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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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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所以死不认输，死不认错。凡人都有错，我想只有牲畜没有错。中国人输了，唯一的反应就是咒诅、骂大街。要达到蒙代尔的境界，恐怕还要三百年。
问：是不是中国统治者争权争迷了心窍？
答：权力可使人腐化，更可使人愚蠢，比猪还蠢！那些封建专制法西斯头子，难道真不知道他所听到的一片阿谀和遍地万岁，只不过是一种噪音，全是假的？绝对权力能伤害神经中枢，使人愚不可及。
问：是不是中国人太喜欢政治，永不放弃？
柏：中国人在一起喜欢谈政治，可是每个人又都怕政治。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对不应该恐惧的恐惧。大家得过且过，自己的权力自己不会掌握，必须由有权的大老爷恩赐一点，才敢接受。
问：中国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权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对此印象很深。
柏：奴性养成之后，他自己都无法挣脱。有些华人入了美国籍，竟然不去投票，他没想到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一位住在爱荷华的华人朋友，他的孩子被邻居的狗咬了，主人又凶巴巴的，这位朋友认为没有咬伤就算了。后来，被孩子的老师知道，就说不可以“算了”，不能让别人认为亚裔的人可以随便欺侮，一定要提出控诉。结果，判决对方赔钱道歉。这件事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中国人认为要忍让，这是美德。其实那是长期屈辱的惯性，而用忍让两字来使自己心理平衡！很少中国人敢据理力争。
问：那是为什么？
柏：那就是中国人神经质恐惧心理，怕最后吃亏。
问：这是不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一种不诚实？
柏：中国人说空话、大话、假话、谎话、毒话，脱口而出，从来不打草稿。我常想，美国有心理医生，中国可能不会有心理医生。因为见心理医生一定要说实话，中国人见了谁都不会说实话，明明是屁股痛，他要说耳朵痛。明明是女人不要他，偏偏对医生说是他不要女人。心理医生如何诊治？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3）
问：有个笑话，中国从前有位军阀在开会时，有人送了一篮香蕉。他不知道先剥皮，于是带着皮吃了，结果其余的人也立刻把香蕉连皮吃了。
柏：这只是摇尾系统的拍马术，如果是现代化的专制封建头子，摇尾系统恐怕立刻就研究出来连皮吃香蕉的伟大哲学基础。
问：还有，林彪曾说：如果不讲假话，就成不了大事。
柏：这真是败坏中国人质量的毒药，把说谎当作可以夸耀的荣誉！
问：中国古训云：君若愚民，民必愚君，有相互作用。
柏：也有报应作用。如果是个人，还没太大关系。但是专制封建头子这种做法，影响可大了，报应会落到全国人民身上。
问：中国人有人情味，美国人没有人情味。
柏：中国人对特定的对象——“朋友”，才有人情味。对陌生人不但没有人情味，有时候简直冷酷残忍，而且一旦发动攻击，毒话就如雨后春笋。爱荷华一位华裔女作家，接到一封华文的恐吓信，译成英文后，她的美国助理小姐看见，霎时吓得尖叫。女作家的美籍丈夫也认为事态严重，就向ＦＢＩ报案。后来拿给我看，发现他们尖叫的一句是：Hope you will suffer the 我立刻就保证这封信不过是旧式厕所文学，没有特别意义，因为中文原文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说毒话说惯了，不过是肌肉的自然反应而已。
问：中国农村有种人叫做“骂大街”的，专门骂人，从街这头骂到街那头。还有游街，让游街者自己打着锣骂自己，打自己的脸：“我是小偷！”“我是淫妇！”
柏：这种自我污蔑，犹如凤姐教奴才自己打自己的脸，伤害自尊，毁灭人格。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荣耀感，叫什么人！叫什么民族！岂不是一群禽兽！
问：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吹牛，没有钓到鱼还要到市场上买两条回家，说是他钓的，结果买的两条一样大！
柏：这次我在爱荷华跟其他国家的作家接触，包括共产党国家，如保加利亚、东德等，感到他们可爱，因为他们平实、肯讲真话。
问：常听到中国人说老美好笨，好容易骗。其实，这种说法反映的不是老美笨，而是中国人坏。
柏：这种心理，愚蠢而且卑劣，把善良当作傻瓜，中国就被这种人埋葬；想到这里，我觉得满脸羞愧。
问：自己没有高尚情操，还不相信别人有高尚情操。
柏：一位朋友在爱荷华开了一间很大的酒店，美国人总称赞他很能干，很努力，只有中国人对他妒火中烧。有次我讲演时，有人批评我是崇洋。咦，怪了，身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谁不崇洋？否则，为什么头发理这样短，太太不缠小脚？有人又批评我侮辱祖先，事实上我是更爱护祖先，才讲实话、真话、直话。
问：请您谈谈这种情形如何演变成的。
柏：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的封建思想造成。
问：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文化的落后面没有感觉？有人认为因中国太穷，在吃饭穿衣都不能满足需要情况之下，任何寡廉鲜耻的事都做得出。可是，中国一向鼓励大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柏：这是人生境界的最高标准，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问：你认为中国民族优点在哪里？
柏：好比中国人比较重视友情，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他们习惯单独作战。中国人这点比西方要好。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友情？因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护，出外就靠朋友保护。而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他有政府保护，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例如：中途车子坏了，美国人就会自动帮忙，中国人若非是朋友，恐怕没人理你。我在爱荷华的朋友，大雪天车子打滑，栽进水沟，两位黑人停车下来，消耗了三四个小时才把车子拖到路上，他很感激，请他们留下名字，准备回报，两位帮忙的黑人觉得很奇怪，说：如果你遇到别人这种情况，也会帮忙的。朋友受到很大感动。人情味是要发生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那才是真正的人情味。人情味是不分等级，不分亲疏。
问：《圣经》上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中国人只对朋友有感情。美国人在平常没有人情味，但在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帮助，这可能是受到《圣经》影响。
柏：其实他们平常对陌生人说“哈”，这就是人情味；中国人陌生人见面，怒目相视。
问：外国人平常好像不爱国，但有需要时都出来了。
柏：恰恰相反，中国人平常爱国爱得不像话，每一件事都要爱国，结果把国爱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常想，不要再爱国了！或者，用剩下来的精力，先把自己爱好、先把自己的质量提高就够了。自爱就是爱国。
问：我们该如何克服我们的弱点？
