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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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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受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由鄂返湘。恰值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湘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在长沙开展活动。怀抱经天纬地之志的熊希龄脱颖而出,跨入维新运动行列。他从多方筹资设立学堂,创办报刊,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熊希龄并聘请梁启超来校充任中文教习。同时还组建“南学会”,请来经学大师皮鹿门主讲,他本人曾为其摇铃。
  熊希龄创办的《湘报》率先发挥作用,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宗旨,唐才常为主编,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8人为董事,继而设立“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维新团体。此外,还办了几件大事,如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制定保卫局章程,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
  然而,维新运动,始终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以“熊、陈”二字作联讽刺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再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当年近五旬的皮鹿门上课时,顽固派又作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可见斗争之尖锐。但熊希龄矢志不渝。1898年8月,朝廷电召熊希龄、江标入京陛见,熊希龄大喜。正当他要起程与在衡阳办事的父亲辞行时,因水土不服,突发痢疾,竟大病一场。9月,在病床上得知在京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因灾得福,躲过一命,但落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熊希龄只好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1905年重新被起用,随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倒台。熊希龄识时务,立即从主张立宪转变为拥护共和。1911年12月1日,熊希龄在上海会见黄兴、宋教仁等人,表###志。12月26日,他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的名义领衔,率同副会长张元济等致电袁世凯:“现南北人民既主共和,公独为满室而战,为君而战,实有悖民意。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昭退位,勿误大局,则天下幸甚矣。”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被章太炎誉为“无公则无民国”的黄兴拟推统一党人物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内阁总理,但因孙中山已推陈锦涛担任此职,未成,而袁世凯正需要这样的党人来出任总理。
  组建“名流内阁”的流产
  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以章炳麟、熊希龄、张謇、程德全为理事,唐文治、汤化龙、汤寿潜、赵风昌等为参事,标榜其宗旨为“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并提出“融和民族,齐一文化,整理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等项目为号召,拥护袁世凯,同当时实际控制临时国会的中国同盟会对抗。5月,与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潘鸿鼎等组织的“国民党”及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
  熊希龄就职第二任总理后,组建“名流内阁”,与梁启超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内务、财政、外交、军事、司法、实业、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
  1913年10月,国会在以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的进步党的掌控下,在“便衣军警层层包围和胁迫下,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对于“名流内阁”中的梁启超,是一位不可不在此细说一番的人物。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死后一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1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的33年、普法战争刚过3年、意大利建国的岁日。灭亡的坏血和新生的血细胞拧成一股稠血,同时挤入历史张开的心室。
  梁启超4岁读书,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不仅被乡人扣上了“神童”的大帽子,还顺手牵走了一份完满的姻缘:乡试中举时,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被少年梁启超的才学所征服,当即把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然而,正当梁启超大摇大摆地晃荡在中国读书人奋斗的老路子上时,比梁启超大15岁的康有为正从香港游历归来,在西樵山上急急忙忙地搭建翻新社会的脚手架。
  被世人疑为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一开始便正儿八经地一屁股坐在了救世主的躺椅上,他把旧学根基扎进了他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嫁接出“救世”的大忧大愤。梁启超站在康有为这棵结出畸形却有着比火还暴烈的果子的树前,毅然决然地放下举人的架子,跟着这个秀才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救国之术。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像一座精准的显微镜,梁启超被康有为推搡着,把清廷这座姿态依旧坚挺的宫殿上的裂缝看得愈发清楚。
  康梁之间,亦师亦友,有分有合,康有为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则以多变善变应不变,两人在上个世纪之交举起了维新变法的火把,大批仁人志士借着那一缕惨淡的光亮,不顾生死地挖凿,最终使这个从冰雪中走来的王朝在冰雪中坍塌。
