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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格林山脉里的老太太
有位老太太，独自一人住在格林山脉（the　Green　Mountains）深处，方圆数英里内不见邻里。夏日的一天，有个陌生人来到她门前，想讨杯水喝。老太太问他打哪来，他说自己住在波士顿。她吃惊地叫起来：“天哪，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该会多么孤独啊！”在老人家的概念中，波士顿是一个单调、偏僻的地点，全宇宙的中心就在她所居住的历经气候变迁的小木屋里。
　　其实世上的人都和这位老太太一样。
　　和她一样，我们都用自己建造的标准、用从自己身上总结出的模式去衡量他人。其他人是否正确，是否明智，都取决于他们是遵从了还是背离了我们已经树立的规范。而全然不管这些标准和模式是否专横独断，是否幼稚可笑，是否建立在极其狭隘的个人背景之上。
　　千百万中国人毫无思想地、完全机械地夏天脱下冬衣、冬天换去夏衣的行为，或者在皇帝的意志下所有人必须在固定的某一天换装　，我们不仅觉得可笑，甚至有人为此嘲笑奚落他们。然而在美国和欧洲，成千上万最有修养和最优雅的淑女与贵妇也在那些不近人性的时尚的驱使下，盲目地复制那些奇装异服，盲目地消费。这两种行为之间有区别吗？有所谓的明智之分吗？让我们看看那些奇怪的服装。这些畸形的样式完全破坏了女性的天然美感。这两种做法：中国人是在皇帝的命令下，按照气候变化的规律，在特定的时间里更换自己的衣物；而西方两大洲一半的人口则违背他们的个人品位和美感，接受也许起源于巴黎或伦敦的贫民窟的稀奇古怪的服饰，到底是谁更明智，谁不明智？
　　我们有必要多一些对外部的了解，少一些狭隘短浅、闭门造车的评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以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自己，情况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以更高的层次、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和他人，如果我们可以用更理想、更标准的人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况就会更好。更宽广的视角不但能使我们的结论更为精确，更加合理，还有更为深远重要的价值：这样做能使人们更加宽容、友爱、和睦相待，信任人们团结、高贵的本质。遗憾的是，现在远远不是如此。
　　轻易指责中国人远比真正理解他们要困难得多。中西方之间的相互联系还很少，非常短暂。我们的信息建立在主观想像之上多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模式的曲解和误会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人绝对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民族。现实生活比人们的想象更加神奇，对于汉民族的子孙来说也是如此。真诚的研究者更关注于中国人那固定的、凝聚不变的特性，而不是歪曲漫画的中国人和大众所熟悉的那些中国人特性。
　　本书不是为中国人辩论，不是替中国人表示歉意，不是对中国的批评，也不是为中国人歌功颂德。本书只解释中国和中国人。笔者曾经在中国居留多年，和中华帝国各地、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紧密的接触，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我尝试将自己在中华帝国的感受写出来。我努力描述并解释这个民族生活中的突出特性，论述为什么很多西方人感受突兀的、难以接受的方式，在中国人看来却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全书建立在客观事实，而非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我希望能够浮光掠影地向读者描绘真正的中国人。
　　全书穿插了许多具体事例，希望能够使我的作品贴近生活，更生动有趣，更易于理解。每一个事例都是真实发生的，不带任何着色和夸张。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给出每一件事例的地点、时间和相关人物的姓名。同样的，书中的插图都完全忠实于事物的原貌，除了照片冲洗的因素外，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中国人身上有缺点和不足的地方，有一些怪癖，更有许多闪光的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征。在岁月流动中，它们被年轻的一代牢牢继承下去，变化非常缓慢。中国有着光明的前途，中国必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谁不深信这一点，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
　　切斯特·何尔康比（Chester　Holbe）
　　纽约，189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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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星系（1）
在闭关锁国状态被打乱前，在许多世纪里，中国一直是她自由营造的世界中的中心人物，是这个体系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颗永恒的行星，是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化的帝国。环绕她周围的是一群满怀钦佩的卫星国。东北的朝鲜、北方的蒙古各盟旗、西边的喀什葛尔和撒马尔罕　、西藏位于喜马拉雅云雪覆盖的西南地区、南部的缅甸和暹罗、沿着南部边界分布的安南和交趾，还有像带子一样散布在中国海上的小王国琉球，他们构成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一个系统、一个世界。　他们都用最精巧、美妙、细小的赞扬和模仿来向中国阿谀奉承。他们照搬中国的文明形式，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照搬了中国的政府形式；借用了中国的宗教；其中几个国家还采用了中国文字，吸收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内容；所有卫星国服从并求助于中国，将后者视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中国是他们国内和国际纠纷的仲裁者。有时候，中国还出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反叛与暴动。中国将自己视作、也被人视作这一切的保护人和监督者。
