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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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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者在设计整体形象的时候要先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整个场地的定位：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神圣的地方，还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个面向全球游客的国际化休闲场所，还是一座纯粹的民族文化圣殿呢？然后就要探讨里面该有的配套设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韩国故宫那样完全杜绝商业活动，也可以学习卢浮宫的顺应潮流。接下来他们要顾及细节，从导游手册的平面设计到厕所的环境安排，全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半点也不能马虎。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题为“慎谈文化入侵，多谈故宫定位”，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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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耻
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走向世界，不让世界认识“××”，那个可怜的“××”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个大国呢？
原题为“大国背后的毒蛇”，刊于 《快周刊》2005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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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
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备受争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终于自动请辞，成为该校一百五十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这本该是象牙塔里的风波，但却成了美国以至于其他国家报纸国际版上的热门新闻，原因自然是哈佛。这几年，中国一片留学热，上至高官下至中学生，说到留洋就言必哈佛。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么得来的呢？它的声誉又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想起我们的北大，它最为后人景仰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们最记得的不是哪个大总统，也不是哪个军阀，而是蔡元培。
原题为“哈佛校长请辞，学术不因政治添荣”，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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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任
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正确，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政府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原题为“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刊于《am730》2008年0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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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
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如果一种公共议题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辩论，那么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可是一种议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网民迅速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想当“汉奸”？大家又为什么如此关切爱国这个课题？这种议论方式的重复乃至于垄断，很容易就会阻碍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许会更有趣也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比方说人才的竞争。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则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我不知道巩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上从来就处在一个主动出击的位置上。它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去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与它本是同根生的马来西亚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就在教育和就职创业的机会上排挤掉不少优秀的华人精英；而新加坡则近水楼台，很方便地就把这些无法在祖国大展拳脚的精英吸纳了过去，使他们成为这个弹丸之地的发展动力。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进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它的策略如此大胆激进，乃至于本国老百姓开始心生不满，屡有怨言。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人才的储备层次也远较新加坡丰富多样，似乎用不着学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猎头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甚至出到网上“绿卡彩券”（The Green Card Lottery）这种怪招？其实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策略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
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虽然自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感到美国的大门正在日渐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还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它生产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这里头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来说吧，在得奖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片大洋的彼岸。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很多爱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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