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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杀婴事件（1）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各种各样古怪滑稽的迷信有关。我刚才所述是影响比较大的几种迷信。在任何情况下，女性都不允许靠近一口正在施工中的井。从施工的第一锹土被挖起，井边就竖起一面红旗，来警告所有女性保持距离。我没能找到这种做法的原因。另外，无论宴会多么正式，持续多长时间，中国人都不允许桌旁的任何人更换盘子。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筵席，包括78道菜，持续了12小时，但是从头至尾，人们都使用同一个盘子。一次作为客人，我在北京最著名的餐馆用餐。主人是一位高官，也是我的一位好友。他说：“我们已经互相宴请了几次了，了解彼此的风俗习惯。我注意到在外国人的餐桌上，每更换一道菜就更换一次盘子。你一点注意到了我们从不更换盘子。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我们的客人更换盘子吗？”我原本以为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的清洁卫生意识不强，但是出于礼貌，不能这么说，就只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主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继续说道：“你也许是认为我们不讲卫生，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一个相当古老的迷信说法，‘换家伙死媳妇’。”好多主人都向我做出过类似的解释。
　　迷信所导致的结果也包括负面的东西。如果不讲一讲这些不人道的，可怕残酷的行为，那么对于中国人迷信的描述就显得不充分，不确切。前面所述已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亲情有着正常程度的发展。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不乏亲情。相反，他们夸耀自己对亲戚的爱，用缺乏亲情批评敌人。不论血缘关系多么近，他们也不会让亲人安静的在床上死去。在弥留之际，也许就是死亡的一瞬，他们把快死的人从床上移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受到警告时，他们会小心翼翼的这么做。匆忙和莽撞，即使没有加速死亡，也增加了快死者的痛苦。但是无论付出任何代价，在人死之前，一定要完成这件事。这样做是因为有迷信认为如果一个人死在床上，他的灵魂就会留在床上，使得床和整个房间都无法让别人居住。如果人死在了床上，这张床就要被拆掉，房屋要重新粉刷，别人才能再用。
　　从我们知道中国人开始，就有人控诉中国人的杀婴罪。长期居住于中国的聪明的外国人都知道这很平常。其他同样可以信赖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的人也同样真挚的否认这个事实。没有人在这方面比威廉姆斯博士更权威了。他谈到了中国南方的情况：“有人在广州作了调查，得到的证据显示杀婴的事情相对很少，舆论也不支持，法律上没有提及，也没有惩罚。”当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只是中国北方的做法。
　　一位站在观察者位置上的，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不久就会对一个奇怪的现象感到震惊。他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街上玩。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缺少合格医生的情况看，中国儿童的死亡率一定不比西方城市低。但是他从未见过孩子的葬礼。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他一段时间，他也许向当地的朋友询问，但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谈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吉利。如果他恰巧某天清晨来到街上，他就会揭开可怕的谜底。就像我已经见到了许多次一样，他将见到一辆由两头牛拉的大车，车前有块牌子写着它可怕的职业，车上堆满了儿童的尸体。一次我见到一辆车上至少有一百具尸体。它们像垃圾一样被扔上车，几乎都光着身子，其中有一些被放在旧苇筐里，只有一两个被放在薄棺材里。这些大车每天晚上都在街上捡这些可怜的尸体，其中有很多已经被狗撕烂了。它们像木头一样被扔上车，倒在城外的一个大坑中，用生石灰掩埋。用杀婴罪来解释这一可怕的习俗就不会让人奇怪了。