　　我们继续使用行星系这个概念。在这个星系中，日本是一颗游移而危险的彗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获得了巨大而实际的利益。它的艺术、它的书面语言、它的文学、它国内的其中一种宗教都是从自己伟大的大陆邻居那借鉴来的。从日本对自己两种主要的产品产业和蚕丝的特定称谓上就能够表明它们是从中国引进的。但它一直是个招惹麻烦的邻居、是对中国稳固而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那些认为中日两国之间新近冲突是历史例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只是中日两国过去一千年来冲突的现代重现。
　　除了日本之外，上述国家和中国建立起了明确的、相互理解的友好关系。新年来临的时候，小国都要向中国派出年度使团来到北京，向皇帝进献贡品来表达新年祝福。中国的皇帝会亲自接见他们，并在他们归国的时候赏赐小国君主大量、远远高于贡品价值的回赠礼物，因为他的权力要比小国君主强大得多，也拥有更多的财富。暹罗要向中国进贡白象，只有少数年份，暹罗国王没有这样做。一些白象至今还在北京的“象苑”里活着。只有1894到1895年的冬季里，朝鲜国王没有向中国首都派出年度的使团，这如果不是几个世纪以来，也是几十年以来的一个例外。两国之间的许多商贸是通过这些使团的形式完成的。规模庞大的商队被允许随使团行动。作为一种特权，商队的商品买卖被免除所有形式的税收。在这些边缘王国中，君主的继位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当几个继承者之间出现纠纷的时候，中国皇帝的意见举足轻重。在上述的一些国家中，新即位的君主要派遣一支特殊的使团前往北京报告自己的即位情况，并请求中国皇帝的承认，尽管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在这些国家中它已经形成了惯例。这对朝鲜和安南的国王来说，尤其如此。
　　可以想见，追求精确、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很容易对这种松散的、东方特质的关系产生混乱和错误的理解。欧洲的语言中并没有表达中国所宣称的自己与上述国家的关系的词语，因为它与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相比是完全陌生的。西方一直将这种关系称为宗藩关系。这部分是由于我们找不到更加合适的词语，部分是因为我们对这种关系缺乏更准确的理解。不管东方的这种关系是什么，它不是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后者必须要向前者定期提供固定数量的物品和赋税，还必须按照前者的要求提供武装力量。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上述国家被强迫这样做。中国一再向她弱小的邻国提供军队，帮助镇压国内的起义和反叛，却从来没有请求或接受过邻国对她的此类军事援助。除了过年的时候中国和藩属有过交换礼物的情况（实际上，中国赠予邻国的礼物价值远远要高于邻国向她进贡的礼物价值）之外，并没有国王们向中国皇帝进贡定额财物的情况。
　　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模糊而不确定，但对东方人来说，它既简单又清楚。因为这恰恰符合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将它描述成兄长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中国政府就使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朝之间的关系就像家庭中两兄弟的相对地位。在宗法制度下，长兄有着超越弟弟的天然权威和责任。这种观念不仅盛行于中国国内，也成为了整个政府的基础。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和周边相对弱小邻国之间的关系。这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是与我们的思想完全生疏的，特别令我们反感。因为这种关系既可以随意强加又可能随时被取消。也许这种凭主观判断就能随意决定强弱与否、存在与否的关系的某些特点恰恰是东方思维最乐意看到的。
　　

中国行星系（2）
长久以来中国的这种霸主地位从没有遇到过挑战；弱小的、欠发达的邻国的不断赞美、恭维、奉承已经使整个民族形成了骄傲自大的思想。因此，中国就有理由鄙夷那些并不赞同她的思路和榜样、并非按照她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化外国家。善于思考的人们不会为此感到奇怪。中国居于一个由谦恭的崇拜者组成的小圈子之中，排斥任何异己的进入。人们不能忘记，中国还和印度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与欧洲的交往对这个东亚的伟大帝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人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充分正确的判断。
　　这就是中国对与欧洲国家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态度。她保持着那种平和镇定，但却荒谬的霸主角色。极其不幸的是，当我们将与西方交往的联系强加到她的头上的时候，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看来，这无疑是一件可怕可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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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1）
不将鸦片战争梳理清楚，就不能真正地描述现代的中国人。出于这样的考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鸦片战争。
　　不管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这些其他原因还有许多，都是严肃认真的。它们导致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海陆征伐：1842年攻击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1860年占领北京北门并烧毁了圆明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鸦片。中国人将外国的其他不满都看作是借口。通过种种借口，外国人只想实现一个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变为巨大的市场，向中国倾销在印度种植的毒品。
　　在中国人看来，事实是清楚明了的，不容辩驳。在1842年之前，英国将鸦片通过公开或走私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来，这违背了中国的法律。清朝的广东地方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此问题产生过多次摩擦。在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经销特权被取消后，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1840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东，他奉中国皇帝的命令，要使用毫不含糊的、强制有力的手段彻底断绝鸦片贸易的威胁。　矛盾达到了顶点。
