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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本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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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点之外，中日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打开国门，到建立和处理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一切都有利于日本。正式将中国强迫进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鸦片战争我们已经做了足够的论述。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日本也是在刺刀下面，被纳入了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美国主导了这一过程，与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签约国双方都制订了严格的法律禁止输入和使用鸦片。我们已经看到与中国签订首批条约的列强是如何处理这些法律的。另一方面，我们外交官进入日本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执行禁烟，这就在实际上加强了日本政府的权威。相反大不列颠对在中国禁止使用鸦片的立法横加干涉；美国却对日本的相关立法给予了道义支持。这两种行为的差别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我们通常预料的要深远得多。甚至可以说，它导致了现代中日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1872年的时候，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日本的一些中国侨民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要求转交给朝廷。他们要为居留在日本期间受到的苦难和不满鸣冤申诉。他们抱怨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吸食鸦片，而日本政府干涉他们吸毒。他们列举了许多为此遭受的磨难，宣称日本警察甚至习惯于在夜晚闯入他们的卧室，闻他们呼吸的气味，以判断他们是否吸食了鸦片。
1878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同意在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中选择几名，送入美国的西点军校或者安娜波利斯陆海军学校深造。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朝政府在之后的三年一直做着努力，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的拒绝是导致“幼童出洋肄业局” 撤消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为了与现代文明方式和理念接轨而采取的最现实的步骤。当中国人的要求被美国拒绝的时候，日本政府派遣并资助的学生却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军作战技艺与理论。中国政府对此事非常清楚。在最近中国日本两国间爆发的大规模海战中 ，几位日本海军的主要将领都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先前拒绝中国留学生而允许日本公派学生学习军事的做法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海战的结果。我们同样不知道这样的拒绝多大程度上伤害了中国，导致她在进步方向上三心二意，对前进提升的方向忧郁不决，畏首畏脚。
美国和所有的英国殖民地，即中国移民能够到达的地区和中国苦力们确信他们能够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所有地方，都通过了反对中国移民的法律。但是还没有任何限制日本移民的类似立法行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自己的人民向外迁移，也很自然地反对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性立法。中国从不将国民视为尘埃渣滓。
这些比较和对比并不以争论或者谴责为目的。笔者也不想涉及以下的问题，即对这两个相邻大国的不同待遇是否同时将他们从几个世纪的封闭孤立中拉出来，是否造成了他们相互猜忌，这样做是否明智，是否正确。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它们与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因此，任何人如果想对这个伟大的国家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理解，认识那些在内部相互作用使中国走到今天的独特力量，就应该重视这些对比。
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1）
在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的三十年时间里，她被毫无准备地推上舞台，面对纷繁复杂、矛盾迭起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关系着国家今后的发展存亡。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人物实际上塑造了国家的政策，主导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1860年，当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䜣是惟一一位留驻京城的皇室成员。他走上了前台，与手握重兵的各国外交代表签订了和平条约。从这一事件开始直到1884年引退为止，他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中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掌权人物。可能外国人对他的名字并不像对李鸿章总督那么熟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常驻首都而不是居留在通商口岸；也部分因为他的皇家威仪使一般的旅行者难以接近。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始终是帝国政府的真正首脑，李鸿章则是中国政府的左膀右臂。
