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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蔷俨轿�艰，但恶果倒是立竿见影，新的淤泥正在形成，于是，奏请停止借黄济运，改为盘坝接运。
　　【盘坝接运，海运南漕】
　　什么是盘坝接运？
　　盘坝接运就是在淤浅的运河河道中临时筑坝，再将附近的湖河之水用水车灌进坝中，借以暂时提高水位，船行过坝之后，转从高邮由驳船北运。此法虽不致像借黄济运那样扰乱运河水系，但代价太高。以这个方法运到北京的漕米，谁还能###心下咽。这不，孙玉庭报上了盘坝接运的支出预算，共需白银120万两。
　　时间已是初夏了，往年这个时候，连湖南、浙江这些地方的漕船都已经到了通州。而现在，大批漕船还拥堵滞留在淮安以南。京城已经出现粮食恐慌，清政府不得不紧急从奉天（今辽宁省）调运剩余米粮入京，缓解粮食压力。但奉天人烟稀少，产粮不多，不可能给北京的粮食供应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形式日益严峻，道光帝不堪重负，此时，他没敢大打折扣，东挪西借凑够102万两，至此，国家已经为这批共200万石的漕粮投资了180多万两白银了，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清楚这是一笔亏损到极点的投资。不过，道光皇帝在懊恼之余多少也为自己这次慷慨而自负，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孙玉庭可能还会给他节省些钱。
　　不料，这180多万两银子仍然未能解决问题，200万石漕粮仍然没有运过黄河。无奈之下，孙玉庭不得不再请拨款，他深知道光帝崇尚节俭的秉###，所以，这次他要的不是现金，而是手中的漕粮，根据《清史稿》记载，孙玉庭请截留漕米一百万石。
　　本来，用180多万两银子的投资将200万石漕粮运过黄河已是赔本买卖，而今仅剩100万石了，转瞬间又亏损了一倍。而且夏至将临，水势更难预料，漕粮已经注定无法按期运到京城。道光帝###无可###，立即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将革职留任的两江总督孙玉庭、现任两江总督魏元煜以及漕运总督、南河总督一并交部议处，追究责任。
　　不久，处罚结果也出来了，降职的降职，勒休的勒休（勒令退休），孙玉庭被勒休，而且赔偿此前剥削运送滞留漕粮费用的十分之七。考虑到如果让孙玉庭退休回家，等于把他从漕运的纷扰中解放出来，未免便宜了他，所以，道光帝命令把他押往运河工地，开挖河道。当时72岁高龄的孙玉庭每天拿着铁锹挖泥，心情沉重，估计欠道光帝的这笔巨款今生永无偿还之期了，做了一辈子官儿，给儿孙们欠了一屁股饥荒，真是死不瞑目。
　　借黄济运失败，盘坝接运失败，漕运危机终于走进了死胡同，这时还有何计可使？
　　早在借黄济运计划即将启动之际，有人提出了个海运南漕的想法。这个办法的希望寄托于运河的东方——广袤无垠的太平洋。是啊，如果将漕船驶出长江口，前往天津，不是一样能将漕粮运到北京吗？您能猜到是谁在这时提出海运的建议吗？大多数人可能想不到，这个颇前卫的计划的提出者居然是谨小慎微的道光皇帝。。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六、海运皇粮（4）
道光五年二月初五（公历1825年3月24日），道光皇帝下发圣旨：目前借黄济运，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必将留下后患。从前有海运之说，意见纷纭，并无定见。朕想江苏、浙江等地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年中往来数次，似海运尚非必不可行。朕意欲将各地应纳漕米改雇大号沙船，让水手小心驾驶，定能履险如夷。其他如风涛之警，盗贼之事，也不必担心。只是事属创举，办理不易。但不可畏难，束手坐视，漠不关心。有关单位应该广咨博采，通盘经画，不存成见，将海运相关事宜一一熟筹，据实具奏，候朕裁酌施行。
　　不过，道光皇帝的这种跳跃###思维让各省督抚多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刚刚批准了借黄济运，现在又要讨论海运南漕，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研究上谕，就能发现道光皇帝是以商量的口气写的圣旨，也没肯定说非海运不可。
　　于是，官员们普遍猜想这可能是为以后海运作准备，但又一想好像也说不通，因为很快决口就堵上了，雨季之后洪泽湖水位上涨，运河就能通行，何必还海运呢？而且，海运也不是新主张，这本是嘉庆朝否定了的方案，谁愿意冒风险去搞什么海运呢？所以官员们的反应并不积极。