　　说到中国北方，这些可怜的孩子不是故意杀婴犯的受害者。他们只是迄今为止人脑中存在的最残酷和令人震惊的迷信的牺牲品。一个孩子生病时，根据父母的方法和智力，他们会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得到关心和医治。但是如果治疗无效，死亡临近，情况就马上改变了。小孩会被脱光衣服，放在土地或者砖地上，就在房子最外面的门里。父母把他放在那里，看着情况的变化。如果他好了（这种情况很少），他们就认为这个孩子是他们的骨肉。如果他死了，他们就认为它是潜入他们家的恶灵，来给他们制造不幸和灾难。因此它们被扔在街上，像刚才说描述的那样，由一辆大车收走。没有力量可以说服他们把死者安葬在家中的墓地里。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但是哪个正常的中国人会收养一个恶灵呢？这就是原因，也是他们的做法。结果就是这辆可怕的装死人的车。这种做法导致了许多孩子的死亡，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孩子可能会康复。迷信导致的结果，可以充分用故意杀婴罪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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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杀婴事件（2）
这种做法在各阶层的中国人中都很普遍。北京的一位军官，被允许离职数周。他拥有高级军衔和过人智慧。在离职期间的一个下午，他来拜访我。他狼狈的样子让我感到惊讶，于是询问他是否生病了。我转述他的回答：不，我没病，但是遇到了很大麻烦。我结婚许多年了，生了几个女儿。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多么急于生一个男孩。三年前我有了一个男孩，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高兴和骄傲。他是一个大胖小子，从未生过病，直到两个月之前，他开始憔悴。我让中国的大夫给他看病，但是他的病情加重了。最后，两星期前，我没有别的办法，找了一位外国医生给他看病。你可以想到我是多么焦急的希望他能活下来。但是他没能治好这个小孩。上周的一个晚上，我被迫把他扔到了门外。
　　另外一件事发生的离我更近。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一位传教的女士去中国的小礼拜堂。她那天去的比平时早，为了在礼拜前有时间看望礼拜堂看门人的孙子。因为她听说那个孩子病了。虽然有东西顶着看门人的家门，但是她还是进去了，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正躺在门边的土地上，这就是她要看望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坐在屋子的另外一头，很悲伤但是束手无策。虽然是在11月底，但是屋内没有生火。冷风顺着满是洞的窗户纸吹进来。这位女士惊恐的尖叫了一声，就从肩上摘下披肩，把小孩包裹起来，试图留住他最后的呼吸。她让那位父亲取来热水，生上火，孩子又恢复了一丝生气。她严格命令他们把孩子包在她的披肩里，烤烤火。她认为孩子不会死了，就离开去了教堂。一个小时之后当她回来时，她发现又有东西把门顶住了。这次她来的太晚了。孩子的生命已无法挽回，死在了她的怀里。就在她离开这间屋子去参加礼拜的时候，这个孩子又被脱光了放在地板上，为了检验，他是个孩子还是个魔鬼。威胁和劝说都不能让他的父母把他葬在家中的墓地里。他们最后同意把他放在一口薄棺材中，黎明时把他带出城，葬在地里。
　　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基督徒，做这个工作已经多年。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都很好。但是为了说明可怕的迷信对中国人的控制，我必须说出这些事实。
　　

辫子的故事（1）
东方人和西方人最显著和惊人的不同是他们的头发。东方人的头发是粗糙的，直的，深黑色。欧洲和美洲人的头发是柔软的，光滑的，弯曲的，没有乌鸦羽毛般的深黑色，而是有着不同的颜色。在东方居住了许多年之后，我见过的所有纯种的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是黑头发。当然要刨除那些被岁月漂的灰白的头发，和中国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他们的眼睛是粉色的，头发是白色的。
