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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小朝廷建立的消息，给正在艰苦抗元的爱国将士以极大鼓舞。文天祥甚至以为，陈宜中与张世杰“方以李、郭之事为己任”，实在期望过高，他们怎能与李光弼与郭子仪相比。
　　陈宜中虽不敢明言投降，但心思根本不在抗元上，与陆秀夫略有政见不合，就指使言官弹劾。张世杰目光欠远大，一味主张南逃，只把福建与广东作为小朝廷的落脚地，他部署的收复江西、浙南失地以屏卫闽广的计划不久就成为泡影。但他是主兵的实力派，陈宜中不过表面上出头，大政都专制于他。
　　文天祥到达行朝，任枢密使与同都督诸路军马，主张积极北上，开府永嘉（今浙江温州）。而张世杰则坚持开府广州，为小朝廷南逃作准备。不久因广州降元，张世杰这才让文天祥开府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见其一呼百应，唯恐影响在己之上，就借端宗之命，命他将督府远移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还百般阻挠他入朝，心胸实在不够大。
　　陆路元军挥师从浙入闽，水师也从海上向南进逼。十一月中旬，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师相遇，但当时弥天大雾帮助行朝船队躲过了一劫。船队南下泉州，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的势力范围。史称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这时，蒲寿庚正在宋、元之间见风使舵。他实际上不愿为行朝提供海舶，表面上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张世杰不同意，因为这有悖他南下远遁的既定方针。等蒲寿庚回到城内以后，张世杰因船只缺乏，强征了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蒲寿庚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次月就以城降元。
　　端宗的海上行朝从泉州经潮州到达惠州，仍感到不安全，在景炎二年四月到达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南），决定在这里立足，开始营建行宫。因元军追逼而来，十一月，行朝转移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但元军随即再下广州，离秀山近在咫尺，行朝只得再度入海，在香山岛（今广东中山）水面遭到元军水师袭击。张世杰部被俘将士颇多，陈宜中率领的数千人与八百艘战舰遇飓风溺死，宜中仅以身免。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已彻底灰心丧气，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并借口欲作准备就逃之夭夭。国难当头，他已是第二次逃脱了，这是这位“宝祐六君子”领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表现。
　　十二月，张世杰保护行朝船队到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遇上了飓风，船只倾覆，将士溺死，损失达十之四五，端宗也因惊悸而成疾。次年开春，小朝廷走投无路，大臣们也决定前往占城，但最后没有成功，只得暂在碙洲（今雷州半岛东硇洲岛）驻泊。
　　四月，端宗病死，群臣都打算散伙，陆秀夫拿出他代拟的《景炎皇帝遗诏》，宣布遗诏命卫王赵昺继承帝位，他正色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不能立国吗？”众人感奋，立赵昺为帝，是为帝昺，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年仅八岁的帝昺讲课。
　　雷州（治今广东海康）的辖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雷州半岛，是碙洲的陆上屏障，对行朝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遣将与元军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行朝不得不转移到珠江口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这也是张世杰的决定。
　　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称崖门，门内形成天然避风港，在他看来，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根据地。于是，一上崖山，他就命兵士造行宫三十间，建军屋三千间，作长期据守的打算。
　　元军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朝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潮阳（今属广东）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几天后，副帅、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也从广州率战舰一百二十艘入海前来会合。
　　张弘范包围张世杰的次日，恰是元宵，在双方战舰云集的海面上，当地居民依旧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上元夕竞渡，喧阗的鼓乐，与密布的战云形成强烈反差。国家兴亡，生活依旧，老百姓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
　　这时，包括官军与民兵，宋军大约还有二十万左右，战舰至少近千艘。而张弘范所率元军是水陆共二万，加上李恒的部队，总数估计不会超过三万，战舰大约四百余艘。从崖山之战的绝对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并不处于劣势。
　　但张世杰其人，虽是宿将，却不知兵，这时的心态也是有点失常，不是做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两手准备，而是孤注一掷，打算与元军一决胜负。当时有人建议他先据海口说：“幸而胜，国家之福；不胜，还可西走。”他不耐烦地说：“连年航海，何日是头，成败就看今日！”
　　张世杰决定不派战舰扼守崖门，却把千余艘战舰背山面海围成方阵，贯以大索，四周围起楼栅，一如城堞模样，帝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放弃入海口的控制权，是一大失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更是一大失误。他在四年焦山之战中就因为将十船连成一舫，最后被动挨打，大败而归。如今，他不但无视前车之鉴，还把同样错误犯得更大，崖山之战的结局这时已经铁定了。
