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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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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的原唱叶启田,在更早期就已经是台湾的知名歌星,早期的一些歌曲如《内山姑娘》、《墓仔埔也敢去》后来也不断被翻唱及重制。但他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因故犯罪入狱,人生顿时跌到最低点,出狱后却又以一首《爱拼才会赢》咸鱼大翻身。
因为这首歌太火爆了,在当时不管走到哪一条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公园里跳土风舞的在放,殡葬队伍在放,运动会在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选举时候选人的宣传车也都会放这首歌。
叶启田后来也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爱拼才会赢》,有点儿他的自传性质,但稍显胡闹了一点儿。而他后来的一些歌,如《浪子的心声》、《故乡》等,也一样脍炙人口,不愧是宝岛歌王。
在台湾,似乎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几首代表当时的歌,这些流行歌曲如同串起了台湾的历史。
比如说战后的台湾,经济不发达,生活也比较艰苦,有些人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如沿街卖零食、收破铜烂铁之类的。有许多人为了家计,只好放弃学业出来工作。当时就有一首歌叫《烧肉粽》,是这么唱的:
“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疼爱),让阮读书几年冬,出业头路(工作)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
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心酸的歌,那个时代许多孩子因为家境清苦无法继续升学,只能在半夜街头大喊烧肉粽叫卖。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开始发展,大家都为了改善生活环境而努力,为了赚更多的钱,可以没日没夜地加班做工。当时,台湾第一个电视台台视开播了,很快就有了综艺节目“群星会”。那操劳的工作之后,身心自然需要松弛,大家挤在电视前观看综艺节目里歌星的演唱便成为通俗的娱乐。于是,群星会的主题曲,就成为当时的流行歌:
“群星在天空闪亮,百花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齐欢唱……”
“群星会”算是通俗娱乐节目的代表,但年轻人或知识分子总是相对叛逆一点儿,总觉得这些是“靡靡之音”,所以,上世纪60年代也是西洋音乐流行的年代。因为那时美军驻台仍有美军电台,因此许多年轻人也喜欢收听美军电台的音乐节目。在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就可以看出当时西洋歌曲在学生中的流行。
另一方面,在海外,许多异议人士因为流亡而有家归不得,他们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黄昏的故乡》:
“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地叫我,叫我这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渡鸟,孤单若来到异乡,有时也会念家乡。今日又是听见着喂,亲像在叫我的……”
这是当时海外的台湾人在聚会时最常唱的歌,以解思乡之情,结果这首歌也因为这样被禁。
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可说在“外交”上节节败退,但另一方面,因为如“保钓运动”等因素,民族主义也被激起。随后“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开始了,舍弃了西洋流行歌,开始自己作词作曲,比如说三毛的词,李泰祥的曲,齐豫的歌,细腻又清新的歌词,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另一方面,当局因为政策需要,推行“净化歌曲”,所以靡靡之音如“群星会”,也在此时被迫停播。
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气氛紧张又风雨飘摇,有办法的当然都到外国去了,但留在这里的,就更需要团结一心。那几年,最流行的不是讲情唱爱的流行歌,反而是像《梅花》这样的歌曲:
“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
另一首当时很红的歌就是《龙的传人》,这首歌在官方授意下一再宣传,令歌曲变得家喻户晓。
进入台湾经济起飞的20世纪80年代,人是有钱起来了,但是精神却慢慢空虚。这时,罗大佑的歌曲又丢下一颗“震撼弹”,歌词流露出对社会现象及环境的不满和批判,如当时流行的《鹿港小镇》: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
台湾许多年轻人都是从中南部乡下到台北工作的,在台北赚到钱稳定下来后,却又发现心里好像缺少了些什么。这首《鹿港小镇》在当时引起广大共鸣,成为流行金曲之一。罗大佑的《童年》也唱出了许多台湾“60后”的回忆:
“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更开放,经济飞快发展,赚钱机会更多时,《爱拼才会赢》刚好唱出了当时台湾人的所想。这首歌除了本身就跟叶启田的际遇起起落落有呼应的效果外,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这可能跟台湾长期是一个移民社会有关。台湾是一个资源缺乏的海岛,对外依存性较高,为了生存下来,商业不得不发达。在重商的精神下,只有努力找机会拼搏开拓才不会被淘汰,所以这首歌真的贴切地描述了许多台湾人的心声。
时代造就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又勾起时代的回忆,让人不禁觉得,没有歌的时代是多么的寂寞。
汉城奥运
这一年汉城奥运,主题曲Hand in Hand(心手相连)简直就是火翻天。这是奥运会第一次有主题歌,而当时也被谭咏麟翻唱成国语及粤语版本,连一向在打扫时间只放儿歌的学校,也一直放着这首歌。的确,这首歌歌词简单易懂,大家都能唱,老师们领唱时也特别喜欢选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在汉城奥运前一年就在大力宣传了,所以到奥运前,大家都已经能朗朗上口。
大概是韩国离台湾近,不但台湾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大家也都很关注这次奥运会。这一年奥运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男子奥运百米,卡尔·刘易斯和本·约翰逊的终极对决,媒体把这场比赛形容为夙敌间的最终决战。枪声一响,两人如猛虎出笼般冲出,最后本·约翰逊以9秒多破了世界纪录,但一天后,他被查出使用禁药而被判出局。本来用禁药的人也不少,但大概是他这场比赛太受人瞩目了,所以当他被查出用药时,大家纷纷为之愕然。
在女子田径方面,“花蝴蝶”乔伊娜拿到三面金牌,成为焦点人物,而她努力的过程,也常被老师拿来当样板。