　　另一个同样显著的区别是长在脸上的毛发。亚洲人只长很少的胡须。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只是在脸颊和上唇处有一些稀疏的胡子，更普遍的情况是上唇根本就不长胡子，只有三四根毛从脸颊或是下巴上的痣上滋生出来。有了这几根毛的人就相当的骄傲，随身带着一把特制的小梳子，不时地梳一梳，捋一捋，精心的照料它们。尽管很少，但是也是珍贵的男性特征。
　　外国人的络腮胡子很美，很早就成为了中国人嫉妒的对象。和他们光滑笔直的辫子相比，中国人不羡慕外国人头发的颜色，也不承认它们又短又密；他们认为外国人的大鼻子很难看，也不喜欢外国人惨白的肤色，批评我们眼睛的颜色，并且反感我们眼睛观察事物的角度。他们不友好地把外国人的耳朵和驴耳朵相比。但是说到胡须，他们承认外国人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很多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生长胡须的能力不仅限于男子。1874年秋，我和两个美国绅士一起去中国内陆旅行了几个月。那些地方很少有外国人涉足，多数人甚至根本没见过外国人。我的两个旅伴中有一个比较矮小，但是拥有全部的男性特征，包括锐利的眼神和一大把垂到胸前的胡子。但是我们没有料到，由于中国人的误解，这位绅士一路上都被当成我的妻子，一个女人。这种荒唐的错误可能是来源于他瘦小的身材。在一个城市，大概有十万人是来看我们的。我无意中听到当地两个穿着体面的人的一段对话。其中一个人指着我的身边的同伴说：“那是一个女人。”另一个人回答：“不可能。看看他的胡子。”第一个中国人嘟哝着说：“你不知道，在他们国家，女人有着和男人一样的胡子。”满心疑惑的汤玛斯（同行的第二个绅士）发出惊讶的叫声，非常敬佩中国人的广博知识。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辫子不仅是中国人的标志，更是中国男人的象征。在婴儿和儿童时期，他们的头发被剃光，像一个光滑的闪闪发亮的撞球。或者是绕着圈留几块头发，杂乱的铺在表面，从上面长出一束头发，编成一根根的羊角辫。只是当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这些娃娃头才被郑重其事地剃掉，开始真正的留男人的辫子。
　　辫子虽然是中国男人的象征，但是中国人原本没有辫子。和其他的服饰相比，它是外来品，是现代最近的发明。当今的朝代的皇室家族本身就是外来的，300年前他们是鞑靼人或蒙古人。是他们带来了留辫子的传统。简要地补充一下，留辫子是唯一一件中国人从满人那里吸收的事物。在前朝，中国人不剃头，头发梳得和我们差不多。当现在的统治者的祖先取得皇位之后，新皇帝就下令，所有臣民都要剃发蓄辫，作为归顺的标志。这项法令立刻引起全国激烈的反抗。人们认为留辫子在身份上是不体面的，在道德上是堕落的表现。在一段时间内，各地暴乱不断发生。人们怀疑这种新服饰不经过长期的流血战争是否能实行下去。
　　然而鞑靼皇帝能胜任这种情况，他用精明和机智战胜困难，成为千古一帝，青史留名。他不威胁也不强制。他不理睬反对，颁布了另一个法令。这个法令禁止犯人留辫子，并要求官员剪去犯人的辫子，不许他们剃头。这样剃头留辫子的人就变得令人尊敬了。皇帝的新臣民立刻就急于采用这种新发式，就像他们过去急于反对一样。直到今日，满头的头发，没有辫子都是犯人的特征。英明的满族皇帝更进一步，利用中国人孝顺的观念。他把不剃头，不梳辫子说成是对死去的父母的哀悼。无论看起来多么邋遢，孝子百日不剃头。
　　现在中国人迷信的崇敬辫子。人们非常小心的梳理它，并用马尾或蚕丝把它加长。有时缠在头上，小心的盖好，以免沾上灰尘。人们普遍把它当成尊严和荣誉。中国男孩想要有一条辫子，就像美国男孩想要有一条带兜的裤子一样。拉别人的辫子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剪辫子就是大不敬，要受到法律严厉的惩罚。
　　

辫子的故事（2）
关于辫子的礼节和其他东方的习俗一样严格而且奇特。松散的编辫子是粗人的标志。每一股都要绷紧，梳整齐。在发梢通常系上黑色绸绳和流苏。但是在服丧期间，就要用白绳，因为在中国白色是表示哀悼的颜色。一个人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旅行，为了保持头发的干净，把辫子盘在头上。当他遇到一位朋友或是熟人时，在打招呼之前，他就必须把盘着的辫子解下来，让它直直的，端庄的垂在身后。与之相似的一个礼节规矩是，仆人不能盘着头发出现在他的男女主人面前。这种行为极为粗鲁无礼，就如同他半裸着一样。
