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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颇为尴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没有瞎吹，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本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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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1）
巴老很看重做人。一九四一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一九九三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家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一九七三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它印证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给巴老加上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书”。巴老的家几度被抄，六、七间书房被封，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稿费存款被冻结，只能领取生活费。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巴老的夫人萧珊在磨难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见萧珊妈妈全身盖着白布床单，巴老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尽管我们不敢深谈，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以后知道，巴老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症，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万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八十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我多次劝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而他一再强调：“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还为此辩论。我说“人有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他已做了很大的贡献，即使不能工作，他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说冰心健在对他就是力量，但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献给他热爱的读者。当我六十岁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时，他笑着对我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启示和鼓励。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他历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他不领取工资。“文革”中被冻结的存款，其实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冻后，仅一九八二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币十五万元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当时，巴老在四川出书，不要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却亲自到邮局寄还费用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财富”是大量藏书，多次分别捐给国家图书馆。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说这些，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经过认真的反思，坚持独立思考和主张讲真话。“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仍有不是运动的运动。巴老不唯上，不随声附和。在讲假话成风的年代，巴老主张大家讲真话。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在我们的交谈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长官点名。他说：“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主张不写“文革”，巴老写信给这位高官，说自己是这个主张的受害者（因为受这个主张的影响，巴老发表在香港报纸的一篇涉及到“文革”的文章被删节）。
　　

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2）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尽力而为。”一九八八年冬，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四是巴老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书，不收稿费。一九八一年，出版社拟用巴老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巴老就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一九九四年，四川省作家协会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来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巴老还反对出他的日记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一九九一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五是不愿浪费国家钱财，不赞成重建故居。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四世同堂”。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几易其主。原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来，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居经过“文革”，成了一个文艺单位的宿舍，原有房屋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时专为此找到我。我解释说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坚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故居没有保留下来表示遗憾。一九八五年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老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虽然存在各种实际困难，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指园林局搞慧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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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3）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二十一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三十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说实在的，对恢复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无论从成都市市民的角度来考虑，或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访问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作为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份。但我是巴老的亲属，他不赞成重建故居是对我说的，我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至于巴老不愿为修故居浪费国家钱财之心，是令人尊敬和感动的。去年庆祝巴老百岁华诞，参加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又提出修建故居的意见，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和成都市委书记###均积极支持。后来，我给###写了信，转达小林的意见：尊重巴老的心愿，不重建巴金故居。省委书记张学忠看见我的信的抄件，也表示尊重巴老的意见。最近巴金文学院按可靠的图纸，做了一个故居模型，我前几天去看过，很不错。这个模型将长期存放在巴金文学院的陈列馆。
　　六是尊重读者。巴老常说读者是他的“衣食父母”。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巴老如何对待读者。巴老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但有时也有例外：一九九一年秋，成都市第二中学前校长张珍健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张珍健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张珍健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说：“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巴老的记忆有误，是五十六方）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张珍健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尊重巴老的意见，立即给张珍健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二年春我去美国探亲，一九九三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张珍健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他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工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张珍健交谈了五十多分钟（我原建议十五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张珍健送到大门外。张珍健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总起来说，我感到巴老是当今的快乐王子。大家都知道〔英〕大卫·王尔德有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他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他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他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死了。我早年读过这篇童话，它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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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诚无饰，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长期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巴金。毛泽东问巴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巴金说：“是。听说你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虽然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举被巴老称为他的“第三个先生”吴先忧为例：吴先忧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劳动神圣，脱离了学生生活去学裁缝。办刊物缺钱，他经常多穿衣服进当铺，把当衣服的钱捐给刊社。他任中学校长时，拒绝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庐山集训，多次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在重庆被捕（当时我已是党员），也是他亲自把我保释出来的。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已经开始有较客观的评论。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纲领指路，文学家以作品净化读者心灵。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对的，也有指错的。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