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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在发言中谈到，企业学大庆，关键在领导。他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边丰还从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进一步谈了学大庆的问题，他说：要真正把一个企业办好，非学大庆不可，非走大庆的道路不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是方向，就要从上到下目标一致，有一个通盘的规划，不要只是喊一喊，抓一阵，就算了事。石油部系统为什么学大庆学得好呢？是石油部抓得好，抓住不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学大庆学得好不好，要上面来负责。责任还在我们自己。但是，要使本系统的企业成为大庆式的企业，领导机关就要学石油部那样从上到下，一抓到底。
　　玉门石油管理局代局长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批评的是地方，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
　　

第六章　把亏损丢进富春江
经过两年的宣传推动，到1966年上半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纸上关于大庆经验的报道越来越多。尽管当时我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刚刚兴起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但是，从总体上看，初期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对于调动工业交通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各地狠抓企业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效率，严把产品质量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提名，推荐出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会议认为，这70个单位，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先进单位的代表，是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的学习榜样。
　　这一批大庆式先进单位当中，有全国闻名的大庆油田；有襄樊棉织厂、潞安硬设备局石圪节煤厂、兰州炼油厂、湖南橡胶厂、上海嘉丰棉纺织厂等5个在1963年受到国家经委表扬的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单位；有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所属的企业，也有各省、市、自治区所属的企业；有冶金、化工、煤炭、石油、电力、建筑材料、林业、机械、农业机械等部门的重工业企业，也有纺织、轻工、手工业部门的企业，以及铁道、交通、邮电、地质和物资部门的企业；有工业交通企业，也有新兴的工业地区。
　　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认为，推广这70个大庆式企业的经验，将会进一步促进工业交通战线学大庆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达到新高潮。
　　富春江冶炼厂是这次会议推荐的大庆式企业之一。《人民日报》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称这个厂“学大庆学到了点子上”。
　　富春江冶炼厂，是在1958年用土法建成的一个小工厂，初建时，全靠手拉风箱的土炉生产，炼出的第一炉半成品只有公斤重。经过职工几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学习大庆以来，这个工厂的生产水平迅速上升，逐步建成了一个土洋结合、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小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
　　在建厂最初的几年里，这个工厂虽然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但由于企业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经济核算起来连年亏损。1963年企业党委书记伊方安和厂长于金銮参加杭州市委召开的工业会议，听到许多兄弟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开始感到自己头上戴的“亏损帽子”是一种压力。1964年年初，企业开始响应上级号召学习大庆的先进经验。工厂领导召开专门会议向全厂职工传达了大庆经验，职工群众情绪激动。大家立志摘掉亏损帽子，要把亏损帽子“丢到富春江去”。职工们的决心书、保证书，在几天之内贴满了车间、宿舍、食堂的墙壁，要求工厂党委马上挥动大旗，领导大伙闹革命，摘掉亏损帽子。
　　职工群众的决心，使企业领导感触很深，工厂党委一连开了多次会议，最后在领导干部中统一了认识。他们认识到，要领导职工群众革企业落后的命，首先要革思想落后的命，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自我革命。通过学习大庆经验，富春江冶炼厂的领导干部认识到，一支好的职工队伍，是靠好的领导干部带出来的。而领导干部要有过得硬的好作风，跟职工群众保持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必须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参加劳动，真干、实干。
　　工厂党委书记伊方安是参加劳动最过得硬的一个干部。他从大庆学习参观回来后，第一个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到最艰苦的岗位，拣最脏、最重的活干。他赤膊背石头，手脚都磨起了泡，背脊晒得油黑，从不叫苦。工人们说他活像个人民的“老黄牛”。