　　张世杰的战舰方阵准备了半年的干粮，但所需燃料与淡水仍来自崖山，每天派快船前往砍柴与汲水。张弘范一方面派重兵把守崖山上的淡水源，一方面派出小型哨船袭击宋军的运水船。十余天后，宋军淡水供应成了问题，一饮海水则就上吐下泻，战斗力大减，水战优势逐渐丧失。
　　元军在崖山西山头上架炮射击帝昺的御舰，但御舰张起布帘抵挡炮石，纵受炮击仍岿然不动。张弘范派出满载柴草的小船，点火直冲宋军方阵。但宋军以泥涂舰，外缚长竿顶住火船，再用水桶浇灭火苗，使火攻不能得逞。
　　正式开战前，张弘范让不久前被捕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答道：“我救不得父母，怎么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呢！”还把日前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连声称赞“好人好诗”，不再勉强他。张世杰在元军中的外甥三次奉命前往劝降，回答他的是：“我知道投降能活命，而且能富贵，但忠义之志决不动摇！”
　　二月六日，乌云密布，阴风怒号，元军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张世杰的方阵南北受敌，士兵都疲惫无力站。战争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元军摧毁了宋军七艘战舰，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但大索贯联，进退不得，这才下令砍断绳索，率十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其时，暮色四合，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帝昺的座舰被其外围的战舰壅塞阻隔在中间，自己无法接近它，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帝昺。陆秀夫唯恐小船是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帝昺接走，张世杰只得率领十余战舰，护卫着杨太后，借着退潮的水势，杀出崖门。
　　陆秀夫见帝昺的座舰已无法突围，便决定殉国。他仗剑将自己妻子儿女驱入海中，其妻死拉着船舷不肯自尽，他喝道：“都去！还怕我不来！”其妻这才松手沉海。陆秀夫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背起八岁的帝昺，跳入大海。
　　崖山之战是蒙元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终于灭亡。据载，战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倘若张世杰部署得当，用好这十万兵，流亡小朝廷何至于这么快覆灭呢！明代张溥说：“陈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陆秀夫能死而不能站”，还应加上一句：“张世杰能战而不能谋”。由这三个人撑持的行朝，其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杨太后随张世杰突围，听到帝昺的死讯，抚膺痛哭：“我忍死到今天，就为赵氏一块肉啊，现在没希望了！”也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打算远走占城，但部下不愿背井离乡，只得仍回广东沿海。元军仍紧追不放。五月，张世杰率舰到达海陵港（今广东阳江南海陵岛），飓风突至，船队全部倾覆，他也堕海身亡。

细说宋朝94：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
　　文天祥，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临安陷落前夕，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左相吴坚赴伯颜大营议和，他据理力争，被扣留军中。二月，他被元军押往大都，行至镇江，冒死脱逃。
　　五月，文天祥历尽艰险，间关来到流亡政权驻地福州。因受宰相陈宜中的排挤，不满张世杰的专断，文天祥以同都督军马先后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和汀州（今福建长汀）开府，组织军民抗元，后转战漳州与梅州（今广东梅县）一带。
　　景炎二年（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兵进入故乡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大败元军，收复兴国、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在兴国建立大本营，江西各地应者云集。但元朝江西宣慰使李恒大举反攻，文天祥应战失利，退至空坑（今江西永丰南），妻儿与幕僚都被俘，他因有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
　　其后，文天祥收拾余部残兵，继续在广东东北的南岭地区坚持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为摆脱被围追的困境，他要求赴援崖山行朝，遭到张世杰的拒绝。十二月，他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不幸被捕，自杀未成，被押往崖山战场。
　　祥兴二年正月，南宋流亡政权正屯驻崖山，准备与元军作最后一战。元军统帅张弘范命文天祥写信劝降，他书录《过零丁洋》诗表明心迹，张弘范再也不提劝降之事。崖山战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优礼相待，将文天祥押解大都。
　　五月，进入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文天祥开始绝食，他估计七八天下来将行至吉安，那时候可以饿死桑梓，尽节故乡了。但绝食八天未死，而故乡已过，他决定恢复进食，以便将来从容就义，更有价值。
　　十月，押抵大都，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文天祥，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着南朝衣冠，面南而坐，表示不向北朝屈服。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他是淳祐四年（1244年）的状元，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任右相，后升左相，十一月听到元军坡独松关，就滑脚开溜，被使者押回朝。这个投降新朝的“识时务者”来当说客，遭到了文天祥的鄙夷与唾骂：你好歹也是一个状元宰相，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接着来的是被降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文天祥让他坐下，自己面北跪拜，痛哭流涕，连声说：“圣驾请回”，瀛国公根本说不上话，只得回去。
