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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学大庆始末-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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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北京大造舆论，说大庆是“刘邓修正主义的典型”，是“刘少奇假共产主义试验田”。陈伯达指使一些人砸了大庆展览，还亲笔写信派所谓“战斗队”、“调查组”到大庆煽风点火。这些人到大庆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鼓吹“踢开党委，停产闹革命”。一时之间，把大庆搞得一团混乱。大庆领导班子17名成员中，16名被揪斗，12名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后，关进了“牛棚”。钻井、采油、油田建设等二级公司、厂的300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专家都被戴上各种帽子统统打倒“靠边站”。到1966年底，全油田共有6000多名干部被揪斗，占科以上干部的90％。数以万计的一线生产单位的班组长、劳模、技术骨干甚至家属标兵也都受到批判。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被辱骂为“只知生产干活，不懂路线的‘老瞎牛’”。大庆油田的生产失去正常的指挥，受到严重的破坏。
1966年10月7日，王进喜带领几名报捷团成员兴冲冲地回到大庆。没有想到的是，他一下火车，来到“二号院”，竟连一个工委领导也没有找到，出出进进的全是一些臂带红袖标的人。在走廊里、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工委”，“打倒宋陈季王”。
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王进喜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王进喜最初是衷心拥护的。他曾经喊过“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1966年5月，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王进喜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想要复辟资本主义，在批判会上便情绪激昂地说：“想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和藏着黑心肝，戴着红帽子的阶级敌人斗到底！”7月份，大庆成立“赤卫队”，王进喜积极热情地参与，定章程，组织队伍，还当上了“总司令”。8月底，大庆召开“赤卫队”成立大会，王进喜很郑重地给第一批队员戴上红袖标，发了队旗。他当时的想法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引，有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有广大职工的积极努力和实干，这样把革命搞好了，生产也就上去了。
但眼前的情况却使王进喜开始感到不可理解，种种疑问随之产生。随后，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人们做工作，说服群众不能揪斗干部。
那个时候，群众运动还没有触及到王进喜本人，有些造反派组织觉得他是一面可以利用的大旗，想拉他到自己一边。这些人把他请了去，给他戴上红袖标，让他当“顾问”、做“高参”。但他在各种场合的群众大会上总是说：对干部，“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揪斗，不能不让他们工作。”他反复呼吁工人群众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守岗位，搞好油田建设。在一次各种串连组织召开的“纪念一二�肪糯蠡帷鄙希樾骷ざ厮担骸昂煳辣〗恰⒐と送荆颐嵌际枪业闹魅耍颐遣荒芸醋庞吞锕ぷ魈被荆荒苎郯桶偷乜醋庞吞锷逑吕础４笄煸妥懿空既囊话耄刹荒苡幸坏闵朔绺忻啊２坏昧搜剑久恰Ｎ颐怯祷の幕蟾锩鸵愫么笄煊吞锏纳 ？
单单凭王进喜的呼吁当然不可能平息###不已的局面。到了1966年年底，大庆油田各级党组织已基本无法工作，各种造反派组织纷纷“揭竿而起”。“造反”、“打倒”、“砸烂”之声弥漫整个大庆油田，局面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12月26日，大庆1202队、1205两个钻井队双双超过了美国“王牌队”，钻井10万米。这本是大庆乃至全国石油工业的一件大事、喜事，但在大庆却连个庆功会都开不起来。当时，主管生产的一位工委副书记看到王进喜还可以在群众组织间活动，就偷偷找到他，请他想办法无论如何要召开一个庆功会。于是，王进喜便在打虎庄原钻井指挥部调度室召开了一次钻井系统100个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联席会。王进喜在会上反复说明，两个队“上10万米”是大事，是周总理关心、鼓励的，是向毛主席报过喜的，不管怎么说也要开一个像样的庆功会；油田这样乱下去不得了，应当有人管生产。他还建议让宋振明、陈烈民主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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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有人要搞乱大庆（2）
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文化大革命”正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演进，任何试图稳定局势的努力都将与这场运动发生冲突。就在王进喜为维持大庆生产秩序而不懈努力的时候，在北京，有个在“文革”初期迅速窜升的大人物却向他射来一枝枝毒箭。1966年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一个上海代表团时讲话说：“王铁人也表现得很不好，可能走向他的反面。”“他地位发生了变化，影响很大，是个既得利益者，有名有利有地位，还有什么革命要求呢？”
有了上面的“旨意”，北京、哈尔滨和大庆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便联合起来，要在大庆油田“刮十二级台风”，声称要揪“大人物”，揪“有影响的人物”，要把大庆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他们给王进喜扣上“叛徒”、“工贼”、“铁杆保皇派”等大帽子，开始对王进喜进行批判、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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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庆功会开成了批斗会（1）
1966年12月29日，1202钻井队、1205钻井队双上10万米的庆功大会在大庆八百垧新建的钻井礼堂召开。由于钻井队是大庆油田的“火车头”，这次庆功会引起了全油田的注意。各单位大小造反派组织都派人来参加，北京的《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也派记者到了会场。
