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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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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
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不被看出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口音说话，甚至说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
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地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地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
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共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零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文革”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
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做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
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心底里认同。
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兴起，我发现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在我的幻想之中，就是落不了地。
所以，2005年再到北京，我不再寻找，把自己从当年的那种想要找寻、想要求证的心情中抽离出来，也因此，我到大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父亲在安徽的老家。
也许你觉得我应该悲伤或痛恨，然而我没有。我感谢着这一切，种种经历让我学习了宽容与谅解，更多的是我有了很超然的态度与视野。
外省人这个族群，是历史的产物，它终将随着通婚、代代递传的过程，慢慢融合在台湾发展的进程之中。也因此，死守着这个族群的伤痛毫无意义。从积极面来看，也由于这样独特的背景与传承，在两岸的交流之中，我有了某股力量的支撑，让我更能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与大陆朋友往来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走过，所以知道，这些差异都可以通过理解而被忽略。
对于我的身份，我始终没有感到累赘，也没什么遗憾，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大时代的胸襟和视野。我们在台湾变革的浪潮中，对历史、对社会、对自我都有了深刻的分析与解构，这些解构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看清一些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如今，我有很多很多本省籍的好朋友，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我，不带任何背景与色彩；我也有很多大陆的好朋友，我跟他们一样有着生活上的各种烦恼，只是我来自台湾。我相信，我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群朋友，都是因为我有着这样不平凡的背景，我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情怀，也从未忘记我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台湾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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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温家宝总理与我
引言
一场来得有些意外的「两会」总理提问，让我对我的新闻生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而在大陆的新闻采访经验更让我深刻理解，两岸观众对于媒体报道需求的不同。台湾的民主是否真的混乱？而大陆的新闻是否就是枯燥？我想，这都得用对方的眼睛来看，才能看出端倪！
// 2005年“两会”时提问温总理 摄影：李学仁
1 “两会”那些第一次
来大陆之前，和众多的台湾人一样，对于大陆政治人物或政府体制的所知几乎为零。除了邓小平先生、江泽民先生，其他大多是生吞活记，并不了解。而与政治人物息息相关的，从小从新闻中听到的地名，不是中南海就是北戴河。我不知道中南海不是海，而北戴河不是河，只觉得，好像大陆的政治人物都很悠闲，不是在海边，就是在河边。
除了中南海和北戴河，大陆很多其他的东西当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是很茫然无知的。比如，我第一次驻点完，从北京回到台湾，电视台同事问我感觉北京如何？我说都很好就是塞车很严重，整个北京就像是一个大停车场。结果对方很诧异地问我：“他们哪来这么多车？”甚至也有人问过我，难道大陆现在没路牌也可以到处乱走了？
2005年，由于我本人强烈地要求去北京驻点，最终获得电视台首肯，但没有想到重回北京就赶上2005年的“两会”。其实对记者而言，虽然遇上大的新闻事件很辛苦，但对记者而言还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采访也成为我新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次的采访中，我不但进入了以前只有在电视上才看到的人民大会堂，并幸运地得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提问温家宝总理的机会。对“两会”的采访和报道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升旗仪式，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物，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也终于能够有机会以台湾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与大陆的各级官员有了接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2005年报道“两会”期间很多的经历都是毕生难忘的。
我刚到北京没多久就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是按照每天日出的时间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不同，对我这个晚睡晚起的人而言都是“天方夜谭”，我想大概我很难有机会看到升旗吧！
没想到一场“两会”让我一连看到了多次升旗。
