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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女人还缠着小脚，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陆上坐两人小轿，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这使我们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清王朝是个最好的时代，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明王朝的话，中国会承受不住，情形将大不一样。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人与酱缸（3）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唯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
　　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忘记了影片的名字，一个贵妇人，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下流，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她只好自杀。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是不是敢面对现实，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
　　我们应该学会反省，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不但在政治上道德上如此，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如艺术、诗歌、文学、戏剧、舞蹈，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
　　一说起西洋文化、西洋文明，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遂使中国人“橘逾淮则枳”。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植生长出来，又大又甜，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却变成又小又酸了，这是水土不服。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在我坐牢的十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他曾将山东省大白菜种子，带到匹兹堡来种，但种出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人与酱缸（4）
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像台北的交通问题，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几次下来也就好了。但有人提出来应该要教导他们“礼让”，认为礼让才适合我们国情。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被坑得太深了，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结果很多人葬身在“斑马线”上。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闯，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罚得他头昏眼花，不得不提高注意。
　　就像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事，中国也有，可是立刻扭曲。一说起别
　　国的长处，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事实上，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他们有好的，我们就应该学。他们不好的，就不应该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皱纹纵横，简直不堪入目。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当他唱《小放牛》的时候，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后，邪恶才会敛迹。好像我柏杨的画和梵高的画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分别，反而说：“柏杨的画和梵高的画一样！”那么，真正的艺术家受到很大的打击，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平的艺术作品。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台湾，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
　　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
　　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像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彼此之间各人发表政见，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里根并没说，你做了几年总统，只知道任用私人！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呀？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这就是高度的民主质量。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这种鉴赏，不但在政治、文学、艺术上，即使是绘画吧，鉴赏的水平也决定一切。那些不够格的，像我柏杨，就得藏拙，只敢偷偷地画，不敢拿出来，否则别人一眼看出来高下，会说：“你这是画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敢叫人看？”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哪里，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还请各位指教，并且非常感谢各位。
　　——原载1981·8·19—21·纽约《北美日报》
　　

人生文学与历史（1）
这是柏杨于1981年8月22日，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讲稿，本报几经辗转，才取得录音带，特别刊出，以飨读者。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现在我要介绍柏杨先生和各位见面。柏杨先生昨天晚上，才从凤凰城赶到旧金山来。（介绍词从略）
　　柏杨：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在加州最高学府之一——斯坦福大学，和各位见面。我是这么样的兴奋，我在从凤凰城到旧金山的飞机上，就想象今天和各位见面的情况。我那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印证起来，完全一样。在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荣誉而传奇性的遭遇。今天主席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我觉得很不敢当。在纽约时，接到李玲瑶女士的电话，告诉我这个题目，我非常感谢，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胜任。前天，我在凤凰城，翟孟斌先生在电话中再次提醒我，这样一来，我不但感觉到不能胜任，而且非常惶恐，因为我没有资格讲这么大的题目。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份勇气，我愿意就这个题目，提出我自己的感想，就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在没有开始正题之前，我愿意报告另一个感想，那就是印第安人——美国的主人，真正美洲的原居民——他们给我的印象。我参观过印第安人的废墟，也参观过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也曾经和印第安人碰过面。虽然时间这么短，交谈那么少，但是印象却十分深刻。尤其是有一次在Carefree时，我去附近四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印第安人废墟，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手工艺，他们现在的手工艺和六百年前的手工艺比较，无论是形式或者花纹，编织的手法和所有的材料，简直完全一样。由这件小的手工艺品上，使我想到和了解到，他们目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不能想象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会在美国政府给他们的保留区内，苟延残喘。印第安人本身的遭遇，和他们悲痛的历史，他们被欺骗、被屠杀、被羞辱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自己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的反应令人沮丧。我认为，印第安人目前面对的，不是经济或道德问题，而是灭种的威胁。我不是一个预言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印象，和一般朋友告诉我的种种事迹作为根据。各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再过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或许长，或许短，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他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侵犯他们，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当然，在理论上，在感情上，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赏赐的，那是印第安人自己争取来的，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不是诗的，而是理性的话，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也可以说出自于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所以，假如有一天，美国人口增加，需要那些保留地，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又这么多。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宇宙苍茫，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和五千亿年相比，五千年所占是个很小的比例。还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多，远超过白人。
　　这种情绪上的懵懂，使我非常难过，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遇到一些问题了。一个很突出的困惑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够强大？我们具备了各种强大的条件。那么，一定是促使我们不强大的条件，远超过促使我们强大的条件。虽然我研究历史没有师承，是用土法炼钢的那种方式（笑声），不过我却是很认真地炼。现在我把土法炼钢的心得，向各位报告一下，提供各位一些参考，并且请各位指教。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生文学与历史（2）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到欧洲考察，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比不上美国。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两百页，呈送到董事会，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把这个职员开除。董事长说，我们叫你去考察的目的，是叫你发掘欧洲的长处，不是叫你发掘他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不需要你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才可以改进，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多了，会使我们麻木陶醉，会使我们的产品质量降低，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
　　这个故事，我们说它是个寓言也可以。不过，无论如何，这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长处，而是探索妨碍我们中华民族进步，使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能强大起来的原因。刚才午餐时候，几个朋友谈起求学的事情，大家都在忧愁，孩子都要上大学了，要缴很多钱。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因为人们提得太多。而且我们不提它，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
　　第一，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邦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叔孙通制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