　　原来，在嘉庆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海运的建议，但反对呼声太高，这些反对意见中既有一个大陆民族对海洋的不信任，更深层次原因还有既得利益在作怪。漕运之利太大了，贪官污吏可以中饱私囊，连世袭的船户都可分一杯羹，不仅可以借漕运带点儿私货，贩运走私，而且，单论漕丁这份儿威风，也够让人心理满足了。
　　当然，这些理由都拿不到桌面上来讲，要讲只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立论，于是，提出了三个反对理由：
　　其一，海洋中礁石密布，艰险难行，天庾正供，不可尝试于不测之地；
　　其二，由谁来运呢？漕丁不认识海路，让民船来运，船户又散漫惯了，难以稽查，万一延误，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其三，实行海运，现在以漕运为生的几十万人的生计就会发生问题，对社会治安威胁不小。
　　总之，反对者说得振振有词，嘉庆皇帝也是举棋不定，最后，反复斟酌，否决了海运的建议。根据《清史稿》记载，从此之后，在整个嘉庆朝，就没有人再敢提海运的建议。
　　在处分了魏元煜、孙玉庭之后，五月十八（公历7月3日），道光帝调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十余天后，将山东巡抚琦善提升为两江总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陶澍和琦善的登场。
　　琦善以干练著称，而陶澍是道光皇帝上台后发现的第一个人才，为官胆大心细，敢想敢干，正直清廉。为什么要调他们两人呢？因为一旦实行海运，肯定首先从江苏省试行，调陶澍为江苏巡抚，升琦善为两江总督，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道光皇帝要大干一场了。更何况此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已经上了著名的《通筹漕河全局折》，倡议海运。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英和在奏折中说：运河阻塞，漕运中止，治河与漕运不能兼顾，只有暂停漕运以治河，雇佣海船来运漕粮。虽然是权宜之策，实在是当务之急。雇佣海船分运，则飓风不足疑，盗贼不足虑，漕粮损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何况现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皆一筹莫展，如不变通将如何收场，臣以为只有海运一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海运皇粮（5）
英和此奏不仅明确了海运的必要###，而且，其中闪耀着光芒的地方是他提出了将漕粮交给商人去运，不再由国家包办运输，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不用费尽心机地去管理漕丁、修造漕船了，一切按市场规则来办，国家掏钱就是了。这实在是中国经济制度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是道光朝海运南漕的最大亮点。
　　道光帝将此折下发各省讨论，反对的呼声还是很高，连漕运总督都不赞成。反对者除了重复嘉庆年间的理由外，还更深入地论证了技术上的难题。六月初六（公历7月21日），有大臣向皇帝揭示了一个埋藏多时的“秘密”——本来不想告诉你——漕运水手中普遍结成了黑恶势力：什么这个“教”，那个“教”；这个“帮”，那个“帮”，名目不少。其中等级分明，设立私刑，敛钱聚众，轻者打架斗殴，重者杀人越货。为此警告皇上“明年傥暂行海运，此数万人安保不滋生事端，尤宜妥为安插”。也就是说，一旦改为海运，砸了他们的饭碗，数万漕丁恐怕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稳定。
　　严格点儿说，表态坚决支持海运的只有陶澍一人，两江总督琦善也多少有些畏难情绪，但他跟皇上跟得紧，只要皇上坚持海运，他肯定全力支持。对此，道光皇帝是有把握的。
　　七月二十三（公历9月5日），道光终于作出了决定：明年全力修整运河与黄河，江苏省漕粮150万石由海运来京。至此，关于明年漕粮的运输方式得以确定。考虑到反对呼声的高涨，道光皇帝后来出面解释：海运之说，由来已久，未闻险阻难行。商船经年往返，与内河如出一辙。此时以漕粮一百五十万石，试行海运，存此章程，作为国家漕粮转运的一个新途径，并非此后长由海运而舍河运于不用也。
