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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大爷咧着嘴，好像要哭，憋了半天才说：“队长，您这是欺负老实人！”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了真了！”麻叔别别扭扭地笑着说；突然又严肃地说：
“老董同志来了！”
　　　　老董同志骑着自行车从石头街上上窜下跳地来了。他骑得很快，好像看到了我
们似的。他在牛前跳下车，大声说：“老管，是你？”他看了看我和杜大爷，又说：
“是你们？”然后他就站在牛前，说：“这是怎么搞的？”
　　　　老董同志蹲下，扒着牛眼看看，蹲着向后挪了几步，端详着牛的蛋皮，好像看
不清楚似的，他摘下眼镜，放到裤子上擦擦，戴上，更仔细地看，他的鼻失几乎要
触到牛的那皮上了。他伸出一根手指戳戳那儿，叹了一口气。他站起来，又把眼镜
摘下来擦擦，眼睛使劲挤着，一脸痛苦表情。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
　　　　麻叔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敲门把手都敲破了！”
　　　　老董同志压低了声音说：“老管，如果有人问，希望你们说我抢救了一夜，终
因病情严重不治而死！”
　　　　麻叔说：“您这是让我们撒谎！”
　　　　老董同志说：“帮帮忙吧！”
　　　　麻叔低声对我们说：“听清楚了没有？照老董同志吩咐的说！”
　　　　老董同志说：“多谢了，我这就给你们去开死亡证明。”
　　　　　　　　　　　　　　　　　　　　　　　　　　　　　　　　　　十一
　　　　麻叔叮嘱杜大爷看好牛，当然更忘记不了叮嘱杜大爷看好郭好胜的自行车，千
千万万，牛丢不了，活牛没人要，死牛拉不走，自行车可是很容易被偷、甚至被抢，
这种事多得很。然后他拉着我，拿着老董同志给我们开好的牛死亡证明，走进了公
社大院。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公社大院，大道两边的冬青树、一排排的红瓦高房、高房前
的白杨树、红砖墙上的大字标语，等等，这些东西一齐刺激我，折磨我，让我感到
激动，同时还感到胆怯。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像个特务，心里怦怦乱跳，眼睛禁
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低声说：“低下头走路，不要东张西望！”
　　　　麻叔问了一个骄傲地扫着地的人，打听主管牛的孙主任的办公室。刚才老董同
志对我们说过，全公社的所有的牛的生老病死都归这位孙主任管。我心中暗暗感叹
孙主任的权大无边。全公社的牛总有一千头吧？排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大队，散开
来能走满一条大街。这么多牛都归一个人管，真是牛得要死。当时我就想，这辈子
如果能让我管半个公社的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麻叔身后，进了孙主任的办公室。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
不用问就是孙主任——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用左手。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缝
里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丰收烟，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盘打开了的丰收烟。丰
收烟是干部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丰收烟的气味当然好，那支丰收烟快要烧
到他的手指了，我盼望他把烟头扔掉，但我知道他把烟头扔掉今天我也不能捡了，
如果我捡了，麻叔非把我的屁股踢烂不可。我还是有毅力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克
制自己的。麻叔弯了一下腰，恭敬地问：“您就是孙主任吧？”
　　　　那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麻叔马上就把老董同志开给我们的死亡证明递上去，说：“我们队里一头牛死
了……”
　　　　孙主任接过证明，扫了一眼，问：“哪个村的？”
　　　　麻叔说：“太平村的。”
　　　　孙主任问：“什么病？”
　　　　麻叔说：“老董同志说是急性传染病。”
　　　　孙主任哼了一声，把那张证明重新举到眼前看看，说：“你们怎么搞得？不知
道牛是生产资料吗？”
　　　　麻叔说：“知道知道，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牛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孙主任说：“知道还让它得传染病？”
　　　　麻叔说：“我们错了，我们回去一定把饲养室全面消毒，改正错误，保证今后
不再发生这种让阶级敌人高兴让贫下中农难过的事……”
　　　　“饲养员是什么成分？”
　　　　“贫农，上溯八辈子都是讨饭的！”
　　　　孙主任又哼了一声，从衣袋里拔出水笔，往那张证明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
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
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墨水瓶，吹吹瓶上的灰，拧开瓶盖子，把水笔插进去吸水。
水笔吸水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牛在哪里？”
　　　　麻叔没有回答。
　　　　我以为麻叔没听到孙主任的问话，就抢着替他回答了：“我们的牛在公社兽医
站大门外。”
　　　　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
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牛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眼看看，
又翻开牛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
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
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
死牛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
不怕传染？”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
　　　　老董同志哈着腰跑过来，站在孙主任面前，垂手肃立，鞠了一躬，说：“孙主
任，您有啥吩咐？”
　　　　孙主任挥了一下手，很不高兴地说：“既然是急性传染病，为什么还放在这里？
来来往往的人，不怕传染吗？同志，你们太马虎了，这病一旦扩散，那会给人民公
社带来多大的损失？经济损失还可以弥补，而政治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你懂不懂？！”
　　　　老董同志用双手摸着裤子说：“我麻痹大意，我检讨，我检讨……”
　　　　孙主任说：“别光嘴上检讨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赶快把死牛抬到屠宰组去，
你们去解剖，取样化验，然后让屠宰组高温消毒，熬成肥料！”
　　　　麻叔急了。抢到牛前，说：“孙主任，我们这牛不是传染病，我们这牛是阉死
的！”
　　　　我看到老董同志的长条脸刷地就变成了白色。
　　　　麻叔指着我和杜大爷说：“您要不相信，可以问他们。”
　　　　孙主任看看老董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董同志结结巴巴地说：“是这么回事，这牛确实是刚阉了，但它感染了一种
急性病毒……”
　　　　孙主任挥挥手，说：“赶快隔离，赶快解剖，赶快化验，赶快消毒！”
　　　　麻叔道：“孙主任，求求您了，让我们把它拉回去吧……”
　　　　孙主任大怒：“拉回去干什么？你想让你们大队的牛都感染病毒吗？你想让全
公社的牛都死掉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阶级出身？”
　　　　麻叔麻脸干黄，嘴唇哆嗦，但发不出声音。
　　　　　　　　　　　　　　　　　　　　　　　　　　　　　　　　　　十二
　　　　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
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
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
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
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
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
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
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
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
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
上了死耗子。
　　　　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
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
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
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
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
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
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
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
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
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
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
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
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
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
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
　　　　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
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
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
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
　　　　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会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
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
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
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
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
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
开了眼，麻叔说。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
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
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
到了撤消组长职务、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
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
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
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
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女婿张五奎。
　　　　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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