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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司的粮饷尚未到齐。受史嵩之的教唆，京湖制置司在筹划粮饷上阳奉阴违，不肯及时筹划粮食，贻误了战机。
　　赵葵主张立即挺进洛阳，便派徐敏子为监军，率一万三千人进取洛阳，再命杨义领兵一万五千为后援，两军仅各带五天口粮。月末，留守洛阳的蒙古军有备撤退，徐敏子进入洛阳空城，蒙古军在城外设伏实行反包围。杨义所率援军在洛阳城东遭到蒙古伏兵的袭击，溃不成军，坠入罗水者不计其数，杨义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洛阳城内宋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八月初，入络宋军断食四日，被迫退兵，蒙古军纵兵尾击百余里，伤亡达十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步战逃回南宋边郡光州（今河南潢川）。
　　驻守在东京的赵葵、全子才闻讯也不增援，反向朝廷虚报战况，把败北溃散说成“歼敌精锐”，把望风披靡说成“保存实力”。大军最后也终因粮饷不继，兼之蒙古军乘机决黄河水倒灌，只得引师南撤。
　　端平入洛前后近两个月，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端平三年，理宗下罪己诏，承认“责治太速，知人不明”，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端平入洛的直接后果有三：其一，南宋国防力量大为削弱，军民死者十余万，粮食损失百万计，器甲辎重尽弃敌境；其二，南宋从此对蒙古彻底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略，转为闭关守御的消极政策；其三，蒙古确实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动侵宋战争，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端平二年，蒙故窝阔台汗在西征欧洲、东征高丽的同时，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先说西线战场。阔端攻陷沔州（今陕西勉县），次年九月，攻破宋军蜀口防线，深入川北，一月之间，利州、成都和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相继陷落，四川遭受蒙古军的第一次洗劫。
　　再说中线战场。阔出从河南南侵，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驻守唐州（今河南唐河），闻风弃城出逃，枣阳、光化和德安等湖北郡县也先后失陷。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坐镇襄阳，朝夕酣饮作乐，边防废弛，驻襄南北军势同水火，北军最后焚城降蒙。端平三年，蒙古军也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治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
　　孟珙奉命驰援，下令封锁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列炬照江达数十里，让军队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他趁机焚毁了蒙军打造的渡江战船，这才迫使敌军撤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江陵保卫战以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了孟珙。他也不负所望，不但收复了襄阳等失地，还多次派兵主动深入河南作战，给蒙古军造成严重的威胁。他是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的，在其镇守荆襄期间，蒙古军始终不敢轻易南攻。
　　最后来看东线战场。蒙古军队也向两淮州郡发起猛烈的攻势，前锋甚至打到过真州（今江苏仪征）。但这里是长江门户、江南屏障，宋军防御力量较强，蒙古军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端平三年，杜杲知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浚深城濠，构筑外城，为抵御蒙古军进犯预作准备。次年冬，蒙古军围城三月，架火炮焚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古军命敢死队戴金属面具，着牛皮盔甲仰攻攀城，杜杲命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使其无法得逞。安丰守军与增援部队内外夹击，大败敌军，蒙古军在安丰城下损兵折将达一万七千余人。
　　嘉熙二年（1238年），杜杲因功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蒙古骑兵来攻，堆垒起高于城楼的土坝，日夜炮攻不停。杜杲在城中再建一座土城，以防不测，指挥军民以火攻与炮石袭击蒙古军，焚毁其炮座，趁其势竭，乘胜出击，追杀数十里，毙敌二万六千余名。安丰军之战与庐州之战，是宋蒙战争前期少有的胜仗，也开创了城市保卫战的成功先例。
　　大体说来，从端平入洛宋蒙进入战争状态以来，一方面，蒙古专力西征，战略进攻重点不在南宋，另一方面，南宋在川蜀、荆襄战场初战失利后就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因而直到蒙哥汗在位前期，宋蒙战争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残酷悲壮的战役还在后头。

细说宋朝71：端平更化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理宗将明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年），沉默了十年，他终于熬出了头，开始亲政。
　　旧史家将其端平亲政后的一些改革称为“端平更化”，近来有学者认为理宗的这种改革一直持续到淳祐年间（1241…1252年），严格说来应称“端平淳祐更化”。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毕竟端平年间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改革力度也较大，这里姑且沿用旧称，但所说内容间或也延伸到淳祐之政。更化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罢黜史党。史弥远一命呜呼，他那些遍布朝廷的心腹党羽也失去了靠山。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五月，流放千夫所指的“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其二，慎择宰相。理宗纠正了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史称他“不好立异”，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倒也投契。端平三年，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史称郑清之“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清之去位以后，理宗让他独相三年，嘉熙三年，因老病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参与更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并任左右相。宗勉任相仅两年，即卒于任上，史称他“守法度，抑侥幸，不私亲党，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其人，不是贤相，却是能臣。他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史嵩之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
　　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时人对史弥远的一口毒气都呵在了他的身上，后人对他也没有好感。他与乔行简、李宗勉先后并相，时论评曰：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他为相六年，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淳祐四年（1244年），丁父忧，理宗命他起复，舆论大哗。人们联想到史弥远在宁宗朝起复后专政二十五年的旧事，不断上书以儒家伦理抨击他，太学生、武学生与临安的府学生也轮番上书。理宗也唯恐他成为史弥远第二，便让他守丧，服除以后，借助舆论的力量也没有再起用他。因受史弥远的牵累，后人对他与郑清之俱无好语，平心而论，两人固然绝非贤德之相，但也绝非权奸之相。
　　其后，范锺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锺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欢呼载道”，都有令誉。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与范锺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和，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淳祐七年（1247年），边事转急，理宗再相郑清之。但他对御蒙并无贡献，而且“政归妻子”，其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