中国代表队在这年奥运的乒乓球项目有杰出的表现,陈静拿到了女单金牌,被比较多的人拿来当八卦说事的就是这场比赛的让球风波。当时争冠的都是中国队选手,同为队友,据当时流行的传闻是说陈静接到指令,要让球给另一位较资深的选手,但陈静很有个性,硬是把队友打败拿到金牌,自己从此也被冷冻起来。当然,后来当事人否认了。这场比赛太过精彩,两人都是杀气腾腾,我跟着喜爱乒乓球的爸爸看了好几遍,到现在都还觉得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乒乓球赛之一。过了三年,陈静来到台湾,改披中华台北队战袍。
“5·20事件”
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官逼民反”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
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
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辉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
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镇暴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
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立法院”前面,此景我只能以“震撼”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镇暴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立法院”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
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镇暴部队展开的“都市游击战”。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镇暴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
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宪兵”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
“5·20事件”在当时,媒体一律以“暴民”及“乱源”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淳朴”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
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二把手”萧万长,大家都叫他“微笑老萧”,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国贸局长”,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微笑老萧”之名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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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想,住宅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四海游龙”的老板了。
这年的两部电影:《七匹狼》与《悲情城市》
这年,绝对热血的电影《七匹狼》上映了。这部融合了友情、爱情、动作与音乐的片子,汇集了当时演艺圈最大牌的年轻艺人,是许多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的美好回忆。
片子至少集合了王杰、张雨生、邰正宵、星星月亮太阳(金玉岚、马萃茹、胡晓菁)、东方快车合唱团及庹宗华等明星参演,卡司(阵容)超强,内容描述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因为总是“不打不相识”,因此剧情也稍显火爆,在追星效应以及剧情所呈现的年轻人“反社会叛逆”情绪的双重鼓舞下,受到大批年轻人的疯狂喜爱。整部片可说是一气呵成,再穿插进好几首热血的插曲,成为当年的经典电影。后来这几个主要演员也以“七匹狼”的名称上遍各大综艺节目。
就连小朋友们也为这部电影疯狂。全班至少四分之三的人有买电影原声带,扫地时间大家也索性不扫了,就拿着扫把一起大唱“永远不回头”。老师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反大人”的风气在小朋友当中弥漫,因此积极导正大家电影情节里不对的地方。
片子里的几位主角都是当时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如王杰,一出道就是一副孤傲浪子的形象,当时的《我要向太阳怒吼》,简直越唱越热血,到了过几年的保钓运动时,还变成了主题曲;张雨生高亢的歌声让当时的歌坛为之一亮,《天天想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都是大受欢迎的歌曲;庹宗华当时演班长已经大红;邰正宵在片中虽然戏份儿不多,但之后也开始大红;星星月亮太阳是当时的少女偶像组合。
不久,张雨生就在歌迷的簇拥中入伍。《七匹狼》后来也拍了续集,但续集是以悲剧收场。
再后来,“七匹狼”这三个字也被注册掉了。
禁忌了几十年的“二·二八事件”话题,也在这一年突然浮上了台面,被当做显学来研究,因为,《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得到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殊荣。
一般认为,本片的导演侯孝贤预料到直接在台湾发行这部片是行不通的,因此带着它到威尼斯影展上赌一把,没想到这部影片真的成为在世界级三大影展上第一次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这下“新闻局”不得不认可了,还很形式地给侯孝贤祝贺一下。于是,这部直接挑战台湾政治史上最禁忌话题的影片,得以一刀未剪而上映。
《悲情城市》这部影片主要描述基隆附近九份地区的某家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间的故事。在“二·二八事变”后,一介草民也不由得被卷了进去,改朝换代后身份认同的冲突是这部片所讨论的主题之一。梁朝伟饰演的哑巴可圈可点,片子里有意借这个角色表达当时台湾人的敢怒不敢言,隐喻了台湾人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国族身份认同困难。
这部片得奖的消息在电视上公布后,妈妈对祖母说:
“妈,那是在讲‘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你知否?”
“什么事件?哪有什么事件,你别乱讲话。”祖母瞪大了眼睛否认。
“二·二八!哈哈,二·二八!”看到祖母生气了,我故意又大声乱喊开玩笑。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小心被警察抓走!”说完祖母气得走回房间,妈妈也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倒是外公马上就从台南打电话来了:“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国民党谎话说不久了……”他激动地发表自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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