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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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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教员汤世雄在给五年级的孩子们讲故事。（新华社稿）有一次我们班到北海公园过队日，队日的主题是谈理想。那时候老爱谈长大了干什么，动不动就“谈理想”。在北海一处景色优美的角落我们席地而坐，大家轮流讲长大了做什么。有想当科学家的，工程师的，作家的。有一个同学要做园艺家，她说要把西红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这个想法我在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少年儿童读物中见过，但听到自己的同学这么讲，还是挺佩服的。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干什么，有人说你画画好，就当画家吧。那天风和日丽，一群小孩越说越来劲，好像真的都成什么“家”了。
过完队日，我们坐电车一起回学校，一路上大家仍然很兴奋，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发现吴老师一直没开口，眉眼也不舒展。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这么有抱负，他应该为我们自豪啊，怎么好像不高兴？这时有个同学问他：“吴老师你干吗不说话？”吴老师语气缓慢地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当农民的。”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老师这句话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记住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插队，当了农民。
吴老师教我们语文。他让我们在课外背一些古典诗词，由他来挑选，一般都属豪放派。我印象里背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做法是把诗词抄写在墙报上，一个星期换一次，让班上一位画画好的同学配画。每次他画完，我们都在一边品头论足，议论他的画是否和我们所理解的诗词意境相吻合。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大家议论纷纷。就这样评着品着，我们把诗词给记住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搞过一次书法比赛，也是吴老师的主意。所谓比书法，是比写钢笔字，不是毛笔字，我们毛笔字的功底都不行。每个人抄写一遍小学课文里巴金的文章《繁星》，请教书法的贾老师作评判。贾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有60多岁了，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样的老师“文革”中百分之百要吃苦头，可那时候他是很受尊重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繁星》一开始是“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说星天给你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感觉。整篇文章好像是深蓝色的，很宁静很辽阔。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一时间我们班的同学都爱用“我爱……，但我也爱……”造句。有个男生仿照“繁星”的文体，写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才情并茂。他过去在班上很不起眼，给我的印象总是拖着一条长鼻涕，但从此我对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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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
马：咱们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有几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拿着半个棒子面饼一边走一边吃，过路的几个人都盯着那块饼子看。他们的眼光让我害怕，我觉得别扭，好像做错了什么事。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要饭的，是个二三十岁的男的。他走过来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吃的？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范丽丽，我常去她住的大杂院玩。有一天她跟我说，她们家每次吃饭，都是把粥先盛到碗里晾着。粥晾凉了不就坨了吗，坨了后黏黏糊糊的一大碗，看起来很多，可吃完了很快就饿，她们家一天到晚就吃这个。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我特别同情她。
大炼钢铁时期的宣传画：钢龙飞舞。（新华社稿）我那时也一天到晚盼着开饭，看见好吃的就馋得不得了，吃窝头也香喷喷的。我爸爸后来告诉我他记得的一件事。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见我和小哥哥有气无力地歪在床上。那时候我和小哥哥中午和晚上都在大院里的食堂吃饭。爸爸问我们吃晚饭了吗，我说没吃，晚上的饭票中午都用了。爸爸又问，那你们晚上吃了点儿什么？我说，吃了姜。爸爸说姜不辣吗？我说不辣，甜。爸爸告诉我，他听到这儿眼圈一下就红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记得的。一天我从院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大声报告喜讯：“快，快拿本儿，一家一个桃儿！”原来是副食店推着货车来院里卖桃，每家凭副食本买一个。后来听我爸爸说，那些桃子是商业部专门调剂给大院家属的，我胡同里那些同学家还买不到。
叶：一家就一个桃儿？
马：就一个。我爸爸说他忘不了我为了一个桃儿的兴奋样儿。
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家里有猪肉，我妈妈说做红烧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给烧煳了，懊悔得直哭，觉得自己不可原谅。我妈妈轻易不哭，她一哭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亲平时很有些家长作风，但这时候很能体谅人。
