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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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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我们凭什么为了要让城市看起来更有秩序更美观，就断绝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机会，就阻碍市场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贫富与城乡之间差别日大的动向呢？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原题为“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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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局（1）
“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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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局（2）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损国家形象。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的角度。
同样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明报》，2008。05。18）如果更进一步站在那些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刚刚经历丧亲之痛，那种悲愤难道还要让位于政府一时的形象问题吗？何况他们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岂不更添依法治国的光彩？我想恰恰因为有媒体在场，无告的父母们才要更加卖力地嘶喊。这是传统智慧中迫使当局正视事件的理性行为，也是间接替全国无数学子争取安全环境的义举。
在这种时候，仍然要他们忍气吞声，回去默默流泪，无异于在公众面前删除他们的声音，在新闻构成的历史中抹消这一段不好看的记忆。提出这种要求，的确是要含泪的。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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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法
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7日）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指的又是什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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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华传媒
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Anticnn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当然，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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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躁
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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