　　当时，坚决反对海运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既得利益使然，尽管漕运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纷扰与麻烦，毕竟大利所在，谁也不甘心放弃。但是，既然皇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而且，现在运河梗阻，漕运难行，再怎么说也不能看着北京缺粮，于是，反对者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道光五年秋，陶澍赴上海，会同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设立上海海运总局，招商承运，为此开出了优厚的运费和免税等待遇：如商人装载茶叶等货物和漕粮的比例按三七开，三分带货免税；而且，他还宣布漕粮全交商船承运，政府不派旗丁押运。这主要考虑到这些押运军人不识海路，怕他们晕头转向瞎指挥。
　　消息传开，商船船主们欢欣鼓舞。当时，东南商人每年从宁波、上海出发，北上天津、东北贩运茶叶和布匹，回程时载回大豆、小麦等物，这条航线正好与清政府所提供的运送漕粮的线路吻合；水手善于利用季风，在航海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每年往返于南北的沙船的失事率仅为百分之一，远低于运河漕船的失事率。
　　而且，当时沙船每年前往北方时，由于装载的茶、布之类商品重量不足，不得不用石头压舱，来保持船只行驶的稳定###。如果装载漕粮，既可以此压舱，又不影响茶、布的贩运，还能得到清政府的运费。所以，船主踊跃申报，争先恐后，陶澍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
　　由于待运的漕粮有一百五十余万石，所以，拟分两次运往天津。道光皇帝十分重视此事，重新任命了验米大臣，前往天津与直隶总督共筹收兑事宜。一时间，南北并举，声势浩大。江南提督、山东登莱镇总兵、天津镇总兵沿途布置警卫事宜。其实，北方海域并没有海盗出没，如此布置无疑显示了国家对海运的相当重视。

六、海运皇粮（6）
道光六年（公历1826年）二月下旬，第一批漕粮130万石装载完毕，船队举行了盛大的出航仪式。陶澍设宴款待商船首领，祭告了海神、风神、天后各位神灵，然后千船扬帆，鱼贯出海。当时江澄海明，旌旗飘扬，颇为壮观。
　　此次海运，只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第一批漕粮便运抵天津（运河漕运正常情况下需四五个月），比照老规矩，清政府划出了一定额度的“耗米”，但颗粒未损，所有“耗米”全归船主。船主本想在天津卖掉这些“耗米”，由于此次海运省心省钱，道光帝心情格外开朗，闻讯立即指令政府按价收购，以便让船主赶紧到东北进货，然后尽快赶回上海运载第二批漕粮。
　　清政府收下“耗米”，一共向各船主支付白银20万两，船主点清现银，喜出望外，连东北的大豆生意也撂下了，立即驾船南返，运载第二批漕粮。截至四月三十（公历6月5日），第二批漕粮抵达天津，提前完成漕运任务。此次海运南漕共雇佣商船1562只，运漕米163万石，颗粒无损，不溺一人，这在清代漕运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海运优于运河运输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就是海运的运输速度快，周期短，漕米米质也能保证，米色晶莹，损耗也降为最低；加之不经层层关卡，官吏也没有了盘剥中饱的机会；雇佣商船承运，节省了漕船的建造、维修、管理费用，其最终成本大大低于运河运输。据说运输成本仅是河运的一半稍多。
　　海运南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绝不仅仅意味着运输途径的改变，而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举措。当时学者魏源指出：“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也就是说，漕运之举，起于汉代；海运漕粮，起于元明；而以商船海运漕粮则是道光朝的创举。这是体制上的改革，引进商品经济成分和市场运行机制，改变了过去完全由官府垄断漕运的惯例。
　　道光皇帝对此次海运结果十分高兴。
　　琦善、陶澍分别受到嘉奖，力倡海运的英和获赏紫缰（马车使用的紫色缰绳。当时，官员上朝坐马车，车的样式一致，又无车牌号码，白天从车的缰绳，晚上从车上挂的灯笼来识别车主身份）。
　　当然，道光帝也没忘了表达对神明的感激，他亲笔写下了“安澜利运”、“宣仁利涉”、“湉波济运”三幅字，让陶澍制成匾额，分别送给天后庙、风神庙、海神庙。
　　但是，此次海运南漕，叫做“试行”，仅海运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的一年漕粮。虽然成功，却放弃了。陶澍本拟趁热打铁，奏请将苏州、松江、太仓的漕粮永归海运，被户部阻挠，未获采纳。道光七年，运河疏浚完工，勉强可用，于是又复河运，仅采纳陶澍建议，革除了一些陋规。