  政治于梁启超始终是一针兴奋剂。他的大欲望伴随着大才干。梁启超曾幻想组织第三党,与袁世凯和国民党抗衡,试图竞选总统。但梁启超自进入内阁之后,即等于与袁世凯的联合,而这么做,就比飞在飓风里的纸风筝还脆弱。当了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希望通过宪法来约束袁大总统。然而,那个年代,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只分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
  康有为嘲笑他的弟子卓如的幼稚,也给袁世凯算了八字,“长着反骨的袁大头,迟早会背叛民国”。
  然而,梁启超有他的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启超曾把历史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他说:“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其过渡时代也。”梁启超所说的停顿时代,是量变的积累时期,而过渡时代则是质变时期,即革命时期,他满怀激情地讴歌过渡时代,称之为“希望之涌泉”。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是近世欧洲第一大事。岂惟近世,盖古往今来,未尝有焉矣。”是“新旧两世界之关键”,“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3)
梁启超十分重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及世界的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是对内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外维护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主义”的代表,此后“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激冲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
  梁启超认为,“法国大革命,祸机伏于前王专制时代”,路易十四推行“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力可言,直到路易十六登基时,想调和矛盾,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优柔寡断,改革徒有其名,反使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攻占巴士底狱的壮烈一幕。
  梁启超还高度评价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所起的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卢梭阐明国家不是贵族帝王所专有,开启了民智;孟德斯鸠则指出了君主专制的暴戾。
  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变法乃历史潮流,为国家图强之良策。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迫变,不如主动变,与其流血变,不如和平变。梁启超以法国大革命为鉴,规劝清帝早日变法,而竭力奉劝革命派勿走法国革命之路,期待变革而反对暴力,这是梁启超的基本立场。
  梁启超这一态度,深为熊希龄所理解,也为袁世凯所赏识。
  1913年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府议事。熊希龄进门刚坐下,袁世凯便借口接见外宾,请熊希龄退到内室稍候。当熊希龄来到内室时,举目一瞧,只见书案上放着一件《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就顺手翻开细看,里边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之事与熊希龄联系在一起。熊希龄不由得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他对这一飞来之祸感到不安,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由得一阵头昏目眩。正在这时,袁世凯进来,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议员的总统令让他发表看法。这一突然袭击,使熊希龄防不胜防。但熊希龄很快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是袁世凯蓄谋多日、排除异己的一大阴谋。然而,“盗宝案”经不起熊希龄的反驳就真相大白了。袁世凯又一次失败,盗案草草收场。熊希龄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大患,熊希龄也看穿了袁世凯的险恶用心。1914年2月,熊希龄辞去了历时5个月的总理职务。袁世凯见目的达到,假惺惺地以人才难得为由,委任熊希龄为煤油督办。
  熊希龄见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正在做皇帝美梦,为了不卷入这个国人皆骂的逆流之中,是年8月,熊希龄以母亲病危,回湖南探亲尽孝为由,要求请假3个月。袁世凯不知是计,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熊希龄的假期未满,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又迫不及待地发电报催他回京。熊希龄见了电报,更感到不安,回电要求续假,袁世凯见一计未成,又生另一毒计:决定将在京城的熊希龄妻子朱其慧骗进宫中,一可为己服务,二可控制熊希龄反抗。
  熊希龄和梁启超都是个书呆子,他们搞不懂袁世凯。袁世凯是什么人呢?他是位“拿起枪杆子的钓鱼翁”。
  袁世凯抓紧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申令“永禁太监”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设女长官1人,对女长官要求甚严,必须具备名门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个妇容、妇德、妇言、妇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选。当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熊希龄手中时,熊希龄惊恐万状,差点昏倒,轻声叨念:“爱妻沦为人质,我岂能坐视不管?”他于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凯见目的达到,马上对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职,并加上卿衔。熊希龄曾写道:“今作笼中熊,忍痛让‘猿’戏。”
  此时全国各地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希龄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不满一月,熊希龄又以老母由湘至汉口治病需护理为由,于3月8日再次出京。袁世凯知是熊希龄的脱身之计,一面扣留他的妻室,一面指令要他赴沪,说服梁启超和蔡锷。熊希龄出京后并未去上海,却给袁世凯发一份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袁世凯马上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再次给他脖子上套个绳索。熊希龄却将计就计,以湘西宣慰使为幌子,暗中与湘西(含常德)及四川诸地的党人如湘西镇守使应诏等人联络,加剧策划反袁运动。也就在这个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就是有人戏说的“猿、熊”斗争。熊希龄后来看破红尘,于1928年后致力于福利事业。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4)
