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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5）
1937年6月下旬，邓小平告诉梁必业，“我要调动工作了”。随后，没等继任者罗荣桓前来交接，就前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去了。因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的电令是限一个星期内到达。走马上任的邓小平，新的职务是前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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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1）
1977年4月，叶剑英元帅80寿辰。邓小平来到他的家里，向这位在历史重要转折关头为人民建立功勋的战友表示祝贺。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
　　——　1989年　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
　　——　1938年1月12日邓小平撰写的文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中华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以及国民党的努力，国共双方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新局面。按照双方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为基础，成立了八路军总部，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调到第一二九师，接替回延安工作的张浩，担任师政治委员，从此，开始了与师长刘伯承长达13年的亲密合作。
　　政治工作，在巩固新战士与提高其战斗力上，是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其极大作用的。我们希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能以最大的努力去进行，我们还希望军事长官也能给政治工作以帮助。这是邓小平在抗战初期讲过的一段话。
　　60年前的抗日烽火年代中，给我们留下这样一幅珍贵的照片：为挽救华北危局，八路军主力在朱德等率领下，经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渡船上，朱德双手持望远镜站立着，聚精会神地从望远镜中观察情况，坐在船上的邓小平，双手抱膝，眼睛平视着前方，右侧的任弼时、左权也都平稳地坐在船上。这是朱、任、邓、左东渡黄河，经山西奔赴抗日前线的珍贵记录，在当时，这是所有八路军渡船中最重要的一只，朱德时任八路军总指挥、任弼时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左权为八路军副参谋长。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37年9月15日前后，10天前，八路军总部在泾阳县云阳镇大操场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大会由邓小平主持，朱德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任弼时宣布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6日，朱德、任弼时等即率八路军总部出发开赴前线。
　　据当时同在八路军总部的傅钟回忆，当时八路军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因为，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经常和朱德、彭德怀一起，参与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工作。东渡黄河不久，在山西成立了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邓小平为八路军代表。
　　在此期间，33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八路军干部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鼓励战争动员委员会的干部：国民党扔掉国土，丢下老百姓，抗日的责任在我们肩上，我们要当仁不让，鼓起最高的决心和勇气，站在前线和日寇拼命；
　　——他斥责逃离本县的平遥县长：日军打来，如果丢下老百姓逃跑，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每支枪、每粒子弹，每文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用到抗战上，老百姓有权利说话；
　　——他要求八路军干部战士要严格军风军纪：群众越是热爱八路军，我们越要严格要求自己；
　　——他给阎锡山的电报义正词严揭露国民党任命的县长擅离职守，表示八路军“有必死之决心，无逃跑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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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2）
邓小平在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作过不少的讲话，其中有一篇名为《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可为其代表作。所以，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一至第三卷的开卷篇。当时，全面抗战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就在文章中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文章着重要求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要从政治工作上保证新战士具有最高度的热情和自觉性开赴前线，使昨天还是一个有浓厚家庭观念的老百姓，很快成为军队中的熟练战士。这篇写于1938年1月12日（刊载于1938年2月12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第三、第四期合刊上）。几天后，邓小平来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接替回延安工作的张浩，担任师政委。有一说，中央军委已于1月5日正式电令邓小平出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当时，第一二九师师部驻扎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邓小平的到来，并未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甚至一些同志还不清楚他被任命为师政委。因为刘伯承去开会，原政委张浩离开了师部。几天后，有些干部才看出来，“看来师长不在家，就是邓主任总揽一切”。以下我们简记一下新任师政委的情况：
　　1月20日，出席在辽县召开的师政治工作会议，并讲话；
　　1月27日，和开完第二战区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返回师部的刘伯承会面；
　　2月1日，在师部与刘伯承、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商谈三八六旅干部重新分配的情况；
　　2月4日，在全师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以及中共北方局会议的精神；
　　2月6日，主持召开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在会上作《太原失陷以来的军事工作报告》；
　　2月20日，和师参谋长倪志亮、中共冀豫晋省委负责人李雪峰、何英才、吴作民等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日军占领上党等地区后我方的应急措施；
　　2月21日，和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指挥师主力发起长生口战斗；
　　2月25日，和徐向前在辽县拐儿村，参加八路军总部召集的会议；27日，返回西河头村；
　　3月7日，和陈赓在山西武乡县韩壁村对即将参战的第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进行战斗动员；
　　3月11日，和刘伯承、徐向前拟定神头岭伏击日军作战计划；
　　3月中旬，和倪志亮在西河头村，参加并指导中共冀豫晋省委关于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
　　3月中下旬，和刘伯承、徐向前研究敌情，决定在邯长大道上再打一次仗，袭击日军运输线，以牵制日军向晋南、晋西的进攻。31日，和徐向前指挥部队发起响堂铺战斗；
　　4月6日，在辽县整顿地方武装，准备粉碎敌人的“进剿”；
　　4月8日，与倪志亮在山西和顺县进行战前准备工作动员，并致电刘、徐通报准备情况；
　　4月9日，和倪志亮赶到黎城县西井镇参加师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军事计划；
　　4月11日晚，由和顺县赶回辽县桐峪镇，与刘、徐商谈反“围攻”准备；
　　4月16日，和刘伯承、徐向前指挥部队发起长乐村（山西武乡境内）急袭战，取得胜利；
　　4月22日，和刘伯承等率师部返回西河头村；
　　4月24日，主持召开师直排以上干部会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25日，召集师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晋冀豫军区，本师主力组成平汉路东和路西两个纵队；
　　4月26日，和刘伯承在西河头村送别徐向前所率的路东纵队，为他们开辟冀南、发展平原游击战送行。4月末，和刘伯承率师部东进至河北邢台以西的营头镇小道沟村。随后，和杨秀峰前往冀南检查工作。5月下旬，又检查了晋中地区，指导该区党的建设、游击战争、###、建政、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上述从4月底至5月下旬的部队调动，是一二九师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作第二次战略展开：挥师东下冀南、冀鲁豫平原，开辟敌后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当时，全师部队一分为二，徐向前率一部去开辟路东。师部又一分为二，刘、邓率前梯队北上，后梯队原地组建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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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3）