　　纵观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之际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一时之选，较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专政，台谏成为权相的鹰犬，理宗都看在眼里。史弥远一死，他就宣布“收倒持旁落之权，聿更大化，择特立独行之士，亲擢紧官”，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最后一抹余晖。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及至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个候补官缺，即消耗国家财政，又影响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贿。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规。堂除是权臣专政下的政治陋规，也为内降恩泽滥授美差留下了后门。堂除之阙还给吏部后，“赴选调者无淹滞，合资格者得美阙”，有效抑制了内降恩泽。
　　二是减少官吏权摄。所谓权摄就是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官员队伍因而膨胀。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那里官缺不再权摄。
　　三是控制取士人数。从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取士约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宝祐以后七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约六百人来，大约少取四分之一，也应是减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严格升迁制度。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理宗规定：在朝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在外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历州县官者不得入朝为郎官，已经在朝为郎官者必须补上这一任。
　　其五，整顿财政。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回应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楮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后期日渐严重的会子危机，对此将在《会子危机》里细说。
　　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户部会计式样，立簿记录出纳，每季送呈尚书省计簿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端平二年，宰执自愿减半俸，以为提倡节用的表率。这年九月，理宗命大臣审定节用项目，范围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指示“毋牵私情，毋惑浮议，日计之虽不足，岁计之则有余”。
　　其六，尊崇理学。韩侂胄倒台后，理学地位逐渐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郑清之学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让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宝庆三年，进封朱熹为信国公，凡此都表明他对理学十分热衷。端平亲政，理学家们掀起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热潮，理宗也成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从这一名单，反映出程朱理学虽已成为主流派，但尚未定为一尊，蜀学领袖苏轼与文坛泰斗欧阳修都名列其中。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汝南伯、河南伯、伊阳伯、郿伯，与原先所封的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令学官列入孔庙入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也被迁出，司马光则赔了绑。
　　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栻、吕祖谦补祀入孔庙，这是南宋最后排定的名单，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
　　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对朝野影响最大。真、魏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当时并称二贤。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民生憔悴，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民谚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民谚失望的说：“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也出朝督视京湖江淮兵马，不久自求罢官归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当然，上回已细说过的端平入洛，收复三京，也是端平更化的内容之一。端平更化是韩侂胄以后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对端平更化不宜估价过高，更不想当时人鼓吹的是什么“小元祐”。南宋王朝病入膏肓，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在用人方面，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非是端平君子无益于国人，乃是朝廷任用不笃，未能使君子展尽所长。”更化唯一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崇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此而名至实归。

细说宋朝72：大理国
　　南诏是由乌蛮为主体建立的西南民族政权，立国一百六十五年，唐天复二年（902年），被权臣郑买嗣取代，改国号为“大长和”。传了三世，被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推翻，拥戴白蛮（白蛮即白族的先人）大姓赵善政，建立大天兴国。杨干贞也是白蛮大姓，仅十个月，就按捺不住，自立为王，国号大义宁。
　　大义宁国属下的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也是白蛮贵族，但他自称先世是武威郡人，可能是蛮化的汉人。因杨干贞要加害于他，段思平就向东方三十七部借兵，会师石城（今云南曲靖），攻入都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改是年为文德元年（938年）。
　　大理国的疆域基本上与南诏相似，主要包括现在云南全境与四川西南等地区，建都大理（今属云南），洱海周围是其政治经济的中心所在。所辖共有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八府四郡是直接管辖的政区，三十七部各有世袭的“部长”，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十七部以乌蛮为主（乌蛮后来的衍变为彝族），曾帮助过杨干贞攻灭郑买嗣，看来是大理境内举足轻重的势力。段氏立国后，首先免去他们的徭役，立誓永修和好。其后，段氏与三十七部似乎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政三年（971年）还一起会盟攻打过滇池以东的几个民族头领，特地立了一方《石城会盟碑》以为纪念。
　　大约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第十二世王段连义时，权臣杨义贞发动政变，大臣高智昇命子高昇泰起兵攻灭杨氏，拥立段氏后裔段寿辉。绍圣元年（1094年），段氏让位给高昇泰，昇泰建立大中国。但他在位仅两年即死，王位再还给段氏，改国号为后理国。其后，高氏世代为相，称“中国公”，虽不废段氏，国人却称高氏为国主，波斯商人等前来，必先见国主后朝国王。后理国时期，三十七部屡与作战，或许与反对高氏擅政有关。
　　大理国的宫室、语言、礼仪与中原汉族政权没有多大差别，社会经济各门类的水平与汉族也相去不远。白文是大理国的民族语言，借用汉字书写而读以白语发音，《白史》就是用白文写成的历史著作。佛教在大理国相当盛行，据说，二十二位国王中，就有八位逊位为僧。
　　佛教的盛行促成了寺院建筑与佛教艺术的发达。传世至今的《张胜温画卷》就是佛像绘画的代表作。画卷作于大理国盛德五年（1180年），关于画家张胜温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画卷全长三十余米，前段绘大理国第十八世主端智兴及其扈从，是大理宫廷生活和衣冠制度的真实写照；中段绘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等画像，是画卷的主题；后段绘天竺十六国王。画卷素本彩绘而敷以金色，设色艳丽，金碧辉煌，光彩夺目，被乾隆皇帝称誉为“天南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