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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岁末，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并指责原《神宗实录》诋毁熙宁法令。哲宗对这时修撰《实录》的史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和黄庭坚都给予安置的严重处分。早在元祐时，两种修史意见就针锋相对。礼部侍郎陆佃以为王安石多有是处，黄庭坚说这样修史就是佞史，陆佃反驳说：“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陆佃也受到落职的处分。
　　绍圣二年八月，哲宗下令吕大防等数十人永不叙用。范纯仁虽不在其中，仍上章论谏，他知道这是在拿身家性命冒险，却坦然说：“我曾为大臣，国事如此，我若不说，有负天地。”哲宗欲听其劝，经不住章惇反复进言，不仅吕大防等人没能改善处境，纯仁也从京畿近地贬到湖北。这年岁末，重新清查元祐章疏，不让有所谓漏网之鱼。言官陈次升上疏力论章惇、蔡卞网罗党羽，打击贤良，希望哲宗限制他们的权力，给元祐群臣以“自新之路”。
　　绍圣责降元祐党人，主要固然是新旧党之争，但元祐群臣目中只有高太后没有宋哲宗，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执政大臣苏颂看到这点，忧虑道：“黄帝一大，谁任其咎？”他自己在向高太后请示以后，必再向哲宗汇报。因而当有人准备弹劾苏颂，哲宗出面保护，说“苏颂知君臣之义”。
　　哲宗也是一个相当情绪化的君主，对已故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实行了追贬、夺恩封等办法（对死者追施打击，应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后代也遭到贬黜（株连亲属，同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远贬到岭南。
　　绍圣绍述使积重难返的北宋后期政治雪上加霜，王夫之认为，直接导致“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北宋灭亡固然还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一次更大的折腾，其后政治混乱越发不可收拾，则是不争的事实。
　　范纯仁一向最重国体，也在迁谪之列，对他的责罚还算是轻的，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一路上，家人大骂章惇。路过湘江橘子洲时几乎倾覆，他平静地对儿子说：“船破，难道也是章惇所为吗？”
　　韩维本来也在贬谪之列，他先向神宗竭力推崇王安石，熙丰新法时在青苗法与保甲法的评价上和安石相左而出朝外任，元祐更化时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急切做法，其子向章惇申诉了韩维与司马光的争论，朝廷允许他以平民身份归里。
　　范纯仁的儿子们也想申说乃父与司马光在免役法与青苗法问题上的争执，希望免去对父亲的贬谪，纯仁说：“同朝论事，有不合是正常的。那些事不说也罢。有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
　　在绍圣大流放中，出人意料的是杨畏也名列其中。章惇对他“迹在元祐，心在熙宁”的表白先是信以为真，后来发现他与自己暗中作对，更反感他在元祐的作为，也把他打入了元祐党籍。
　　章惇还发现林希有倒向曾布的倾向，打算除掉他。而林希与邢恕不和，当时程颐编管涪州（今四川涪陵）的诏命刚下，林希知道邢恕与程颐一向雅善，估计邢恕会出面论救，不料邢恕却表态说“即便斩程颐万段，也不论救”，章惇干脆让林希与邢恕一起罢职外任。这真是一场小人的勾心斗角。
　　绍圣四年四月，神宗病危时皇位传承问题再被翻了出来，矛头直指高太后，怀疑他曾打算立子不立孙，这是新党最能煽起哲宗反感的一着。这时，邢恕却为此事上窜下跳，但没能成功。八月，蔡确之子蔡渭揭发说，蔡确之弟蔡硕曾在邢恕处见过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书信，说及所谓大逆不道之谋。
　　也许为了撇清，这时文及甫也站出来告发说，其父文彦博临终曾对他说起刘挚等在元祐初准备策划宫廷政变推翻哲宗，所以不让文彦博出长三省，而只让他平章军国重事。此事立案，史称“同文馆之狱”。审理此案的安惇与蔡京对这番供词不置可否，声称别无佐证，希望另官审问。哲宗命他俩彻底追查，尽管用尽逼供，最后还是查无实据。
　　元符二年（1098年），刘挚再次被诬陷与宦官陈衍、张士良阴谋废立。刘挚已在绍圣四年岁末贬死，死无对证。陈衍贬在崖州（今海南崖县），被哲宗下令在当地处死。张士良从贬所押回朝廷受审，当问及所谓高太后废立事，他仰天大哭：“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岂可欺！”宁死也不肯诬陷高太后。
　　但章惇与蔡卞还打算追废高太后，还拟好了诏书。向太后听说，号哭着来见哲宗，她以同听政的身份，证明高太后所做一切昭如正午的太阳。哲宗生母朱太妃也苦劝道：“皇上一定这么做，也就容不得我。”哲宗这才怒斥章惇与蔡卞，是否还让他有脸跨进英宗的祖庙。一场追废高太后的政治闹剧才草草收场。
　　当时民谣说：“大惇小惇，殃及子孙”，大惇指章惇，小惇指安惇；又说：“二蔡一惇，必定沙门”，二蔡指蔡卞与蔡京，一惇指章惇，沙门指当时专门流放罪犯的沙门岛。民谣是一杆秤，反映出民心对绍述派代表人物的评价。
　　所谓绍述，主要就是宋哲宗与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还牙，打击政敌。仅元符元年重新惩处的元祐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绍述以后，新党在军事上对西夏再取强硬政策。一方面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一方面在重开的战事中打退了西夏的进犯。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击败敌军三十万，是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捷，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但浩大的军费开支，却令不景气的财政形势雪上加霜。
　　宋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宿疾。元祐七年，由高太后做主，宋哲宗娶了一位比自己大三岁的女孩，她就是孟皇后。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却也无可奈何。高太后死后，哲宗移情后宫刘婕妤。而章惇唯恐孟皇后预政，复行元祐之政，与宦官郝随、刘婕妤串通一气，密谋废后。