柏：我觉得我们先从说话开始。多说“谢谢”，多说“对不起”，多说“我能不能帮忙”。全世界所有的中国城，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再看看意大利城，看看日本城，他们的小区清洁整齐，中国人真是无地自容。为什么不先从清洁着手！
问：中国文化中难道没有一点民主？
柏：中国当然有民主：“你是民，我是主！”
问：您怎样展望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的未来？
柏：这要看我们这些人——普通人民，是否都能觉醒，是否知道我们的缺点是什么。这是文化层面，不是政治层面。
问：您今天所说的，在台湾是不是也可以说？
柏：我说的话，人前人后，从官方到民间，从台北到纽约，都是一样。如果能去大陆，我也是这个意见。
问：中国要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需要改造我们的民族性，需要从酱缸里跳出来。如果多数中国人都不自觉，推动也相当困难，少数人自觉也无能为力。
柏：我们现在就要告诉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是权利义务的关系。
问：我认为，制度与民族性、人性之间，有很大的依附关系。改造民族性是长期的过程，并非要等改造好了才去建立民主制度。也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以有利于民族性的改造。
柏：所以我们争一时，也争千秋，争千秋，也争一时。有千秋的计划，但能改变一点就改变一点。这种压力一旦形成，会有很大效果。只看我们的努力能否构成压力，能否形成一种非民主不可的潮流。
问：中国人太聪明，但中国人的小聪明太多，没有大智慧。美国人看起来笨笨的，但他们却有大智慧。就长程来说，小聪明斗不过大智慧。
柏：中国人太聪明了，聪明得把所有的人都看成白痴。自己从八十层高楼跌下来，经过五十层窗口外，还在讥笑里面喝咖啡的夫妇，竟然不知道不久就会被咖啡噎死！
中国人与酱缸（1）
本文是柏杨于1981年8月16日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讲辞。
《北美日报》记者记录。
刚才主席讲，今天我能和各位见面，是“松社”的荣幸，实际上，却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他们，使我离开祖国这么远的地方，和各位见面，请各位指教。本来主席和《新士杂志》社长陈宪中先生告诉我，这是一个座谈会，所以我非常高兴愿意出席，直到昨天从波士顿回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演讲会，使我惶恐，因为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藏龙卧虎。我仅仅将个人感受到的，以及我自己的意见，报告出来。这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种结论，请各位指教，并且交换我们的看法。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酱缸？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世界上往往有一种现象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不容易开始。
记得一个故事，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座的先生小姐，如果是佛教徒的话，一定很容易接受，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
我的意思是，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座各位，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不高兴是如此，高兴也是如此。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并不专指某一个特定地区，而只指血统。
中国人近两百年来，一直有个盼望，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衰弱，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人民还受这么多灾难？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但是我们现在呢？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推到什么时候？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也盼望得更为殷勤。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我亲身的经验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在她们小时候都是缠足的，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象。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竟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把双脚裹成残废，甚至骨折，皮肉腐烂，不能行动。而在我们历史上，竟长达一千年之久。我们文化之中，竟有这种野蛮部分！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有害健康，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而对男人的迫害呢？就是宦官。根据历史记载，宋王朝以前，但凡有钱有权人家，都可自己阉割奴仆。这种事情一直到十一世纪，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合理性的成分，已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中国人与酱缸（2）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
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
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切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比较快乐，经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却很少笑，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的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有资源，有人口，八亿或者十亿，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
由于长期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
賙
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十八世纪时，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两条船，使日本打开门户，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他们很大的益处，他们把一种耻辱，当做一种精神的激发。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至少在座的各位，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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