　　全厂各科室工作人员在企业领导的带动下，也纷纷下到车间去参加劳动。哪里困难，哪里是关键，他们就到哪里干。严冬时节，矿山最冷，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推矿车；三伏酷暑，炉前最热，有干部在那里和工人一起搞冶炼。各主要工种，不论日班、夜班，都有干部在那里顶班劳动。他们逐步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做到既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在1964、1965两年间，全厂干部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
　　干部通过参加劳动，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加关心工人的劳动状况。冶炼车间的烧结工序，是全厂劳动条件最差的地方，温度高，硫气重，灰尘多，费力大。过去，干部一般不到这里参加劳动，对工人的疾苦没有体会，因此，当烧结块的生产跟不上生产需要时，厂长批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埋怨工段长，工段长就责怪工人。工厂党委和有关科室的干部在这里顶班劳动后，亲身体会到操作中的劳累，把改善这里的劳动条件看作是一个关系群众观点、生产观点的大问题。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用机器制团的新工艺代替了原来的落后办法，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劳动力，降低了成本，产量也成倍增长。
　　通过学大庆，这个厂生产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学大庆的第一年——1964年，他们摘掉了建厂5年来连年亏损的帽子，向国家上交了数目可观的利润；学大庆的第二年——1965年，他们又在生产上实现了大的发展，产量比上一年提高了一倍，上交利润超过了1964年的三倍以上，有些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赶上或超过了国内先进水平，手工操作基本上改变为机械化。他们还大搞综合利用，除主产品外，又搞成了包括两种贵重金属在内的五种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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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上海卫海铁工厂是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推荐的另一家大庆式企业。
　　这是大上海的一家小工厂，1958年，卫海铁工厂刚成立时，厂里的工人还天天与铁锤、风箱打交道，沿用着传统的手工方式从事生产。从1960年开始，由于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这个厂面临着原材料不足、燃料不足、生产任务不足等困难。由于前几年盲目贪多求快，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当时厂里的产品，三分之二是等外品，三分之一是二等品。企业内部不团结，部分人自由散漫习气比较严重，劳动纪律松弛。
　　在困难面前，工厂党支部带领职工奋发图强，他们通过“忆苦思甜”，忆出了一个坚决克服困难的精神面貌。干部和工人，在困难面前，亲密无间，无所畏惧。
　　这个厂的主业是生产钢板弹簧，但当时生产任务不足，他们就主动承接了其他大型设备的加工任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厂从上到下都努力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意识。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没有文化，以往工作多凭自己的经验，因此操作很不统一。副厂长吴庙祥也只读过5年小学，但他肯动脑筋。他带着几个工人，在热处理工段观察老师傅们的操作，并如实地把三个技术最好的工人的操作描绘记录下来，又组织群众反复总结、讨论，最后制订了41条热处理工艺。制造钢板弹簧的40多道工序，就这样有了新的工艺操作规程。一套严格的检验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一套科学的测试设备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了。而且，企业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到1963年，他们自己制造的设备增加到50多台，全厂85％的操作实现了机械化、半自动化。
　　卫海铁工厂的产品质量从此迅速提高。单片钢板弹簧的寿命，从七八万次提高到25万次。1963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产品的质量被评为先进。
　　当上先进之后，卫海铁工厂没有止步不前。工厂党支部组织全厂职工学习毛泽东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职工们把自己的钢板弹簧质量，跟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厂比，比出了6项差距；与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更大。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工厂领导及时提出：在1964年内赶上长春第一汽车厂！
　　卫海铁工厂的设备经过几年的技术革新与改造，虽然较之从前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与长春第一汽车厂相比，毕竟还相差很远。有人说，长春是“三新”，即现代化的厂房，现代化的设备，第一流的技术队伍。而卫海铁工厂是“三老”，即厂房“老”，三分之二是芦席棚；设备“老”，绝大部分是土设备；人也“老”，文化水平低。
　　小厂能不能赶上和超过大厂？“三老”能不能赶上和超过“三新”？卫海铁工厂的职工们从学习大庆精神的过程中，看到了这种可能。职工们说：“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草原，凭着一股革命志气，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技术第一流的大油田。我们头上还有芦席棚，脚下还有煤渣地，条件比大庆好，为什么赶不上长春？”大家分析：“三老”是赶长春的不利条件，但是也有有利方面：设备是自制的土设备，专用性强，工人使用熟悉；厂房破旧，可以激发自力更生的精神；老工人在旧社会受苦深，阶级觉悟高。于是，卫海铁工厂的职工提出：“头顶芦席棚，脚踏煤渣地，立下愚公志，三老赶三新。”
　　要消灭与长春的6个差距，关键在于制造“三机”：造出喷丸机；造出更高水平的卷耳机；造出一批新型的淬火机。