　　刘婕妤一向恃宠藐视孟皇后。孟皇后的养母燕氏，后宫称为听宣夫人，愤然不平的与尼姑法瑞、供奉官王坚用厌魅的手段诅咒刘婕妤。刘婕妤发现，找哲宗哭闹。厌魅术在古代被视为一种能致人死地的巫术，禁治极其严酷。哲宗下令追查，许多无辜的宦官与宫女被打得断胳膊缺腿。
　　绍圣三年九月，燕氏、法瑞和王坚被处以极刑，孟皇后虽不知情，也被废黜，出居瑶华宫。在章惇与郝随请求下，次年，刘婕妤进封贤妃，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册立为后。孟后被废，厌魅只是表面原因，实质是哲宗对高太后不满情绪的另一种转化，与绍述的大环境与大形势是息息相关的。
　　刘皇后为哲宗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才二十五岁，却已命在旦夕，不能说话了。他的生母朱太妃哭倒在床榻边，嫡母向太后拉开她，声称哲宗对她说可立端王。哲宗去世，没有儿子，继立储君就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向来淡泊政事，这时却心有成算的召诸王入宫，向章惇等大臣说：“先帝无子，应当立谁？”章惇提出应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显然不同意，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断无僭越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说：“若以长幼，应立申王。”申王有残疾，一眼瞎，向太后表示反对，认为端王最合适。章惇以为端王轻佻，不宜君天下。向太后强调先帝遗言就是让端王即位。曾布也指斥章惇，支持向太后。于是，端王继位，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细说宋朝39：从建中到崇宁
　　宋徽宗以庶子入承大统，尽管已经十八岁，仍请向太后垂帘听政，以压阵脚。与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不同，向太后对权力并不感兴趣，听政仅半年，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宣布还政。
　　即位不久，徽宗就任命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两个月后进拜为右相。忠彦是名相韩琦之子，京城称这一任命是“快活差除”。范纯仁已成为元祐旧臣的一种象征，徽宗召他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最后以老病不得不归养，但徽宗声称“得一识面足矣”，倒赢得朝野不少好感。在忠彦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被废的哲宗孟皇后为元祐皇后，与尊为元符皇后的刘皇后享受同等待遇。忠直敢言知名之士也渐被起用，一时号为“小元祐”。
　　章惇因反对徽宗继位（他说徽宗轻佻，倒是识人之语），任山陵使时又将哲宗灵柩陷入泥淖，被劾为大不敬，徽宗以此为由头将其罢相。言官把他迫害元祐党人的旧账抖落出来，他先是被贬岭南，后来移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死在那里。蔡卞也是众多台谏官弹劾的对象，作为王安石的女婿，他也是鼓动绍述的主角，现在贬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接着，蔡京夺职出居杭州，邢恕、林希和吕嘉问等也分别被逐出了朝廷。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广开言路，听纳直言。他下诏说：“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励下，上书言事者就神哲两朝变法废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元符三年岁末，徽宗明确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宋代年号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这个年号的政纲很明确：“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旧布新，任贤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势恐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徽宗转眼就改变了初衷。形势逆转，与元符末年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息息相关。向太后无疑是旧党的代表，她的垂帘听政使旧党纷纷回朝。但她听政仅半年就主动还政，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去世，旧党顿失靠山，也缺少杰出的领袖型人物。韩忠彦虽为左相，但在处理政事上魄力不够，在玩弄权术上也不是右相曾布的对手，事事受到掣肘。
　　相对而言，新党不乏曾布这样有号召力的领袖，虽然向太后听政期间有一批新党被逐出朝，但在朝的新党势力仍盘根错节。曾布由于在皇位继承上大得徽宗好感，再加上他在绍述时期对章惇过激之举也发出过不同声音，在建中舆论中反倒能为两派所容。但他在本质上是新党领袖，因而利用相位渐进绍述之说，一方面示意御史中丞赵挺之对元祐旧党发动攻势，一方面千方百计排挤韩忠彦。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他挑唆徽宗说：“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用父子之情离间了徽宗的君臣之义，挑起了他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而崇尚熙宁新法。
　　曾布与蔡京在元符末年矛盾颇深，唯恐蔡京执政威胁自己，默许旧党将其逐出朝廷。但为相以后，他为了挤走忠彦，再次援引蔡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蔡京就当上了执政。当然，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蔡京入朝，先与曾布联手迫使韩忠彦罢相，罪名是变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稳脚跟却开始倾轧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他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发起攻击。曾布在徽宗面前声色俱厉的自我辩护，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弹劾，曾布罢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胜追击，命知开封府吕嘉问将其诸子问成贪污罪，把曾布贬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难翻身。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只是盘剥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实亡者十之八九”。蔡京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规，设立讲议司，安插了亲信党羽四十余人，由他担任提举。讲议司名以上讨论熙丰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举措，实际上是“中书以外有一中书”，成为蔡京打击政敌独揽权力的工具。
