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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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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象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象力和思考力,这种能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丑陋的中国人(7)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平,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平,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么不给我呀?”这个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民主还需要有鉴赏力,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1984·11·15香港《百姓》半月刊
12·1·纽约《台湾与世界》杂志
12·8·台北《自立晚报》
12·13·洛杉矶《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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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自己的丑陋面(1)
柏杨先生于1984年8月访问美国,在纽约逗留期间,于11月12日,在时任《北美日报》总编辑俞国基先生寓所,与林樵清、李兆钦、黄仕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谈话。柏杨先生在谈话中,着重谈了中国人的丑陋面及劣根性。他说,他走到哪里都要讲这个问题,以唤起中华民族对自身的反省。他认为,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
问:我知道您十分关心中国人的苦难,是不是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一些您的看法。
柏:你要看中国历史,五千年历史中,有几天是好日子?我们当然可以情绪化地高声呐喊:“我们很快乐,我们没有一天不快乐。”但是,如果仔细看古人歌颂的汉王朝、唐王朝是怎样记载,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命运,早就如此悲惨。不断发生“改朝换代型”的战争,不断遭遇到“瓶颈时代”的屠杀。好不容易迈过这两关,朝代稳定时,又有倾盆大雨般的暴君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百般虐待。
问: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对世界也有贡献嘛。
柏:当然,我们有贡献,但只是过去有贡献。
问:不是很多外国人崇拜孔老夫子吗?
柏:中国人崇拜释迦牟尼的更多,崇拜耶稣的更多。现在还有很多人崇拜马克思,崇拜林肯。
问: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柏:洋大人去了一趟台北、北京,就被形容为崇拜中国文化。可是有这么多中国人跑到美国不肯回去,以当美国人为荣,是谁崇拜谁的文化?
问:中国人有句话说:不要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但是实践上,偏偏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我们应该透视自己、认识自己民族的问题。
柏: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好话都是输出给别人用的,自己绝不沾染。
问:所以,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柏:是的。我十八岁就加入国民党,如果乖乖听话,现在起码可以有个小官可做。但是,为了这个民主理想,不但小官没做成,倒弄进牢房里去了。因此我想,为什么我们追求的一直追求不到?政权不好要它改革,它不改革怎么办?只好革命,只有这条路可走。可是,革不成功,头就革掉;革成功了,你又和他一样。
问:柏杨先生,你说你是国民党,可是国民党却开除了你。
柏:人的心路历程在不停地变。抗战初期,我曾参加战时工作干部训练,我们那时年轻,只知道国,不知道党。如果没有国,哪有党?流行的所谓“党国”,实在是天下最大的荒谬。我从小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后来,他把国家治理成那个样子,使人痛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我想应该在中国文化中探本求源。
问:您是否做了这方面的探本求源工作?
柏:做了一些。目前,别的地区有什么,台湾立刻也有什么。你有宪法,我也有“宪法”。但是,台湾的“宪法”好像戏院门口的海报,谁上一次台,就变一次“宪法”,那又何必“宪法”?又如何使人相信“宪法”?这就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中国古时候的故事说,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我们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个美国苹果,只要搬到中国,就立刻变成了干屎橛!酱缸的侵蚀力很强,你们在美国留学,学会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当你们把这些带回国之后,恐怕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它就会被淹灭。
问:所以您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台湾的孙观汉先生写过几本书,他也是在抨击您所指的酱缸文化。请问,您所指的文化及您所说的民族性弱点(劣根性),是否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问题?
柏:我先要有个声明,我不是学院派,关于“定义”这东西,无法给予精密的说明。我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到现在未写的原因,是没有时间。但我受到《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书的影响。这些书都是作者对自己国度丑陋面的一种感触,一种观察,一种检讨;不是纯学术性的一种分析。我也听过许多专家谈到民族性的问题,实在是术语太多,行话太多,而不是我原来的想法。但是我可以笼统地说,中国人的质量并不坏。例如在美国,学校考第一名的,很多都是华人,显示中国人智商并不低。而这种智商在单枪匹马时尤其显著,可是三个智商加在一起,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互相抵消。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至于酱缸如何形成?我认为形成原因并不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肯定到底出于哪一个因素。但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儒家思想从定于一尊以后,经过一百多年,到了东汉,成了一个模式。那个时候规定,凡是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可以超过“师承”。学生只可围绕着老师所说的话团团转。如果讲得太多,超过老师,那就无效,而且有罪。不过汉王朝时的罪并不严重,但是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规定用朱熹的话解释,就绝不可用王阳明的话解释,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他们已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时间一久,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象能力;由于没有想象能力,因之也没有鉴赏能力。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2)
问:德国纳粹时代,希特勒对人民说:你们什么都不必想了,元首一切都为你们想好了。
柏: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制、封建愚民政策。专制封建头子都坚持一种想法:他比任何人都聪明。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是危险的,任何专制封建头子,都不准许有思考能力的人存在。
问:回顾中国历来统治者的政策,很多都是愚民政策。
柏:可是,思考力、想象力是创造发明的渊源。没有这种能力,便无法创造发明。甚至时间一久,连模仿力也会跟着衰退。因为模仿力中多少也要有一点创造发明能力。
问:到底是中国的文化造成了这样的民族性呢,还是中国民族性造成了这样的文化?或两者是孪生兄弟?
柏:你这问题太大,我想这是鸡生蛋、蛋生鸡问题。
问:还是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合起来谈吧,它们是不可分的。我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希望获得解答:
一、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显现在哪些方面?
二、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三、民族性的劣根性,与中国不能产生民主政治是否有关系?我们如何面对这一问题而使之改变?
我有一种体会,认为中国人之缺少法治观念,大概也属于民族性的问题。有一位来自台湾,在美受过教育的朋友,曾对我讲过一段经历:一次,他驱车带他从台湾来的父亲外出游玩。回来时,天色已晚,车遇红灯,他就停车。他父亲说:“开过去算了,现在四周没车没人,何必等绿灯?”这反映了两种观念的不同。
按美国的思想,不论何时都该遵守红灯,但中国人认为破坏了它没有影响。中国人缺少法治观念。您刚才又提到中国人难以合作,仅从智商观点,一个中国人可以打败一个外国人,但三个人加起来就完了,这的确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人不能合作。
柏:到底是中国文化产生民族性,还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我看应是互相循环。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时是非理性的,就像电动玩具,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沙粒,它就会自动转换。也好像在山上踢石头,你有力量踢石头,但是当它滚下去时,你无法阻止它不滚下去。中国人内心的复杂,恐怕举世无双。不要说政治问题各有主见,就连几个小流氓在一起,动不动就看不顺眼打起来,心胸狭窄,已到了可厌的程度。
问:美国总统候选人蒙代尔落选后,立刻表示里根是我们的总统,我们庆幸有如此的民主制度。
柏: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所以死不认输,死不认错。凡人都有错,我想只有牲畜没有错。中国人输了,唯一的反应就是咒诅、骂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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