尽管王进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会一开起来，局面马上失控。造反派不仅把油田和钻井指挥部的“当权派”揪上台，还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剃了“鬼头”。王进喜对此非常气愤，在庆功大会的筹备会上，他曾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坚持不揪斗、不批判，好好庆功，但眼下还是出现了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在讲话中，王进喜再次大声疾呼：“02队、05队打上10万米是扬眉吐气的事情，立了大功，我们就要奖励。大庆油田生产是保证全国人民对石油的需要，一点也不能伤风感冒。我们一定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保证油田生产正常进行。特别是采油、煤厂、水电、运销等等单位，生产一天也不能停。相信广大群众有这个觉悟，红卫兵小将更有这个觉悟！”
王进喜的讲话令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大为不满。他的讲话不时被打断。在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们的策动组织下，庆功会开成了批判会、点火会。会后，造反派让那些“当权派”把两头大猪抬上游行，从八百垧转到让胡路，又转到萨尔图，最后到龙凤。使这些在大会战中冲锋陷阵的油田的领导干部无论在身体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迫害。
为了尽量稳定大庆的生产局面，王进喜决定到北京向石油部领导汇报工作，请求指示。1966年的最后一天，他坐上了从哈尔滨至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1967年元旦，他带着一个工作人员来到石油部办公大楼。但那里同样是一片混乱，部机关的造反派、北京石油学院的红卫兵，还有许多油田的、炼油厂的造反派成员进进出出，而石油部的领导都在接受批判。王进喜没能见到康世恩等他所熟悉的石油部领导。
王进喜决定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总理在百忙中出面制止一些人的混乱行为。1月2日晚间，王进喜来到中南海西门的国务院接待站。通过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送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总理，请您抽出一点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大庆的情况。”工作人员在送纸条的时候，请他在后院二楼等候。不长时间，周恩来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北京，要汇报哪方面的内容。王进喜说主要是油田运动和生产情况。周恩来在电话里说：“现在我很忙，大概要你等个十多天！”
当时大庆已经陷入混乱之中，王进喜心里很着急。他急迫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不知道，大庆已经乱了，我担心油田生产……”
周恩来能够理解王进喜的心情，但全国到处都在混乱之中，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想了想说：“好吧。你明天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下。大约一周后我见你。”
当时余秋里已经奉调担任国家计委主任。1月3日下午，余秋里在京西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听取了王进喜和大庆代表的汇报。王进喜对这位老领导讲，大庆工委已无法工作，基层队长指导员也遭到揪斗，油田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可现在有的人竟然还嫌乱得不够，提出要停产闹革命。这时，一个“群众代表”情绪激动地说：“应该停下来。每年冬训不也是停下来吗？今年更得停。”余秋里表态说：“停也不是不可以的。咱们来商量一下看看停什么？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业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不能停。停注水行不行？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不能停。供应部门停喽？可油田生产物资、套管、钻杆得提前调进，为全年做准备，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喽？但油田生产需要及时了解地下动态，不能停。运输停喽？那咱们靠什么走路呢？油田生产、生活、吃饭离了运输寸步难行，不能停……”余秋里越说越激动，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声说：“采油不能停，井下不能停，炼厂不能停，水电不能停，科研不能停，维修不能停……”一连说了十几个“不能停”。余秋里接着说：“大庆生产不能停。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们和群众组织一起商量在各指挥部建立起一个管生产的班子，人员不要论资格，只要能干起来就行。把真干工作的选出来，把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起来。如果重要岗位人不够可以从其他油田厂矿调一点补充，一定要保证生产正常运行。”
余秋里最后对王进喜说：“这次运动不少劳模都受冲击，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不管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临别时他又握住王进喜的手，嘱咐了很多话，最后笑着说：“铁人，你铁人也可以造反嘛。但一定要造错误的反，我有错误你就造我的反！”
第二天，周恩来几经调整日程安排提前接见了王进喜。石油部的康世恩、李人俊、唐克等人也参加了接见。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王进喜说：“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谈主要的。”
王进喜说：“总理，现在大庆乱得不行，眼看生产受到影响啦，实在让人着急。”接着，他把领导干部被揪斗，基层干部受冲击，技术干部被打成“反动权威”不能工作，生产没人管，一些青年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大批的人进京等等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边听一边记，还不时地插话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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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庆功会开成了批斗会（2）
