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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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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当北京第一次国会举行选举时，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所得的议席占了绝对的多数。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宋教仁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又不为袁世凯所诱，他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从而遭到了袁世凯的嫉恨。1913年3月20日，在袁世凯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枪杀了正要北返的宋教仁，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宋案”。
对于因“宋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吴玉章也有如下的记述：
1912年底，国会选举开始。宋教仁到处演说，俨然像西方“民主国家”的竞选一样。后来选举“胜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处发表他的政见。正当宋教仁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他临死仍希望总统“开诚布公”，竟然还不明白就是这位总统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促之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１９１３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１９２４年６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墓地中还立有宋教仁先生石雕像，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
宋教仁的被刺，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它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凯为掩盖天下耳目，故意装模作样地说要“穷究”和“严办”，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原来指使行凶的是国务院官员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谁都知道，赵秉钧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因此毫无疑问，指使赵秉钧的就是袁世凯自己。袁世凯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不经参议院通过就违法向帝国主义大举借款，扩充军队，准备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1913年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同时，他命令段芝贵、冯国璋率师南下，准备以段芝贵所率李纯等部进攻江西；以冯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此外，并以郑汝成、汤芗铭率领海军协助作战。他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在6月间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反对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这三个国民党人的都督职务。随后至7月间，他又发布“###令”，向国民党人所率领的军队大举进攻。
孙中山闻说“宋案”后，也决计兴兵###袁世凯。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接着，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苏督程德宣布独立，响应江西讨袁。
——由此，也就说明当初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支持袁当十年总统”之语，以及“不再厕身政界”之说，只不过是虚与委蛇的故事而已。
但是，正因为袁世凯信以为真，才得以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新兴的政党政治，不应该是三国时代的曹、刘、孙的政治谋略。不过，有一点尤须说清楚，权谋政治对中国的政党政治永远是个互设互动的政治陷阱。
中国共和的总统制政治，就在宋教仁这一惨案下流产了，随之而来的是共和政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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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嘉树：接近基督的大商家（1）
宋嘉树有着早年海外拓荒的冒险经历，并接受过十余年的神学熏陶。回国后的宋嘉树不仅从传教士转变为巨商，又从巨商转而从政，由于他的亦商亦政，居然为宋家王朝奠定了功不可没的伟绩。
《圣经》是关于神耶和华和神子耶稣基督的书。洪秀全靠信奉《圣经》，建立了太平天国；宋耀如靠信奉《圣经》，建立了书商的王国；蒋介石信奉《圣经》，得到了宋家王朝的支持。
从学徒到使徒
宋嘉树，字耀如，又名宋查理（CharlesVonesSoony），宋嘉树原本不姓宋，而姓韩，叫韩教准。韩家原住河南相州的安阳，早在南宋时期，为避中原战乱而南迁海南岛，定居于文昌锦山。所繁衍的后代，清代时居住在罗豆市圯乌坡村，后移居昌洒区古路园村。宋耀如的父亲名叫韩鸿翼，宋耀如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
1872年夏天，宋嘉树和哥哥韩政准离开了家乡，远渡重洋，投靠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一个远房亲戚，在他的店里当学徒，度过了一段平淡无奇的学徒生涯。然而年少的宋嘉树雄心勃勃，偷偷地出走，被“加勒廷”号缉私船船长埃里·加布里埃尔森收留。在北卡罗纳州，宋嘉树又被罗杰·穆尔上校看中，被介绍给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他高兴地皈依了基督教。不久，被送进杜克大学圣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到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5年5月宋嘉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后的宋嘉树想做个保罗与彼得似的人物（保罗与彼得是早期基督教传播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来自加利利的渔民彼得的为人和他的传道一般低调，个性强悍的保罗则以其独特的灵活风格，在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和广泛传播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笔者注）。
宋嘉树如愿以偿。同年秋，他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中国传教。在上海，或在自己家中，或在教会里宣讲圣经，并且印一小册子。宋嘉树的口才并不怎么样，但他讲的圣经故事很能令人全神贯注。
大量印刷《圣经》
1888年，宋嘉树以耀如的名字出现。宋耀如开始大量印刷《圣经》，当时的宗教书刊，大都由国外印刷后运到中国销售，不但价格昂贵，一般人无法承受，而且这些书都是英文，大部分人看不懂。宋耀如抓住这个缺口，当了一阵子批发商后，大胆地办了一个印刷厂，用中国生产的便宜纸张，雇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印刷宗教书刊。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对他的宗教事业和反清事业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从宗教方面看，由于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方言，这样，即便是纱厂女工、码头装卸工，或是种田农民，都可以读得懂，扩大了宗教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使印刷数量猛增；从反清事业方面看，可为其筹措资金，支援反清活动。
印刷厂在宋耀如的经营之下，井井有条，没过多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划到宋耀如的名下。作为一个实业家，宋耀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1892年，出于种种原因，宋耀如辞去神职，专心经营工商业，成为一名实业家。他创建了华美印书馆，与美国圣经协会订立合同，出版《圣经》中文版。因经营有方，他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出版商，再加上良好的外语功底和掌握的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如虎添翼，后来又涉足面粉和重型机器等行业，把外国的机器输入上海并与人合办面粉厂，成为上海滩最早的买办之一。
从此，宋耀如开始发迹，逐步成为百万富翁，开创了宋氏家族的基业，成为宋氏家族第一人。
虽然辞去了神职，但宋耀如仍然是一个全心奉献而极为活跃的基督徒。他在商业上的成就虽然与宗教信仰的追求没有直接的关联，却促使他成为上海卫理公会教友中杰出而有影响力的领袖。在往后的日子中，他联合中国籍的一些传教士和基督徒创办了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美国圣经公会维持密切关系，并且以经费大力支援卫理公会的活动。夫人倪桂珍在上海也以从事教会活动而出名，他们家成为过往的外籍传教士的聚会之所。