在其政治生涯中，恭亲王一开始就成功创建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往的外交制度，同时建立了无比高效的海关制度。他镇压了华中地区的太平天国反叛，紧接着又镇压了西北省份的回民起义；他以惊人的宽松条件平息了外国政府因为天津教案中难以描述的恐怖而引起的愤怒情绪；他对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起初持反对态度，后来他的先见之明告诉他进一步的反对是危险的，他也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妥协；他在伊犁问题上击退了俄国，并且废除了苦力贸易的存在。最后，恭亲王因为法国侵略越南问题而不幸去职。但是他在越南问题上规划的政策也被他的继承者成功实践了。
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内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在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24年间，恭亲王经历了两朝皇帝 的兴衰。其中一位皇帝像女性一样柔弱，缺乏帝王应该有的品质，在挥霍，浪费，消遣，放荡中死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最近，他官复原职，必将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
1822年，李鸿章出生于华中地区的安徽省。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但是随着家族的这一代人中所有的男子都攀登上了仕途的顶峰，每个人都被赏戴珊瑚顶戴花翎，李鸿章的母亲因此被朝廷大力褒奖。李家显贵起来了。
李鸿章崛起于帝国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他是其中一个起义军势力强大的省份的巡抚。他下令将五位投降的太平军藩王和首领斩首。而这五个人是在戈登将军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可以免遭惩罚的前提下才投降的。 1871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之后他一直担任此职务。 直隶总督是所有地方督抚中最为重要的职位，因为京城就在他的管辖之下。
李鸿章富有军事经验。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2）
在辉煌眩目的政治生涯中，李鸿章自始自终效忠于清王朝。他始终是中国政府的坚强臂膀。由于他的大力筹划，中国建立了近代的海军和组织化的新式陆军。帝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依靠他出谋划策。不管是满汉各族，京城内外，李鸿章都比其他任何官员更受皇室宠信。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关于李鸿章不忠或者失势的任何形式的谣言存在过。
在关于满族人统治问题上，不论是李鸿章，还是其他汉族官僚，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满族人的统治曾是明智的、温和的、富有远见的。除了私人偏好的特殊宠幸外，汉族与满族群体之间不允许存在任何差别。汉族官员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满族官员的数量。事实上，土著汉族已经同化了自己的征服者，两大民族已经融合为一体了。几乎不存在因为皇帝是满族人而起来反对他的汉族人。这就像在我们的英国朋友中，基本上没有因为皇室具有德国血统而反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人一样。
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如此稳固？（1）
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千百年时间，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持久而衷心的拥护。有两个重要因素促成了其中的持久性，需要我们的注意。
这种制度建立在权力的家长制观念之上，被描述成纯粹的家长政治。研究政治制度的学者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他可能将这种政府体系认为是中国人的天才发明，或者是他们的天性使然；也可能将之视为人类在历史早期的一种随心所欲的选择。制度的永久性归因于长期以来教育制度的作用。教育塑造了人们的心态，使人们从心理上适应了整套政治制度。不管哪一方面的观点，结果都是一致的：中华帝国的观念已经牢牢地根植入人们的心中。它符合了中国人的心理判断和感情倾向。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受教育程度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几乎保持不变，孝道一直是他们受教育和讲究的最根本的内容和行为准则。这一美德被看作是所有品德的源泉和根本，道德教育的主动力，一切荣耀与繁荣的源泉。
孝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每一所学校的任何一本教科书都在教授孝道，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古到今，实践孝道的突出事例都会被呈送给皇帝御览。皇帝会对这些杰出的个人和事例给予特别的奖赏。帝国的每一个男女孩子从小就得学习这些感人的事例和优秀人物，作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人的名字和突出事例因此得到世代相传，在中国人的脑海中记忆犹新。这些常新的事例和人物被人们整理出了24个最著名典型 。
已经提及过的“康熙圣谕”就有专门一章教导人们要行孝道。除了上述24个著名例子之外，其中还有一个例子提倡尽孝，很好地解释了上面的理论。这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常州地区有户姓陈的人家。家族数代聚居，拥有超过700口人。全家人坚持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时他们还养了115到120左右条狗，它们也和人们一起进餐。如果有一条狗没有及时赶过来进餐，其他的狗都会等在食物边，到狗全齐了后再一起吃饭。”“你看，”英明可敬的康熙皇帝教导说，“陈家和谐的家庭环境，甚至将狗都感化了啊！”