听完王进喜的汇报，周恩来说：“前些日子陈永贵同志也来了，也是为了山西的革命形势。今天你谈的情况很重要。石油是保证国计民生和国防的重要物资，出了问题不好交待。毛主席很关心石油工业，很关心大庆，我们可不敢掉以轻心。你回去要向干部工人传达，向大家讲，一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决不允许停产闹革命。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清醒。我们都要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不能落井下石。防止在大风大浪里摔跤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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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铁人”遭迫害
带着周总理的嘱托，1月10日，王进喜转道哈尔滨回到了大庆。虽然离开仅10天时间，但大庆更加乱得不成样子：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各级干部、包括班组长都被揪的揪，靠边的靠边。正常工作秩序完全被打乱。这些群众组织都有油印机，都可以贴大字报，出小报，撒传单。他们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大造夺权舆论。
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和讲话精神，王进喜一面深入基层井队、车间、管理站直接向群众传达；一面想争取得到油田群众组织的支持，造成较大的声势，形成统一的舆论。1月13日，经过多方工作，油田几十个有影响的较大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职工医院召开联席会，王进喜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提出要开一次全油田的大会，贯彻总理讲话精神。
王进喜的传达立即引起激烈争论，会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最后会议围绕着“大庆是红旗还是黑旗”，“王铁人是红线人物还是黑线人物”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王进喜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王进喜是铁人是泥人问题不大，我才值几个钱？但大庆油田必须肯定，她是我们广大干部、工人、家属苦干6年干出来的。大庆就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谁要是造大庆红旗的反，广大职工决不会答应，就要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当前革命要搞好，生产更要搞好！怎么搞好？我想最最重要的是贯彻总理指示和‘一八讲话’精神。希望大家可不能糊涂，不能含糊。”
王进喜反对停产闹革命，努力维护大庆生产局面的努力，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也成为一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们的眼中钉。在张春桥攻击王进喜之后，1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又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大肆攻击先进人物，号召起来造标兵模范的反。
危险正一步步向王进喜逼近。1月25日，王进喜来到大庆总机厂宣传周恩来指示，动员职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他正和几个工人谈话，突然进来几个人把他抓了起来，弄到一个小黑屋里。造反派的人们拿出皮鞭、尖刀、棍棒，摆上录音机，逼迫王进喜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有男女作风问题”，要承认上北京向总理汇报的是“假情况”，要他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他们在大庆召开了对王进喜的批斗大会，大会除中心会场外还设了114个分会场。当时的斗争很残酷，王进喜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让他跪玻璃碴子，要他承认是叛徒、工贼，是“保皇派”。王进喜只是说：“我是苦出身，根本就不是什么叛徒、保皇派。我只保毛主席，保党中央，我们打井没有错。”
当时，大庆的形势十分严峻，有的单位把王进喜“揪走”，轮流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人正声嘶力竭地批判大庆、大庆红旗、大庆精神，王进喜越听越气愤，他呼地站起来，甩掉身上的棉大衣，大声吼道：“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造反派将王进喜关进了“牛棚”，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拿着一份写好的攻击大庆红旗“十大罪状”的材料对他说：“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但铁人不为所动，他说：“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些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这些人在王进喜身上施加暴刑，脖子上挂开水桶，用烟头烫后背，扒掉身上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地，又脚踩在身上。王进喜硬是挺住，没说过一句软话。
由于大庆生产指挥系统被打破，各项行之有效的生产制度和工作制度无法坚持，注水系统不完善，泵站生产不正常，该注水的不注水，新井投产大量增加，而注水量反而下降，油井含水量急剧上升，油田的形势越来越危急。
第八章 周恩来关注大庆
周恩来一直关注着大庆和王进喜的情况。王进喜遭受迫害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庆油田生产形势恶化，周恩来非常痛心，也十分着急。一次石油部的几位领导到周恩来那里开会，当石油部汇报到王进喜受迫害的情况时，周恩来听着听着竟流下了泪水。他哽咽着说：“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王铁人是大庆红旗的模范代表，他对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有功，听说有人把他抓起来，还要打倒他，我很痛心。”后来康世恩回忆说，他一生见到周恩来流过三次泪，为王进喜流泪便是其中的一次。
后来周恩来亲自安排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负责将王进喜接到北京。2月26日，主管石油工业的李富春副总理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王进喜和石油部机关及大庆的群众组织代表。随后周恩来又抽出时间接见了他，并当着一些群众组织代表的面表态说：“铁人是大庆红旗的模范代表，怎样对待铁人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大庆，关系到一大批劳模标兵。”
面对大庆的混乱局面，周恩来心中十分焦虑。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大庆不能乱”。
1967年1月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周恩来接见了大庆油田及其他油田群众组织的代表。为了防止有人借机闹事，在接见之前周恩来作出明确规定：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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