　　中国人是如此的关注发式，一个了解浓厚迷信性格的人一定不会惊讶于中国几乎每年都爆发的剪辫子事件。它像一阵骚动的旋风，毫无原因地突然爆发。通常，人们都不知道它是如何开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结束。它意想不到的到来，没有一点警告，就像席卷美国西部大草原的旋风。有些事件是由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怀好意的人故意引起的，以加重人们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人精心蓄谋，把风波的始作俑者指向外国人。这样的事件最近几年发生过不止一次，由于种种荒谬的谣言，没有恶意的外国人的生命不时被置于危难之中。
　　在这种浪潮之中，整个的中国，无论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都变得异常激动和恐惧。最荒唐的故事流传开来，并且被人深信。我举几个真实生活中的例子。有一个中国人在大街上走，他的辫子突然掉下来消失了。那时他周围没有任何人。另一个人想把辫子盘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辫子没了。他后脖颈子一凉，他的辫子就没了。这个人和一个陌生人在街上说话，那个陌生人突然消失了，这个人的辫子也跟着没了。另一个人瞟了一个外国小孩一眼，这个小孩也直勾勾的盯着他，突然他的辫子没了，只剩一股烧焦了的头发的味道。
　　这样的故事在骚动的时候广泛流传，并且被普遍相信。辩论或者请求人们用常识判断一下根本没用。其实只有人使用大剪刀和类似锋利的工具才可以剪断头发。但是这样的说理没人相信。中国人对鬼神和神仙方术深信不疑。就像这些典型的故事所表现出的那样，人们把大部分剪辫子事件（即使不是所有）归因于这种力量。在这种疯狂的时期，作为外国人不去和他们最亲密的东方朋友或仆人争论，而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的缄默是明智地做法。在这种时候，谁也说不准一个欠考虑的词语可能会招致的猜疑和后果。
　　在这种思想风暴中，官员们应该采取措施，平息骚动，安抚百姓。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么作。在所有迷信问题上，他们不比被他们管理的人开明多少。我已经见到过至少一打由北京的长官，在这种骚乱时期发布的布告。每一个都在事实上加强和不是减弱公众心理的骚动。他们开始都警告人们，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人们应该留在家中，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们建议人们避免和陌生人打交道，门窗要封好，天黑了不要出门，照看好孩子。最后还提供一种保护的方法或者一种保护辫子的特效药。药方很简单。一个告示中说把红色和黄色的细绳编在头发里。另一个告示描述了一种内服的药。另一个告示介绍了一种药，一半吞服，一半要扔在炉膛里。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药方，是由顺天府尹在1877年一月公布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组合。把三个汉字以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然后用墨汁写在一张固定大小的黄纸的三个角上。一角要被烧掉，把灰小心的留下来喝掉。第二角编在辫子里。第三角要贴在门楣上。父母官保证这样做就可以阻止日夜游荡，伺机夺走作为国粹的辫子，使人们安全。这个药方被府尹谦虚地称为“神通广大、包用包灵的护辫秘方”。
　　应该补充的是，在这种剪辫子风潮中，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辫子。人们满口流言，意志完全消沉，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状态。那些神秘兮兮，面色惊恐的人讲述着各种故事。他们以及告诉他们的人都没有确实见过一桩。在所有这些骚乱中，我也没见过哪个中国人，他确实见到过另一个中国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失去了他的辫子。每一个故事的基础都是道听途说。这种骚乱是一种不能理解的，危险的迷信恐惧流行病。
　　

辫子的故事（3）
在事态严重的北京，就在顺天府尹公布了公告和药方不久。一天清晨我被叫醒去见一位美国传教士。他来报告说就在前一天晚上，一个在他手下掌管的小礼拜堂内过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的辫子。这位传教士知道在那个骚乱猖獗的时刻，如果走漏了风声，这个小礼拜堂就会立刻被暴民拆掉，可能会有人伤亡。所以他万分小心地把受害者关在一间屋子里，一大早就急匆匆地到公使馆寻求建议和援助。我先给京城军方的都统衙门发了一封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