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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　——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　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　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沉重的翅膀　三（3）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　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　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　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　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　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　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　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　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　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　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
　　那么以后，还要这基本建设程序有什么用呢？　想到这里，贺家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造成的浪费谁负责？　”这不是废话吗，谁负责？　谁也不会负责。还是说句实在的吧：“你们赔偿不赔偿生产厂的损失？　”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说：“赔偿！　”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那好吧，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贺家彬放下了电话筒，心里盘算着，他一定要向国务院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出了问题，责任当然是“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经济建设中如果还出现这种混乱，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呢？　又如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呢？当他还在抹着额头上因为大声嚷嚷冒出来的汗珠，思绪还留在计划、基建程序等等问题上的时候，何婷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了敲他的桌子。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有话要对他说，但他并不主动问她。她从来看他不顺眼，对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动问她，没准还会被她抢白一顿。　。。

沉重的翅膀　三（4）
“听你们科长说，你个人学大庆的总结还没有交？　”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写个人学大庆的规划。”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张“小王”似的说：“那好吧，冯局长请你去一下。”
　　那油脸的汉子立即显出一副解恨的模样。
　　而石全清连忙垂下眼睑，挡住眼睛里满得快要淌出来的快意。
　　何婷原来和贺家彬的关系还过得去，但自从去年支部改选以后，便每况愈下了。
　　如果真是因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传委员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让老罗上，也不是说不过去。可是，见鬼哟。这一套全是摆在明处让人看的样子货。实际是因为郭宏才在支委里，总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是何婷和罗海涛的眼中钉。他们处处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小辫子可供人揪。支部里不团结，闹得群众也分成了两派，团结总是搞不好。为这，贺家彬多次向何婷提过意见：应该开个生活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自从何婷到电力处领导工作，总有几年没开过生话会了，实在说不过去。
　　何婷这才下了大决心，全处开了一次生活会。平时，罗海涛对郭宏才意见大极了，总在何婷面前说三道四，会上却一言不发。等到散了大会，回到科里分小组继续开时，却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
　　贺家彬实在看不下去，石全清却在一旁煽动说：“说话小心，当心有人传闲话，影响团结。”
　　贺家彬本来不想理他们，可石全清这一闷棍是朝他打来的。
　　贺家彬能不挺身而出吗？　他说：“这些话，你们刚才为什么不当着郭宏才同志的面，拿到桌面上说呢？　非得背地里说见不得人的话。
　　因为别人不愿意和你们同流合污，就甩闲话。你去打听打听，我在局里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干过拨弄是非的事？　究竟谁在闹不团结？　“
　　石全清接着说：“我没有说你，我是说王梦云。”
　　“说谁也不对，何况王梦云早就调出我们处了，和这些事情根本无关。搞什么名堂！　”
　　罗海涛的脸，阴沉得像个判官：“我们是当着全科室的人讲的，怎么叫背地讲人坏话。”
　　这是无赖汉的诡辩。“背着当事人讲，就是背后讲。作为一个党员科长，你不但怂恿石全清讲那些诽谤和诬陷郭宏才同志的话，自己还参与了这种活动，这是错误的。这种会议，我拒绝参加。”谠着，贺家彬就站了起来。
　　罗海涛知道贺家彬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物，于是转了弯子，软了下来：“你这么一来，把这个会全搅乱了，还怎么开下去？　”
　　“这个会开不成，倒是对你的一个挽救，否则越开下去，你的错误就越大。”
　　这种事传得很快，不过不是贺家彬传出去的。局党委很快就知道了电力处处长和科长、科长和科长之间的不团结的情况。冯效先找几个群众了解情况。自然，也找到了贺家彬。贺家彬把处里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作了一次汇报。
　　但是，这位主管政治、人事工作的局长，在与何婷谈话时，把贺家彬几个人反映的问题，一字不漏地告诉了何婷。如果说，在一个政治生活正常的单位，又有一个政治水平比较高的领导，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什么不好的后果。但客观上是，贺家彬几乎就要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的组织问题，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理由是他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有待进一步改造。而多年不抓政治学习的何婷，把几位向冯局长反映过问题的同志组织起来，学习了一周毛主席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述。
