大小的散步、铺席纳凉而睡，都诉说了月湖的可亲。
我喜欢宁波那种典型的江南城市的气氛，随处可见的那种小水道般的细细流水，三五个老人在岸边搬椅搬桌而坐，打牌品茶，快意纳凉。
我在宁波待了一天，坐大巴经沪杭甬高速来到上海。没想到那几天遇到高温黑色警报，我却又一直在太阳下走来走去，后来几天严重脱皮。我在上海五天，看了一些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就离开往山东去了。
第一次进入齐鲁大地，首站是曲阜。这座城市的商业看起来没其他城市那么发达，比较大的商场几乎没有，大多是中小型的。而许多店的灯光也不是特别明亮，开了日光灯却呈现一种有点儿昏暗的气氛。走在路上，除了一般市民很容易认出来外，有很大部分都是观光客。在这里，尽其一切“消费”孔子就对了，就连大排档名或小吃也喜欢取如“孔府”、“孔门”之类的名称。沿桌卖艺的乐手拿的都是简易版的古琴，击出来的音乐都是古乐，真让人禁不住感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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