　　林则徐到达广州不久，就在广州水面查获22艘外国船只运输鸦片，总价值高达900万美元。这一事件是对中国法律的公然亵渎，臭名昭著。接着，根据通行的公认法律，这些鸦片和运输鸦片的船只都要被没收。钦差大臣态度强硬，外国人不得不投降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交出了所有鸦片，并保证今后不再向中国港口运输鸦片。上缴的鸦片一共有20291箱，立即被投入在海边深挖的大坑里面，加上石灰和海水进行销毁。销毁后的鸦片残渣在落潮的时候被带入珠江。军官们在现场严密监视，防止有人乘乱偷走鸦片；有一个中国人想乘机带走一小块鸦片，结果被斩首示众。通过强硬的手段，所有的鸦片都被彻底销毁了。
　　这些都是铁的事实。中国政府彻底杜绝鸦片贸易的决心可嘉，收缴销毁鸦片都是中国政府的权利。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仆人，在这一过程中忠实地执行了他接收到的指令。
　　这一被中国人认为合法的值得称颂的行动激怒了英国，后者派遣了陆军和舰队来到中国。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受到攻击并被占领；舟山群岛失守了；六朝古都南京也被英国人围困，中国在刺刀威逼下与大不列颠签订了条约。中国同意赔款2100万两白银，其中600万两作为对被收缴和销毁的鸦片的赔偿，300万两作为商人的损失费，1200万两作为军费赔款。要地香港也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
　　这些就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它永久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我们不必为导致英国人行动的其他原因和不满辩护，在中国人看来，即使没有鸦片，外国人也会发动对中国的武力干涉。中国人常常将其他事情挂在嘴边：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前，那些针对他们国家的军事行动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他们的皇帝出逃北京城，并在途中病死；中国政府被迫做出更大的让步，允许鸦片的合法贸易。他们说，直到那时局势才平静下来，英国人才撤下战争的恐怖面纱，代以调和和抚慰的口气与政策。中国政府曾多次、急迫地做出努力，希望劝导英国同意立即或者逐渐断绝鸦片贸易。对于这些事情，明眼人都是非常清楚的。明眼人也都知道，这些呼吁被英国人漫不经心地束之高阁，或者直接拒绝了。这样的事实强化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厌恶之情。
　　在如此背景之中，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了，不得不正视现代西方世界，与之建立全新的、极不情愿的双边关系。她会痛恨站在她的立场看来毫无道理的侵略，这是自然的；她会误解甚至厌恶那些真心实意为她的最佳利益服务的人们，这也是自然的。她的统治者对现代国际法的原则和技巧、平等独立国家之间交往的规则一无所知。由于这种无知，他们经常将他们的政府摆在错误的位置上，因此经常在争取正当权利原应获胜的外交斗争中失败。他们和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一样，对这样的现实情况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太骄傲自大，以至于拒绝公开承认这一点。一次，清朝政府的一位内阁　成员对笔者说：“正义和权利在哪一边并没有多大区别，不管是什么问题，中国总会以失败告终。即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我们也会铸成大错，把事情搞砸。”这种悲惨评论所包含的内容可能远远比说话者所认识的程度要深刻得多。
　　

鸦片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2）
这里有一个本身并不重要的例子，它能够充分印证这位内阁成员的抱怨。一直以来，北京城就有个习惯：每当皇帝出巡的时候，他所经过的街道和道路就会提前关闭，禁止一切人通行。一次皇帝要出巡了，清朝总理衙门提前两天就发出非常有礼貌的公文，知会在京各国外交机构。相关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居住区内，对我们不会有丝毫影响，而且关闭的时间也仅有两个小时而已。但是，除了一家使馆外，每一个驻京公使馆都对清朝政府的这种照会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客套过头了。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首都里，市政府，更不用说国家的枢密院，不会庸人自扰地去为特定街道的暂时关闭而通知外国外交官。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将街道关闭一天，或者一个月。如果有外交代表对此提出责问，他们会迅速做出得体有力的反驳。
　　如果对中国人做更加全面的了解；如果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他们有着许多缺点也有着许多优点；如果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这最初三十年他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奇迹：中国在这一时期并非没有对他们的古老方式进行改变，实际上他们改变了很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总体上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人民并非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愚蠢。但是他们本质上是谨小细微、保守自大、骄傲自满的。必须承认，他们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睡后被粗鲁地唤醒，面临着一个并不乐观的环境。重新塑造四亿人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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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不同？
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做一个比较，是缺乏说服力、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民族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民族。一个民族轻易地抛弃了他们借来的服装样式，而另外一个民族是这些服装样式的发明者。后者用辛勤的劳动赚取、穿戴这些服装，就好像它们已经成了自己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像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