平民教育家的改进理念
  急流勇退后对政治不抱希望的熊希龄倾心教育。他为香山慈幼院的发展和维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然而,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该院的创办。他在该院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创办别的学校,例如北洋平民工读学校、长沙平民大学、兑泽学校、孔道学校等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他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普及、改进与推广,做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这首先表现为他与一批人共同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始于1921年12月。发起创立这个团体的动机,熊希龄说道:“缘因当时全国学校教育因循旧轨,未有发展。自民国七年严修、范源濂两君赴美考察教育,八年袁观澜、陈宝泉诸君组成教育考察团赴欧美考察教育,十年蔡元培君又赴欧美考察归国后,各以所见,主张改进,乃延美国孟禄、杜威两博士来华讲演,遂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设立敝社于北平。”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基础实际上是将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上海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三家合并而成。总社设在北京西四牌楼帝王庙,下设教育行政、高等、中等、初等、成人、幼稚、义务、乡村、师范、职业、女子、理化、数学、生物、地理、国语、英语、历史、美育、体育、图书馆、国民游戏、心理教育测验等32个专门委员会。入会成员分作个人成员与机关成员两类。个人成员须系教育理论与办理教育成绩突出者;机关成员为各类学校以及各种教育行政机关。该社的组织领导机构为董事会,起初额定7人,后增至9人。具体处理日常社务的为主任干事,额定1人,由董事会聘请。另聘请若干人充当名誉董事。先后担任董事的计有范源濂、蔡元培、熊希龄、黄炎培、袁希涛、郭秉文、陈宝泉、张伯苓、王正廷、蒋梦麟、李建勋、汪兆铭等。董事长由董事互选,任期一般只有一年。主任干事一直由陶行知担任。担任名誉董事的计有美国教育家孟禄、杜威以及国人严修、张謇、梁启超、张一鏖、李煜瀛等。该社的宗旨是:调查中国的教育实况;研究中国的教育学术;改进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在教育改进方面,特别注重引进西方欧美国家的先进教育方法,常派社员外出考察,并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其具体活动方式是每年召开年会一次,召集全国各地的教育代表会聚一堂,讨论改进教育以及发展教育的种种议案。鉴于以往“中国研究教育者率多囫囵笼统,从未有精密分析之研究”,故该社每次年会都开展讨论。讨论都是采取分组的方式。所分组的类别基本上是以各种专门委员会为单位。讨论中但有发明出来的可行教育提案,经提交大会审议通过后,便在有关学校开展实验,然后向全国推广。
  综计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召开的全国性的教育年会共有四次。第一次于1922年7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第二次于1923年8月在北平举行,第三次于1924年7月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于1925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行。1926年因为北伐战争发生,年会没有开成。尔后大规模的年会活动遂告停顿,“仅于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幼稚教育三项从事办理”。到了1930年4月,因陶行知在南京所创办的“晓庄学校”发生风潮,遭政府查封,乡村教育从此中止。平民教育不久亦相继处于停顿。于是到了1930年9月,担任该社董事长的熊希龄遂召集董事会开会议决:“以现在政府教育政策,主持各师范中等以上学校均附设幼稚园一所,苦于保姆人才缺乏,不足供其所求,乃专以注重幼稚教育为主。”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即与香山慈幼院合办了北平幼稚师范科,隶属于香山慈幼院第三校。从此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便几乎与香山慈幼院融为一体,其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中华教育改进社从1921年成立到1930年无形涣散,其存在的时间计有10年之久,它对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改进、普及与推广,是有着卓越贡献的。当时流行全国各校的许多新式教学方法,例如设计教学法、能力分团教学法、道尔顿制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功绩,特别是它提倡并加以试验的南京乡村师范教育以及定县平民教育,更可以说开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熊希龄这样评价说:“敝社……每年招集全国教育代表,特开年会,讨论改进教育议案,次第实行。……到会者机关约一二百,学校个人代表约二百人至七百人,结果甚为圆满。现在各省学校所行之设计、道尔顿等等种种新式教法,以及乡村师范及定县平民教育,皆由此产生之泉源也。”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5)
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不仅一直担任着该社的董事,并先后多次出任董事长,是该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实际筹划着该社事务的进行和发展;而且他还始终是该社的各种教育方案与各种教育实验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维护者。1923年,他担任该社的第三任董事长时,在北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育代表会上,大力扶植他的夫人朱其慧首倡发起组织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作为该社的一项重要发展内容,可以说是从此开始的。1924年8月25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被推为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该会的总会事务所就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希龄的家里,并且初创时的经费,都是由熊希龄夫妇捐助。尔后,朱其慧将河北的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区,“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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