其实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有特殊供给的糖、油、鸡蛋和肉。那几斤肉和蛋在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权了。我曾经帮家里去买过这些东西。到一个专门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里的卡片，人家就客气地点点头让我进去。等我买了东西出来，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东西你们没有，挺得意的。这应该说就是优越感了。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儿童俱乐部”。（新华社稿）叶：我专门问过我爸爸当时对干部的特殊供应。据他说，因为那时城市供应极度困难，几乎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像粮、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极少，机关干部患浮肿病的比比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新华社医务所不止一次看到浮肿病人，都是新华社职工，医生往他们腿上一摁一个坑儿，医生就给开证明买黄豆。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17级以上干部，每月保证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13级以上干部，每月再加上两斤肉，两斤蛋。当时有人讽刺这些享受特殊供应的干部，叫他们“糖豆干部”、“肉蛋干部”。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这么一比，这每个月的几斤肉、几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了。
我听说那时候新华社有些人家，家里做饭也要称斤两，大人小孩按定量算，小孩定量少，就不让多吃。我们家绝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爸爸妈妈和阿姨三个大人尽量保证我和弟弟吃。但即使这样，我也记得饿是什么滋味儿，还记得二面饼（玉米面和白面）香甜的口感。新华社食堂卖过“人造肉”，那东西看起来像肉，有红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来像嚼蜡一样。当时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过，一股草腥味儿。那时候的人什么都敢吃。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觉得是特重要的发现，就都跑到中药房去买。山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饿，因为它是开胃的。我还跟着班上同学吃过桂皮，弄得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儿的东西，一定是当年吃伤了。
马：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吃了七个鸡蛋。那次我斗胆问妈妈：“我从来没有吃够过鸡蛋，你能让我吃一次吗？”我妈妈说好，我让你吃够。她问我是吃煮的还是炒的，我说要煮的，因为煮的一个是一个，看起来多一些。妈妈给我煮了七个蛋，我一个接着一个都吃了。吃完了，我说还没够，妈妈说，就这么多了。现在想起来，我真太不懂事了，可当时全家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么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那天的鸡蛋最好吃。
叶：说起鸡蛋，我想起我们家在困难时期养的一只鸡。因为副食品奇缺，新华社允许大家在院里养鸡，我们住的楼后面摆了一长溜鸡笼子。我们家的是一只白色来亨鸡，春节过了不久就开始下蛋，每个月能下20几个蛋，特高产。那时我妹妹还是个婴孩，这只鸡下的蛋能保证她的营养。小时候我最亲近的动物就是这只鸡，还为它写过一篇作文。我最喜欢去鸡窝里掏刚下的蛋，握在手里暖呼呼的。后来我去插队，每次接到家信就像手里握着刚下的蛋。
新华社差不多家家都养鸡，这些鸡的下场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它们满处乱跑，楼里楼外到处拉屎。据说有一天一位社长一脚踩在鸡屎上，滑了一大跤，气得他下令禁止养鸡，大家只好把鸡都处理掉。我们家舍不得吃自己养的鸡，就把它送给一位亲戚。从此新华社院里就没有鸡了。
今天在离当年那一溜儿鸡笼子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宠物运动场”，供养狗的人放狗活动。这世界真是变化快啊！
政治阴影（1）
对50年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反右派”运动，马笑冬没有什么记忆。儿童的世界毕竟和成人的不太一样，记忆也是有年龄特征的。正因为作为一代人，我们对反右没有多少印象，“文革”初期我们这一代人才能那么冲锋陷阵。因为亲友的缘故，反右对我的家庭有所触动。下面是我的零星记忆。
叶：我小时候的记忆整体是明朗的，但是中间夹杂着阴影。那是1957年夏天，我不再去幼儿园了，准备上小学。有一天和我弟弟一起去新华社礼堂看电影，那时放正片前常放几集新闻简报。我在一集里看见我三伯伯叶笃义。他是民盟的一个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影片中他穿了一件黑色短袖上衣，摇着扇子，在一个会议上发言。看见我伯伯的镜头，我吓得站起来拉着我弟弟就往外走。我的一个堂姐说她也和我们在一起，说我一出礼堂的门就大哭。我不知为什么会知道我伯伯在电影上出现不是好事，也许我听到了什么？但我相信我父母绝对不会对我们小孩子说这些事。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伯伯在会上讲话时正在“大鸣大放”，可是到编这集新闻简报时已经是反击右派进攻了，我伯伯那次发言很可能成为他的右派证据。他后来被定性为“章罗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那时新华社院里偶尔会开来公安局的吉普车，把犯刑事案的新华社职工拉回机关批判。我记得有一次拉来一个“流氓”，是因为偷看女澡堂还是干什么别的被抓住的。从那儿以后，我一看见吉普车来新华社大院就害怕，以为又拉人来批判。看了那集新闻简报，新华社再来吉普车，我就怕拉来的人是我三伯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新华社的职工，可我就是怕。这大概是我最早感觉到的政治阴影。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说，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左右，他们班一个同学无意中推开了一间在角落里的教室，一看傻了眼，里面密密麻麻挂着一排排大字报，吓得他赶紧把门关上跑了。可见反右运动在我们小学也是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当时是“关起门来”搞，不让孩子们知道。是为了保护孩子？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政策。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允许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
整风运动期间，山西省洪赵县洪赵一中的学生去农村参观大字报。（新华社稿）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出了右派。我父亲这边是我三伯伯叶笃义和五伯伯叶笃庄；我母亲那边是我的三舅白景扬。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我的父母是怎么承受他们的手足受难这个事实的？他们在“组织”面前如何表态？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想一想这些问题都让我为他们难受。