　　道光帝不是不知道海运之利，但是他之所以不敢彻底放弃运河漕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粮食紧缺的当时，这些用于发放北方官兵俸饷的一百多万石大米简直就是道光皇帝的命根子，容不得一点儿闪失。从海运成功后道光帝对神灵的感激来看，他真是捏了一把汗，万一海运时遇上了台风，漕粮付之汪洋，真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对于一个大陆民族来说，若让其信赖浩瀚无边、深不见底的海洋，还须经过漫长的过程。就连主张海运的官员也表示永远改为海运“尚宜筹尽善者”，“内河之贡道，天庾之正供，其不能全归于海运明矣”。而且，道光帝认为，运河漕运毕竟系祖宗成法，岂能说改就改。
　　其二，当时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漕运利益集团，这由直接管理漕运的官僚、征收漕粮的各省官员以及“旗丁”（承担漕运任务的军人）、水手组成，有几十万人之多。
　　而且，漕运带动了运河沿岸数以百计的城市集镇的繁荣，涉及数千万人口的生计，运河沿岸茶馆、酒楼、旅店林立，下层百姓摆摊、搬运也能赖以糊口，小偷、###也分一杯残羹，千百年间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由此来看，绝不能仅仅从漕粮运输本身来看漕运。考虑到国家的稳定，道光帝也不敢不妥协。
　　但这次海运的成功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再行海运奠定了基础。而再行海运，已是道光二十六年（公历1846年）的事情了，距此次试行，过了整整20年。此后，海运南漕成为常例。
　　真没想到，后来，这个百般阻挠海运的漕运官僚集团，被太平天国运动扫荡得干干净净，洪秀全为清政府的漕运改革扫清了障碍，而上海的兴起也为失业的漕运水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所以，从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使用轮船海运南漕，更为安全、便捷。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成长，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国内市场的成熟，光绪二十七年（公历1901年）以后，漕运陆续停止，中国近两千年的漕运历史也就画上了句号。
　　这次海运南漕，另一个大成果就是陶澍初露头角，他成为道光一朝政坛上最闪亮的黑马，可以说是万众瞩目。陶澍满腹经纶，踌躇满志，决心一展宏图，为衰迈的晚清鞠躬尽瘁，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陶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道光朝，陶澍又做了哪些可圈可点的事情呢？
　　请看：惩治盐枭。
　　

七、惩治盐枭（1）
盐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国家控制的重要专卖品。然而，清朝人口剧增，盐税却逐年下降，官盐滞销，私盐泛滥，以致成了道光年间严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两淮盐务毫无章法，管理混乱。当时官府将私盐贩子叫做“私枭”，对私枭进行严厉打击，但结果适得其反，私盐越禁越畅销。
　　道光十年，崛起于海运南漕中的政坛明星陶澍荣升两江总督，统辖苏、皖、赣三省，成为掌管清朝东南半壁江山之重臣。此时，正值两淮盐务疲敝之际。那么，两淮的盐务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清朝盐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而陶澍的盐法改革将拿谁开刀，他的改革的最大亮点在哪里呢？
　　【唯楚有材，青云之路】
　　陶澍是道光政坛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
　　别看道光皇帝较为平庸，他还真用了几个人才，陶澍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如果陶澍生在楚汉之际，他有可能就是韩信一类的人物。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道光皇帝上台之初，求贤若渴，正巧四川总督蒋攸銛入京觐见，皇帝一提起此事，蒋攸銛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