也许，没有必要去调查陈家到底有没有养了这些狗，或者是老皇帝受到了虚假信息的欺骗。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向人们灌输孝道思想观念的不同方式和措施，直到它变成所有美德的同义词和一切宗教最高追求。孔子发现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存在，并在自己的政治伦理中将之一再强调和具体化，增强了孝道的力量。在他看来，孝道是所有私人、国家的美德和智慧的根本与巅峰。两千多年来，他的学说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政策。他的论述被上到皇帝、皇子，小到农民、乞丐的人所一再引用。对孔子话语的引用可以平息争吵，对矛盾冲突做出最终决断。
毫无疑问，中国长期的持续反复的教育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基础理论的每一方面保持一致，在维护制度的恒久性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牢固控制住了统治下的人民。
中国的政治制度保持长盛不衰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家事务的管理者都是从人民大众中选拔出来的。整个皇室，除了皇帝外，没有多少人占据政府的职位，也没有多少人对国家事务表示过兴趣。皇帝有一份长长的亲属名单：年长的和年幼的儿子、女婿、近亲和远亲侄子等等。但是皇帝只给当中的一部分人封爵，也不存在皇室成员占据政府显耀职位，获取肥利的情况。皇帝赐封的那些爵位一直以来都空有其表，仅仅带着荣耀的光辉；它们仅仅是对个人突出成就的褒奖，不能成为升官提职的标准。从某个角度讲，这些爵位可以世袭，但是很快就会消逝。因为朝廷规定每一代人要依次降级世袭爵位。即使皇室成员也不能例外。笔者曾多次雇佣了一位小工。他的家族与皇帝有血统联系，曾经被赏赐佩带黄腰带；现在他是一名泥瓦工，每天赚六美分工钱。
对皇帝和平民来说，那些拥有特殊荣誉的人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或者障碍。就拿皇位继承来说，实际上并不需要严格按照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的规定执行。皇长子并不一定就是当然的继承人。皇帝要考察每一个皇子的性格和特点，然后挑选出一位他认为最能处理国家事务的儿子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皇长子经常被搁置一旁。本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就是先皇的第十四子。理论上，皇帝可以完全跳出自己的家族范围，从全国的任一家族中选拔未来的皇帝。但是，这一程序从来没有被实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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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如此稳固？（2）
我们在这里就能看清中国的制度。皇帝至高无上，是天子，是帝国数以百万计百姓的父亲。无数的“君王的耳目”——不同领域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从人民中间仔细挑选出来。仕途的大门向所有人都是敞开的。帝国中每一位男孩都可能是未来的内阁首相。但是每一个人都得从政府阶梯的最底层开始，而他所能攀登到的高度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热情和对皇帝的忠诚。这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朝廷中的大多数首辅、阁老、大臣们和那些历史学家们可以找得到的人物，都是从贫困的小后生开始起步的。他们的贫困状态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这里就举一两个名字作为例子。清朝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多年来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 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父亲靠租种不到10亩农田来养活一个大家庭。他的同事和继任者沈桂芬 是街头小贩的儿子。如果他的父亲每天能赚到十分钱，就会乐得手舞足蹈了。这些人并不是特例，而是形成了突出的政治现象。
先将西方的选举模式放在一边，单就中国的政府官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任命这一点来看，这个伟大的东方帝国和我们美国很相似。两国的政府都由来自民间的官员组成。在中国，和在这里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有志于从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话，没有障碍会限制他的雄心的实现。结果都是可以预料的。政府职位被认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全社会有足够多的雄心壮志去填补它。在批评官员行为方面，社会拥有高度的独立性。公众意识中的普遍民主思想在那些将中国政治看作是纯粹专制形式的西方人看来，是畸形的。他们完全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谜团的钥匙。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现象：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完全理解政府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官员品头论足，直到最高层的官员，甚至是皇帝本人。对于前者，他们的评论拥有完全的自由度；批评他们的执政行为和私人生活，奉送他们绰号。实际上，他们是将这些低级官员当作是自己人。一旦涉及到皇帝，他们的言论就谨小慎微，使用最恭敬的词汇和语气。
对于这种使中国的政治制度长盛不衰的力量，对于这种中国统治者设计出来的加强政治恒久性的制度，我们不能做过高的评价。管理的缺失或者相反的集权专制，都可能被认为是具体统治者的错误操作，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从而得到宽恕与遗忘。帝国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或者设法找到一两个或亲或疏的亲戚在政府部门拥有一官半职。因此敲诈勒索、违法乱纪等等一长串可能的错误都被人们耐心而平和的接受下来了。如果官员阶层不是从民间选拔产生，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构成民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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