　　人们不得不对永远关闭着的213　房间怀着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因为，人们的命运常常是由这里决定的。从这扇门里，不断发布出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某某人提拔处长、科长职务；某某人长工资、提级；某某人发展入党；给某某人处分；调动某某人的工作……
　　在去213　房间的路上，贺家彬把这些方面的情况都思量了一遍，除了调动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似乎都不和他沾边儿。调动工作？！现在他还能干什么呢？　快五十岁的人了，在这个岗位上消磨了二十多年，什么成绩也投干出来。他原是学物理的，如果大学毕业时，就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也许会做出点儿什么。
　　唉，还提当初干什么。这里当然也用得上一点物理学方面的常识，不过，再照现在这个办法组织基本建设工作，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干起来也富富有余。二十多年就这么混过去了，别说世界上，就连国内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什么水平，他也不甚了了。学过的那点东西，也差不多全都忘光了。他怀着虚度年华的无限感慨，走进了213　房问——冯效先的办公室。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沉重的翅膀　三（5）
“冯局长，您找我有事？　”
　　冯效先从一大摞文件上抬起他那思想家才有的、硕大的头颅。
　　也许他的思绪还停留在眼前的文件上，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地把贺家彬看了很久：“啊？　我找你？　谁通知你的？　老何？　”他有些想起来了．“哦．对了．我想找你谈谈，请坐，坐。”
　　冯效先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一点，摘下自己那副从地摊上买来的花镜，拿在手里把玩着。
　　从穿着打扮来看，冯效先似乎和刚进城时差不多。没有穿过皮鞋，脚上老是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布鞋。一套中山装，原先是灰布的，而后是蓝卡叽的，再后是蓝涤卡的，当然，也有蓝色毛哗叽的。
　　夏天，他喜欢敞开衬衣扣子，把里面的背心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一双手掌，像洗澡时往身上搓肥皂，在毛绒绒的胸脯上搓来搓去，于是，便有细细的泥卷掉落下来。如果不搓胸脯，那就把裤腿儿捋到不能再高的地方，搓那双毛绒绒的腿。到了冬天，这一切活动都变得不大方便的时候，他就脱了鞋子——所以他不穿皮鞋，有带子的鞋他不喜欢，穿脱起来都很麻烦——搓脚趾头缝，好在天冷，他才没脱袜子。这些习惯，在开会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好像小学生做不出算术题就咬铅笔杆。
　　贺家彬猜不透他究竟在考虑措词，还是压根儿忘记了为什么把他找来。
　　不，冯效先不过正在记忆里搜索，把与贺家彬有关的印象连缀起来，然后决定用什么分寸和贺家彬谈话。这个人不是学大庆的标兵，也不是先进工作者，喜欢提意见，而且提得很尖刻。爱发奇谈怪论，爱吵架抬杠。有点理论水平，张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
　　他还到方文煊那里反映过家乡为感谢自己对当地兴建电站的支援，送来过“土特产”。幸亏我让何婷去处理了那些东西，并且一再声明我什么也不要。核桃和竹叶青酒是何婷给送到家里去的，我付了钱。虽然那是个象征性的价钱。这是何婷的不慎，这种事怎么搞了个满城风雨？　什么事要给人留下把柄，就是顶大的笨蛋。
　　老方不是抓住了这一点嘛，在党委会上提出什么不能把国家计划内的物资，分配给计划外的建设单位呀，不能徇私情要注意影响呀，等等。哼，大惊小怪，装模作样。冯效先当即作了一个文不对题的、调子很高的发言：“是啊，我们应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过去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比现在难不难？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还有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都抗过去了。
　　那是为什么？　党的威信高啊。党的威信是通过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群众来体现的。现在，有些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脱离群众，违法乱纪。这样下去，会影响我们的事业。“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与会的人谁也搞不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问题。
　　他犯不着当面和老方顶撞，逢到他们的矛盾趋向表面化的当儿，冯效先总是显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暗地里，他早已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在方文煊周围安排了自己的人。方文煊的一言一行不但会有人及时汇报给他，就连方文煊还在脑子里想着的事情，也会有人加以分析，然后具体化、形象化地反映给他。
　　这个方文煊，有什么能力？　又有多少资历？　四一年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晚两年，竟然当了正局长。凭什么？　无非肚子里有那么点文化水。有点文化水也许是坏事，净爱想点邪门歪道的事儿。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贺家彬和方文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他好像有了谱，便开始了迂回的包围：“你最近怎么样啊？　”
　　这种问题让人怎么回答？　“什么怎么样？　”
　　冯效先皱了一下眉头。这叫什么答复？　跟领导谈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呢？　太不尊重领导了。不过他并不表现出来，还是耐心地解释着：“哦，这个，比如说，思想、工作、生活……”
　　贺家彬明白，没有哪个政工干部是因为没事好干，忽然会关心起一个无声无息的人物。他猜错了，根本不是什么调动工作的问题。从刚才何婷的话茬儿分析，这场谈话也许和他既不做个人学大庆的规划、又不写年终学大庆的总结有关。冯效先既然不先提，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呢？　所以，他也用含混的回答去对付冯效先含混的问话：“没什么，一般还过得去。”
　　得，还是让他逮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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