支持孙中山革命
除了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外，宋耀如还是一个革命者。1894年，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并成为他的追随者，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宋耀如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宋嘉树：接近基督的大商家（2）
宋耀如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二人都是广东人，同是三合会成员，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且还都是基督徒，他们俩都曾想以医行天下，又都有宏大的抱负，相同的信仰，相同的理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推翻清廷，光复河山，是孙中山等革命者的首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成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孙中山为他的革命团体起的名字为兴中会，意为振兴中华。
宋耀如将其在进口机器业务中赚的一大笔钱拿了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此后，他一直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兴中会。
刚回国之际，宋耀如的日子很清苦。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宋耀如结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倪桂珍，这使他的生活又有了一次转机。
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通过朋友牛尚周介绍认识的。倪桂珍，浙江省余姚县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贤淑而有教养。据传，倪家祖上娶了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女儿，因而倪家人都与徐光启一样，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到了倪桂珍父亲倪韫山时又改信基督教。倪桂珍儿时在家庭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她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并且不曾缠足。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闪电般结婚的，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
宋耀如曾说过：“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他还曾严肃地对孙中山说：“逸仙弟，我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治、民享，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只能幕后辅助你们。我想，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另外，我还可以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
宋耀如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他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为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他还将其中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青年介绍给孙中山，并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慷慨捐助一笔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这一切，对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都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宋耀如也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成为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他生有6个子女，有4个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那就是家喻户晓的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
从来的英雄豪杰，不能无所寄寓。
世俗作家认为，在人类史上，神曾是人敬畏的父亲，人类讨好神灵是为了宽待和照顾。
但在理性作家眼里，活着就为了信神。
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一书中写道：
在教会与世界历史中，我们看见神在许多事上似乎曾经失败，神的所有目的似乎错了方向。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默察神在人间所有作为的时候，就会发现神从来没有失败过，神始终是胜利者。
每一个人必须经过患难的隧道，然后才能走上胜利的大道。
宋耀如历尽坎坷，但终于成为上海滩的大亨，并以此图破壁，与孙中山谋造新的国家，他的愿望实现了。他正像“神”一样，不仅打造了书商的王国，而且打造宋家王朝，他的地位、他的身价如日中天。
照此看来，宋耀如推崇《圣经》，是文化的一笔财富。
宋耀如是中国第一出版《圣经》的发行商，他将“定于一尊”的书推出去，也等于把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
1918年4月，宋嘉树病危，消息传来，宋庆龄心急如焚，匆匆赶回上海，随侍于病榻旁。
宋嘉树一生忧国忧民，尽管后来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结合而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女儿的行动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仍然在为民国共和的未来尽心尽力，但是此时他胃癌已到晚期，无法可医了，于5月3日溘然长逝。
宋嘉树，是以基督的名誉与宽容，集传教、经商、从政于一身的三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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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1）
这是一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物，但历史让他和维新人物梁启超联手失败了。于是，他选择了教育。
立宪党人的转换
熊希龄，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因先辈屡官湖南湘西州、县，遂入籍凤凰直隶厅（即今凤凰县）。
熊父兆祥是一员武将，人称熊凤凰。熊母吴氏，苗人，系苗王吴友文长女，那时汉苗联姻，是一件奇事，曾传为佳话。熊希龄居长，据说不足7个月生下，父母担心难以成活，可满月后竟成了一个肥胖婴儿。他自幼禀赋聪颖，7岁读完四书五经，且能熟背，故有神童之誉，深得父母器重。
1888年，江苏宝山朱其懿任沅州知府，设沅水校经堂，熊兆祥与朱有同寅之谊，送其子到朱府从师。3年后，朱其懿将希龄送到长沙校经堂深造。临别时在拱北楼作诗赠别，末句云：“熊生俊美年尤少，乍入繁华慎立身。”熊希龄铭记恩师的教诲和殷切期望，入校后用功益勤，见闻益广，学业超人，是年秋应试，以优异成绩考上举人。湖南学政张亨嘉对他特别赏识，称他“年甫及冠，拔起边陬，谈兵如何去非，说地如顾景范，他日当有用之才，不仅以文学显也”。朱其懿大喜，谓他：“五七人中最少年，名高先达冠三边。”誉满三湘四水。
少年熊希龄，不负父母和恩师之望，入京会试连捷，以第65名中中式贡士，按清代典制，会试放榜后1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确定一、二、三名，区分一、二、三甲等，殿试对策，理应按文采和内容论评高下，实则积习相沿，专重书法。时张亨嘉在京，见希龄书法尚难合殿试，恐致耽误，嘱他暂不殿试，先练书法再试，希龄于是在京郊一古庙中专心致志苦练书法。
在此期间，熊希龄与廖氏完婚，直到1894年才应补殿试，中了进士，名列二甲63名。朝考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熊希龄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少年科第，春风得意，成为湘西凤凰这个偏僻山区的第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可惜，他的元配夫人在婚后第二年突然病逝。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遂将同父异母幼妹朱其慧许他为继室。朱其慧乃是才貌双全、品学兼优的少女，熊希龄自然高兴不已，与朱其懿昔日师生之情变成了娘舅之亲。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难深渊。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主张，顺乎民意，一时维新思潮大盛。熊希龄正在湖广营务处帮办军务，受忧国忧民的新思潮启迪，跃跃欲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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