我不知道我父母在单位是怎么说的，在家里，他们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要跟哪位有政治问题的亲戚划清界限，我们和这些亲戚的家庭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们非常有意识地不在我们面前谈论有关的事，但慢慢地我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我三伯伯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我记得一次他穿着件长袍来。那时人人都“短打扮”，穿中山装之类的，他的装束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出来的人。他说起话来，遣词用句也和我在外面听到的“革命话语”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见过他在一个小房间写字，桌上放着外文字典。后来我知道，他当了右派后，民盟的日常工作没有了，就从事翻译。他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文笔流畅之极，现在在书店还能买到。
比起我五伯伯叶笃庄，我三伯算是幸运的。我五伯不但成了右派，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还戴上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10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因为“文革”，刑满了也没释放，又在劳改农场待了很多年。我五伯伯年轻的时候是家里弟兄中政治上最激进的，在他的提议下，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兄弟们把他们分家后得到的钱用来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天津办书店，作秘密活动的掩护。我五伯伯后来虽然没参加共产党，但政治上一直左倾，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所谓“历史反革命”的事，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地下组织让他去做的。我五伯伯也是民盟成员，民盟在1957年是所有“民主党派”中受创最重的“灾区”。在我父亲的兄弟中，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就是我的这两位右派伯伯。我三伯伯精通英法两门语言，上学时文理俱佳，他的聪明过人在家人中是公认的。我五伯伯是中国翻译和研究达尔文的专家。我两个伯伯的例子让我很早就知道，右派往往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政治阴影（2）
我很小就知道五伯伯“出事”了。每当我三姑来，大人们就关起门来说悄悄话，我就知道又有五伯伯的消息了。三姑是家庭妇女，五伯有信都寄到她那里，这样不会给其他亲友找麻烦。我十二三岁时，曾跟五伯的一个女儿一起去天津大伯伯家做客。“奶奶”——她是五伯的亲生母亲——就住在那儿。奶奶是我爷爷的“大姨太”，“丫头”出身，她那时70多岁，是个矮小瘦弱的老太太。她看见五伯伯的女儿来了，多少次站在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懦懦地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我当时就猜想，奶奶一定是想打听五伯伯的消息。这么多年，她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胆怯哀怜的面孔。
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吃云南气锅鸡的陶罐。我妈妈每次拿出来，都会念叨，这是五伯伯的，等他出来，要还给他。因为这只陶罐，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五伯伯的存在。五伯伯的几个女儿经常来我们家玩儿，五娘有事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后来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曾想帮助五伯伯“翻案”，后来形势一下子又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我爸爸只好放弃。“文革”中，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我妈妈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妈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战争中死在日本人手里，唯一幸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比我妈妈大10多岁，20年代曾到日本留学，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书法。比起我有些“西化”的伯伯们，他身上“孔孟之道”的东西更深一些，在他家里长幼尊卑的规矩也多一些。从年龄讲，他比我伯伯们都大，在“五四”时代就是个少年了。反右前他在北京一所中学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他失去了公职，被发配到北京远郊一家林场劳改。我三舅唯一的儿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个茶场劳改。
我舅舅隔一段时间会从林场回家探亲，我妈妈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他剃了个光头，高高瘦瘦，背有些驼。有一个场面我总也忘不了，就是我妈妈和我舅舅老兄妹俩，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轻声说话。今天回想起这个情景，不知为什么我会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舅妈只好变卖我舅舅心爱的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从那儿以后，我妈妈就每月给我舅舅家接济，有时是她瘸着腿，坐着电车亲自去送，有时是他家来人取，多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没间断。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接济我舅舅家，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他家来取钱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儿媳妇，一个广西乡下的女人。丈夫成了右派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投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小时候我对她经常不够友善，就像一个富小姐对待一个穷亲戚。她似乎见怪不怪，照样大大咧咧地说着广西味儿普通话。对她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与轻视是生存中的家常便饭。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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