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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可如实回答（2）　　　　　　　　　

　　不是故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里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是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的证明，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遗憾的是，我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这一纸规定保留，当然我也没有保留。细细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就是这样丧失的。　　　

　　另一方面，对于不少外宾、海外华人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当时发表了有关的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现在有人劝他在文集中将这些文章重印时，他诚恳地表示“我却愿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把它忘掉”，虽只简单几个字，却饱含一个真诚的学人了解实情后的沉重反思与难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国内却很有某些“学界新锐”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经济还很繁荣”一类的论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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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历史问题”是许多人惨遭迫害的原因，此时二十八岁的青年中学老师刘心武，当然没有“历史问题”，所以不必担心被当做“历史反革命”揪出来。不过，他却十分害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当时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甚至没有说错话也会被人“上纲上线”，而日记、书信之类，更是“危险品”，许多人只因日记、书信中的一句话便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此时，他谨言慎行过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时他还是单身。一天，比他年长的同事夫妇请他到家里吃饭，在同事家的书架上，他发现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说《日子》。同事两口子老家是云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没等红卫兵上门抄家，主动处理了许多图书，可能由于家中前辈好几位都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过学，而《日子》描写的恰是爱资哈尔大学的生活，所以还是冒险将此书悄悄留下。他与同事夫妇是彼此“信得过”的朋友，就从他们家借回此书。那时候，只有“信得过”才能彼此借书。　　　

　　回到宿舍，当他打开这本书时，突然从中掉出一张折叠得很薄的纸，未加考虑，便展读起来。原来是云南老家一位亲戚寄给同事两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注明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春节。但是，“我读完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因为“那是一封报丧的信。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名单很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许多受伤者，“兹不详赘”。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光与他们两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怎么会死掉那么多人？而且，报上没那么说、广播里没那么播，那事情就应该是没有。散布、传播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消息，便一定是造谣。造谣不仅可耻，而且有罪。再说，革命者应该懂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应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算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这封信竟只是纯客观地报道死讯，写法也成问题。”　　　

　　该怎样处理这封信，刘心武非常为难，以至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一封信何至于此，把信还给人家，说明无意中看了私信，道个歉顺便问候安慰一番不就行了？但在那个非常年代，“正常”行为往往会铸成大错。他与这位同事彼此“信得过”，但在交谈中他们从未对刘提起过家乡的地震、亲人的死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说出这些，“现反”无疑，他们和写信者都将被“专政”。现在，同事、朋友中交谈这类事太正常不过，但在那时就是“犯罪”。刘心武也知道，如果他把信还给同事，同事夫妇一定会紧张万分，因为这种内容的信已被别人知道，若再扩散，他们的结果一定不好。很可能，同事会为有他人知道这封信、自己是否应向“组织”上交这封信而左右为难，如果上交，自己可能没事，但肯定会连累写信的亲戚。　　　

　　他们是否记得这封信夹在书里？刘心武也没有把握。随后的几天，他注意观察，同事的眼光并未和他对接，也未主动接近他。他主动凑到同事身边几次，甚至小声说：“那本《日子》挺有味道……”但同事完全不接这一茬儿，眼神木然，并无探询成分。他断定，同事完全不记得把信夹在书中了，但又想同事的妻子可能会想起此信，没准会向他问及。但过了一周，他们夫妻二人均未提过此信，于是，他决定不提此事，把信夹在书中不动声色到同事家里，径直把书插到书架。但临到行动时，又犹豫起来，因为搞不好会弄巧成拙，问题反而复杂化。思来想去，他最后把书还给他们，却把信悄悄烧掉了事。“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私信而产生任何一种心理反应。我将永远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过《日子》，而没看到，也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发生过那样可怕的地震。”（刘心武：《我是刘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251页）　　　

　　刘心武没有提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其实他当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这封信上交“组织”，这样他就“为革命立了一功”。如果他特别天真、单纯，就会这样做，因为可以完全“相信组织”、“相信革命”，当时这样单纯天真的人确实很多。如果他非常自私、狡诈，也会这样做，因为自己会由此得某些好处，当时这样自私狡诈的人也委实不少。但不论是天真单纯还是自私狡诈，结果却都一样，收信人和写信者将大倒其霉。他未将此信上交而是悄悄烧掉，说明他既不那样天真单纯，也不那样自私狡诈。不过，只要想起曾经悄悄烧掉别人私信，他总还是感到自己做了“亏心事”。　　　

　　其实，他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内疚。在那个畸形年代，这确实是“最佳选择”，不然，那两口子将长期惶惶不可终日。刘心武和他的同事只是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并无“异端”思想，更无“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狼子野心”，他们与其他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然而，在“全面专政”的年代，“政治”一定要侵入一切领域，就是要干预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让平民百姓都没法正常过日子。《日子》中的一封普通家信就让刘心武如此焦虑不安的日子，确是最荒诞、畸形、难过、可怕的“日子”。所以，刘心武祈盼：“真实情况不再被封锁为秘密，日子不要再让它特殊而应使其永处正常状态，而像我曾做过的那种亏心事，越离得久的后辈们，越必须经过多层诠释，才能费劲地懂得，那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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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早请示，晚汇报（1）　　　　　　　　　

　　早请示，晚汇报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的表扬报道，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绝，煞是好看。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基本是以车间、商店、处、室、班级、排、班为单位，有重大事件、活动时则以厂、校、连、营等为单位。总之，平时是以“小单位”为单位，重要时刻是以“大单位”为单位。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体制虽不管这些人的饭碗，却要管这些人的政治，体制外的人也要被组织起来。用当时的话说，“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角落，街道不能成为阶级敌人的防空洞。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门的“忠字室”。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读”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如果这位“领读”者不是单位领导，有时单位领导会根据当天工作事先告诉这位“领读”应读哪几段语录。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要完成某项紧急任务，就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晚汇报”时，所读大都是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读完语录，活动才告结束。　　　

　　这是“请示”、“汇报”的基本程序、内容，各地、各单位往往会有增加。如很多地方、单位都增加了跳“忠字舞”一项。对此，葛剑雄先生的回忆十分生动。他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情况被免去“早请示”，但因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开刀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每天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可怜刚动完手术的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以表示自己在念在唱，尽量压低声音以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疼痛。但跳“忠字舞”时就无法手捂刀口，而且跳来跳去身体必然震荡，刀口自然痛得厉害，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尚未愈合免去了跳“忠字舞”这一节。（葛剑雄：《病室忆旧》，《文汇报》，1997年11月2日）　　　

　　开刀住院都不能不“请示”“汇报”，可见对此要求之严格。而《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则要求在“晚汇报”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写一天总结，曾参与《人民日报》创办、彼时尚被批斗的李庄先生回忆说：“早晨比较好办，对着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即林彪所说的‘一闪念’）。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一条对口的语录，看伟大领袖对这种事情的教导，要非常贴切，要对症下药。”（李庄：《三上干校》，《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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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早请示，晚汇报（2）　　　　　　　　　

　　在农村，同样要求要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来“早请示，晚汇报”。但以我在农村插队几年的经历来看，农民毕竟“落后”，实际上在大多数乡村很难长期执行，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件或工作组进村后，才会有象征性活动。　　　

　　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　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然而时间一久，“早请示，晚汇报”还是渐渐流于形式，祝愿声、语录声和歌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快，右手上挥也变成轻轻一抬。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陈四益：《一个人与一句话》，《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6月9日）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端的是“海派风格”最佳体现。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判“极左”，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源于部队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