那是一个大冷天，前几天下过的雪在积在地上，气温很低。在那个时间，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我正在大会堂前排队，一直留意着广场。在某个时间，广场上突然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很多人。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一直在注意着广场，却无法得知这些人都是从何处进入。人越来越多，升旗台下很快就被人群占据。继而，广场上传来军乐声，升旗仪式开始了。国歌奏响，旗手将手中的旗帜一角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上升。
而也就在同时，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而他们的国民都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为国歌、国旗而流泪。抛开所有政治因素，当旭日东升，万丈金光照耀在天安门广场，庄严的乐音响起，红色旗帜冉冉上升，这个场景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民众的凝聚力，每一个国家的公民也都需要合适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我想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就是最佳的平台。升旗仪式提升了民族凝聚力，通过对仪式的观看，民众也使自己的爱国热情得到进发。
这种情形在台湾是看不到的。大概没有多少台湾人会特地起个大早看升旗，不过每年的元旦都有举行扩大的升旗典礼，我因为采访也曾参加过。在凛冽的晨风吹袭下，其实那种激昂的感觉不因地域或人群有任何分别。
“两会”期间，我在广场上看到了真实的巩俐，看到了真实的穿着军装的宋祖英，看到了真实的陈道明。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台湾媒体通常是一个人当两三个人用，所以偌大的人民大会堂，我所服务的电视台只派了包括我在内共四名记者，两名文字记者、两名摄像。而派出最多记者的台湾电视台也仅多了一组。这一点跟大陆的电视台动辄数十名记者出动的阵仗，还是天差地别。所以，台湾记者就必须在广场上东奔西跑地追逐各个新闻焦点，这也让每个台湾记者练就了一身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加上飞毛腿的本领。
之前，由于电视剧《康熙王朝》在台湾的热播，剧中饰演康熙皇帝的陈道明在台湾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也追看了这部电视剧，当时就感觉陈道明饰演的康熙皇帝很有水平，使角色形象深入人心。就因为这部电视剧，陈道明成了我的偶像，他的帝皇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生活中碰到陈道明。那天，一大帮记者都在广场上，看到认识的名人都会上去围追堵截，就是在这一天，我看到了自己的偶像陈道明。
陈道明是我首先发现的，我离他比较近，看到后就大叫一声“陈道明”，后面就有一帮记者扑过来。我就被拥挤的人潮推向前方，一直被推到他的怀中，后面记者的麦克风都使劲地向我头上压过来。所以，我就在这位“康熙皇帝”的怀里依偎了大概十多分钟。但是，我的眼前夹了无数只手和麦克风，因此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我甚至没有看到陈道明的脸。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追星一族，即便是青春期，因为我懒，追星却要耗费许多精力，不过这个“康熙皇帝”对我而言属于在理论上不可能遇见的，因为我看这部电视剧时在台湾，而当时我根本没到过大陆。所以在感觉上还是很特殊的。但比较无奈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有太多只手横挡在我跟陈道明先生之间，因此即便是咫尺之近，却犹如天各一方。而唯一的印象就只是，陈道明本人很高很瘦，也很酷。
不过从这段经历也可以窥见，中国的“两会”还是非常受全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而这样的一个新闻现场对每个记者而言就是一场能力与体力的严峻考验。
可能每个人都听过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官小。”通过“两会”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由于当年“两会”要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样的重要法案，于是军人代表就是我们必须追问的对象。当时，大家只要看到肩膀上配有将星勋章的军人都会一拥而上，而这就闹出笑话了。我们看到一个少将，于是就几十个记者一哄而上，询问关于《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与两岸的关系，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刚好可以看到他配挂在胸前的名牌，我发现这位将军是“军乐队队长”，于是跟身边的几个记者说，“他是军乐队的”，大家面面相觑，一哄而散，就留下了一脸错愕的这位将军先生，而这种情况也可显见现场情况之混乱。
除此之外，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在电视上耳熟能详的官员。像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以及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
我在台湾就曾听过薄熙来先生的大名，主要是台湾媒体将他誉为“大陆的马英九”，不过因为我对马英九没有偶像崇拜情结，所以对薄先生倒也平常心对待。
他来的时候，周围记者有很多，我并没有留意到，只是看到很多记者围了上去，便机械地跟着也挤过去。他人很高，我面前又有各种麦克风及录音笔，因此仰起脑袋也只能看到他的下巴。
我心想，这回损失大了，一位“皇帝”帅哥没见着脸，换了一位大陆的帅气部长，还是看不到！
然而当我们七嘴八舌地问及《反分裂国家法》时，薄先生也是机智过人，说了一句“李肇星同志来了”，记者们不约而同地回头张望，就这样，薄先生就溜之大吉，众人于是转移阵地包围了李肇星先生。
时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的眼中，官至外交部长的李肇星是官场中少有的性情中人。他有一个习惯，他在回答别人的提问之前总是会问对方一句“你是谁”。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别人向他提问都知道他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但他却不知道别人是什么人，这样的交流环境不公平，基于礼貌他也得知道别人的身份。
不过遇到不知内情的记者可能就会被“吓一跳”。当时某台湾同业就以为自己问的问题敏感，在被李先生一下子问道“你是哪家媒体的？叫什么名字”时，不由得退后三步，这还引得李先生不开心，造成了一阵骚动。
而当所有台湾媒体包围着李先生七嘴八舌争相提问时，他倒也很有耐心一一答复。不过，我跟他之间倒有一小段对答斗智的妙事。当我提问完而他反问我是谁我也痛快应答时，可能他不是很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开始与我“搭讪”了起来：“我看你很眼熟，我们以前见过？”“部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请快点回答我的问题。”他不以为忤，仍是保持着笑容说：“我真的觉得你很眼熟。”这件小事让我对这位在荧屏上态度强硬的部长，多了一种“性情中人”的印象。
在台湾接受新闻方面的专业教育时，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见大人则藐之。”这句话当时就牢牢地记在了脑海中。这句话是说，无论你采访的对象多有权势、多有钱，心中都不要有所畏惧，这样才能畅快提问，否则有着屈服心理是不可能做出好报道的。
再加上台湾媒体竞争与开放的环境使然，因为要采访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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