　　元朝重臣平章政事阿合马亲自出马，他让文天祥下跪，天祥回答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岂能下跪！”阿合马有意奚落道：“何以至此？”天祥道：“南朝早日用我为相，北人到不了南，南人也不会来北方。”阿合马威胁掌握着他的生死大权，天祥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无趣而退。
　　文天祥被关入土牢，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与平章张弘范提审他。孛罗命令差役强按他跪下，他坚决不屈服。孛罗问他有何话说，他答道：“天下事有兴废，我忠于宋室社稷，以至于此，只求速死。”孛罗道：“你道有兴有废，且说说盘古到如今，有几帝几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今天没空说闲话。”
　　孛罗问：“你们抛弃德祐嗣君，另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正色道：“德祐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另立二王，为社稷计，所以是忠。”孛罗诘问：“你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说：“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何必多言！”孛罗无言以对，主张处死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与好些大臣不同意，张弘范在病中也以为文天祥“忠于所事”，新朝应提倡节操，建议元世祖不要轻易杀害他。
　　于是，文天祥被关入低矮潮湿的土室，饱受各种磨难。他突然收到长女柳娘的来信，才知道三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女儿都在大都宫中。他知道这是元朝在暗示：只要投降，就可团聚。他不能因骨肉亲情而辱没自己的名节，强忍痛苦不给女儿去信，却心如刀绞的给妹妹去信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可令柳女、环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其开篇说：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他歌颂了自古以来浩然正气、慷慨赴义的先贤们，指出：
　　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他回顾了自己以身许国的坎坷经历与身处囹圄的现实命运，在其诗结尾明确表示：
　　哲人日已久，典刑在夙昔。
　　风簷展书读，故道照颜色。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有大臣提出以儒学治国家的主张，文天祥作为深谙儒学的南朝状元宰相，再次受到元朝君臣的关注。南宋降臣王积翁等联名要求让文天祥去当道士，免去元朝杀戮忠良的恶名。留梦炎坚决反对，说倘若文天祥再号召江南，后果不堪设想。
　　八月，忽必烈在与群臣的议事中问：南北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多以为：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即派王积翁再去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表示：自己不会尽弃生平而遗臭万年。
　　这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发生了数千人的反元起义，起事者自称南宋幼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文天祥是降是死，必须有一个了断。
　　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见文天祥，他依旧长揖不跪。忽必烈亲自做最后的劝降：“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力元朝，我就让你做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坚决回答：“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忽必烈见他不肯归降，总感到是个威胁，只得决定将其处死，却叹息道：“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
　　十二月九日（1283年1月9日），就义那天，文天祥从容不迫的迈向设在柴市的刑场。面对万余名前来送别的百姓，向故国所在的南方拜了两拜，慷慨九义。死后，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绝笔书，上面写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份绝笔在春天就已写好，文天祥早就视死如归，等待着杀身成仁、舍生求义的那一天。他以自己对民族、社稷、信仰、主义的崇高气节、坚贞操守，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抹上了最后一笔绚丽的亮色。
　　据说，文天祥受刑刚毕，传来了忽必烈停止处死的诏旨。他是欣赏文天祥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对另一个杰出人物由衷的器重，他希望文天祥以对宋朝的忠诚来为新兴的元朝效忠出力，表现出一个一统天下的开国明君在网罗人才上的宽广胸怀。但是，倘若文天祥腆颜改事新朝，他就失去了流芳百世的固有价值，也就不再是后人心目中一身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
　　纵观文天祥一生，任相于危难之际，却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毁家抗元，兵败被俘，也并没有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后人纪念他，以为是：“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肯定他的主要不是名相，而是以名相能为烈士，“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钦仰他的是节概与操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贞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回顾中华民族的伟人行列，宋代以功业而彪炳史册的相当罕见（岳飞战功赫赫，但后人缅怀他，主要还因为他是矢志抗金的民族英雄），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范仲淹、包拯、司马光、李纲、宗泽、陆秀夫、文天祥……乃至许多以立言而名传后世的理学家、文学家，例如张载、朱熹、陆游、辛弃疾等等，也都以他们所立之言体现的理想人格与爱国情操为后世所称道。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文天祥是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