7月份，邓小平又到冀南去检查工作，在南宫县，邓小平同美国大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有一次令后者终生难忘的会面。当时，这位武官已同徐向前会了面，见到邓小平时，发现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头脑却像“芥茉一样辛辣”。
　　当卡尔逊提到美国人民是倾向于共产党和八路军时，邓小平表示同意，接着就指出美国政府却把废钢铁卖给日本，以补充日本钢铁原料的不足。邓小平还详细地介绍了这种间接转卖方式：美国把一半的废钢铁直接卖给日本，另外一半卖给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又转口卖给日本。
　　卡尔逊开始不相信，询问此信息的可靠性，邓小平回答说确实，并指证消息来源还是美国自己的一个新闻社报道。
　　认真的卡尔逊回国后去查阅了有关资料，确认邓小平讲话的真实性。不久，他认认真真地研究起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撰写出《中国的双星》一书。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书中还介绍了邓小平当时向卡尔逊讲述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情况。谈话后不久，卡尔逊来到抗日根据地考察，证明了邓小平介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
　　8月下旬，邓小平在冀南结束检查回到辽县，25日，和彭德怀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战略规划。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次全会期间，出席会议代表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合影背景是全会会场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合影人员一共有49人。邓小平坐在台阶上，居第三排，两侧分别是彭真和高文华。尽管照片中的人们并不是笑容满面，但是，会议的结果令他们兴奋。会议从9月开到11月，最终通过了决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路线。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决定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北方局委员。12月20日，邓小平开完这次会议到达山西潞城县微子镇，月底，到达冀南地区。随即召开军政干部会议，由邓小平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中曾四次到过延安，合起来约有半年，四次都是开会：1937年12月会议；1938年9月至11月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这四次会议给邓小平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极大，使他一次比一次深刻地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其间他也担任了越来越重要的职务。
　　而对于邓小平个人生活方面讲，第三次回延安的收获是最大的，因为他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此后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8年，共同经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与“起”的惊涛骇浪。邓小平不愿谈往事，不愿谈自己的过去，对于自己的妻子也谈得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在长达58年的共同生活中，邓小平对卓琳同志有着相当多充满深情厚意的言与行。例如在江西蒙难的岁月中，邓小平像卓琳关心自己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卓琳，除了尽量多做些重体力家务外，每当卓琳病发作、卧床不起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对卓琳付出的辛劳，他也及时地表达敬意，这种习惯直至他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仍然保持着。节日里，煮饭烧菜任务往往由卓琳及女儿担当。吃饭时，邓小平总是不忘给卓琳及女儿倒上一杯葡萄酒，并说：“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们一杯。”这问候声中，包含着这位伟人对自己妻子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不过在1939年8月邓小平刚回到延安时，他还不认识这位原来叫蒲琼英后来改名叫卓琳最终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姑娘。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战士刘英回忆说：“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里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所以他要找个爱人，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当时，邓发拉着邓小平，“两个人一天高高兴兴地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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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4）
笔者曾阅览一些书刊、剧本，对其中虚构邓小平与卓琳相识恋爱的描写不以为然，作者出于好意，尽量想写得浪漫一些，但是我们决不能以现在男女青年的婚恋方式来想象当时这些革命者的情怀。
　　用刘英的话讲，邓小平“要回前方去，只有赶快结婚了，结了婚才好带走。所以，这样，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两对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王首道等都来了。周恩来因为去苏联治病而没有到场。
　　这些高级领导人，难得为前方抗日将士举行婚礼，所以，简朴的仪式和简单的酒菜简化不了热闹的气氛。据刘英同志说：“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他喝那么多酒，怎么不醉呀？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原来是邓发和李富春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水，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一醉。结婚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几天后，他们就一道启程奔赴前线。此外，这两对新婚夫妇还留下了四个人在窑洞前的幸福合影。
　　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叫金维映，人们叫她阿金。她和邓小平同岁，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同年7月中旬，他们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金维映早年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她和邓小平一同到中央苏区以后，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1934年，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之一。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几年后，正当她在莫斯科郊区一家医院中治病时，不幸牺牲于战火之中。
　　虽然是“左”倾错误路线，最终导致了邓小平和金维映的离异，但心胸坦荡的邓小平仍旧没有忘记过去的亲密战友。1972年12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赣南参观，在于都停留的几个小时中，邓小平就几次提起金维映。他问县委负责人：“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县委负责人也许只能从史料中，从老年人的口中了解到这些了。
　　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07年生，比邓小平小3岁。青年时期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后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与邓小平相识，1928年初结婚。当时，为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参加，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到场了。
　　结婚以后，邓小平和张锡瑗有大半年时间和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住在楼上的邓颖超常常听见一对新人在楼下又说又笑的。邓小平后来告诉女儿：“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他沉思般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可是，很不幸，1930年1月，张锡瑗竟因难产得病，去世了。而难产生下来的女儿几天后也死了。可以想象，妻子、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