　　全厂抽调专人组成了造“三机”的攻关队伍。“三机”的零部件上千，需要有加工设备。厂里没有足够的机床，他们趁兄弟厂休息的时候，借人家的设备干。试制新的机器，厂里没有合适的场所，他们把放废料、堆煤的地方清理干净，搭个架子，拉上油布，就在油布棚下干。大热天，喷丸机机身像个烘箱，他们还是钻进机身去凿、去锉、去刮。台风暴雨季节，一阵雨过，场地一片泥泞，大家还穿着套鞋继续干。有的零部件，是工人们用凿子凿、锉刀锉、手提砂轮磨，一点一滴“修”出来的。
　　1964年，“三机”制造出来了，卫海铁工厂实现了“三老”赶“三新”的目标，赶上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这一年度全国钢板弹簧质量评比，卫海铁工厂又被评为全国新技术先进厂。
　　卫海铁工厂在学大庆运动中注意学习大庆人敢于迎着困难上的勇气和志气。副厂长顾耀祖谈起学大庆的体会时说：“不怕生产上一穷二白，就怕思想上一穷二白，没有志气。只要有志气，即使没机器，也可以造出机器来。如果没志气，即使有机器，也可能没有多大作为。”他还说：“机器都是人造出来的，技术都是人去掌握的。外国人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只要有志气，又肯下功夫，为什么他们能干出来的事，我们就不能干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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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国处处有大庆
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国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在这场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庆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庆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庆的内容比较扎实，成就也是丰富多彩的。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的宣传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神秘化的倾向，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十分强调要将大庆经验与本地、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注意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树立自己的“大庆”。
　　坐落在北部湾畔的北暮盐场，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原来，这里的盐田总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生产落后，产量很低，最高年产量不过3000吨。解放后，生产有了发展，但企业的规模仍比较小。1964年，党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北暮盐场的干部、工人决心以大庆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盐场面貌，为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1965年底，北暮盐场学习了兄弟省改造旧盐田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造旧盐田的计划。这就是，把盐场一工区平方公里高低不平的旧盐田加以改造，实现扬水、顺水自流化；同时，把这些盐田上的500多个石子铺底的结晶池，挖去石子，铺上陶片，实现结晶池陶片化。
　　计划做出后，全场130多名盐工便顶住各种压力，投入了改造旧盐田的斗争。他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要投资。没有陶片，他们下班后挑上泥箕，步行二三十公里，到合浦县城附近的一个陶器厂去拣碎陶片。有些盐工还回家动员自己的亲属也东村西舍地帮助找陶片，然后一担一担地送到盐场。在工人、家属的共同努力下，盐场没花国家一分钱，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将61块盐田铺成陶片结晶池。这些结晶池，由原来开晒四天才产盐，变成只要有半个连晴天就可以收盐，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
　　1966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锦州建成大庆式新兴工业区》的长篇报道，在同一版，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全国都能有大庆》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大庆精神到处可以发芽、滋长、开花、结果。……应该说，全国各地都能有大庆。”社论强调：“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各地区、各企业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3月21日，《人民日报》在《学大庆、赶大庆、超大庆，创造更多的大庆式企业》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各地学大庆的先进典型事迹。
　　《人民日报》在为此发表的“编者按”中指出：“学大庆应该从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应该把大庆的先进经验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兄弟单位的任何先进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不通过总结和推广自己的经验，是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学大庆，都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才能把大庆的经验真正学到手。”
　　值得重视的是，在上述《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编者按”中，不仅讲到了学大庆、赶大庆，还提出了“超大庆”的口号。而且各地在总结出的学大庆的先进经验中都反复强调，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