　　七月，蔡京颁诏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党，沸腾异端，肆行改更，无复忌惮”。九月，他下诏将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这张名单是蔡京一伙拟定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列为正上的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党。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虽有陈师道、晁说之等知名人物，但绝大多数只在具体问题上与蔡京意见不同而已。列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赏有加，列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责有差。
　　数日以后，徽宗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这张名单共计一百二十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去世，包括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等文武执政官二十二人，苏轼、范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员三十五人，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其他官员四十八人，张士良等内侍八人，王献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勒石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不都是元祐旧党，例如陆佃原是王安石的学生，章惇与曾布明明是新党，仅因与蔡京见解相左，也都一古脑儿打入了元祐党籍。可见到蔡京手里，连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都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让徽宗惩办元符末年变更法度的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废黜，仍居瑶华宫。十一月间，徽宗和蔡京将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远方，将列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别贬为远小州郡的监当官。
　　岁末，徽宗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羁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轼《东坡集》也在禁毁之列，列为禁书的，除了三苏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还有范祖禹、范镇和刘攽的学术著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党徒建议将刻石端礼门的元祐党籍碑颁示全国，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吏厅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将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为一张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书写刻石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元祐党人的名单，绍圣时定为七十三人，崇宁时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谁与蔡京立异，人无贤否，官无大小，就打入党籍。一如党籍，亲属也跟着倒霉。党人的父兄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律不能担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师。徽宗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已经定亲尚未成礼的一律改正。连党人的子弟亲属都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更遑论党人自身的遭遇了。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弹是强烈的。崇宁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的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缺失。因为按天人感应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作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执政刘逵首先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连夜派人拆毁端礼门外的元祐党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废毁，解除所有党禁。一声令下，量移（贬所由远移近）、减刑、叙用（重新安排工作）、坠复（对死者恢复原有的职级）等平反工作大呼隆的展开，只是朝廷以恩赐者出现，完全不必认错道歉。
　　如此戏剧性的峰回路转，不是蔡京的本意，而是徽宗的“圣裁”。蔡京在朝堂党籍碑被毁的次日，还声色俱厉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但他为相以来，不恤人言，威福自用，连其同党也啧有烦言，包括他的弟弟和知枢密院事蔡卞、右相赵挺之和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