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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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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东方人对佛陀的敬畏。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做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无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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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你好！
伴随着“毛泽东热”；也发生了一种现象；经过80年代末期经济的萎靡和政治的动荡；原来跟着邓小平走的人现在有不少动摇了。邓小平本人倒是显得挺超脱；他在度过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之后就坚决要求退休；并且获得批准。在他之前；党的高级领导人除非犯了严重错误；大都死在任内；像他这样不肯接受最高领导的位子、又坚持退休的人；极为罕有；所以让全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感动了好一阵子。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他多么了不起；离开了权力；离开了势力；离开了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就会被人疏远；被人忘记。像邓小平和毛泽东；远离世间滚滚红尘之后；还能被别人如此这般地说个没完；实在不多。
人们对伟人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其实在证明一个事实：保守思想卷土重来。今天回想起来；那两年；中国人的热情十之###投向了政治领域。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喋喋不休加以阐述的“至理名言”。“那一段历史啊”；胡绳有一次对他的友人郑惠说：“就是90年代初期的那两年；应当总结啊；不能留下空白啊。”这位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说完这话；总想做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又过了几年；就去世了。他周围的人们说起这事；不禁扼腕叹息；都觉得这老人有点死不瞑目。
其实；总结这一段历史无须理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无穷奥妙；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事实；就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而现在这些已经成熟的职业政治家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代”；那时候还像个刚进学校的学生；等待老师的教诲。
对于此前和此后共产党的执政者来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是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联系起来了。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说的不仅是毛和他两个人；他说到了“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他这样说。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的人；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因为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过去不一样了。在9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两年；他的头上被阴云笼罩着；那时候很多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但是他很快就把这片阴云驱散了；还坚决地拒绝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他已经八十多岁；自信心是惊人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在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写的几个毛笔字；过了八年还能一字不错地说出来。别的人经历过他的那么多坎坷；就算不同流合污；也会消极遁世。别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就算不是老年呆滞；也会反应迟钝。他却仍然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信念。他顽强地固守“中国不能乱”的信念；如果有谁威胁到这个信念；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但是他却更加热心改革；他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研究那个时候的全部资料；可以发现；当时对第一代领导人持强烈颂扬态度的人；同时也对第二代领导人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情形有点像郑仲兵所说；现在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热”；“它的另一极自是在制造‘邓小平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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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永恒的主题
现在；1990年即将过去。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也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韶山管理局的文辉抗说；这一年来参观的人第一次超过了九十万；眼看就到百万了。这些人大都来自这个社会的底层；这从他的故居里的参观者留言簿上就可看出来。有个人说：“毛泽东同志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另一个人说：“他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不以权谋私；他拥有众多的财富；一生从来没有享受。严格要求亲属。他是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拜的领袖。”还有一个人说：“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严格要求自己。”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读了这些；觉得真是“耐人寻味”；不禁问道：“这是纪念毛泽东还是批评现实啊？”
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叫“借古讽今”。除了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借古讽今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大人物。他说：“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不愧是党的最有名的理论家；所以不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惟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名叫郑仲兵的人当时就说：“他们不是在搞借尸还魂吧？”
变化、真相与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
热点聚焦□彭远文（书评人）
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中国过去150年经过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已面临历史上一个突破，“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放开历史的视界》）。这个突破口，我愿意理解成1976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是比朝代更迭、政权易手更为重要的历史时刻。1998年凌志军、马立诚合著的《交锋》是对突破之后思想###的实录，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变化》可视为该书的续集。
这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
十三年里，发生的变化不胜枚举：治理整顿、反和平演变、邓小平南巡、长江水灾、惩治腐败、撞机事件、开发西部……这里我不想列举太多，单从《交锋》与《变化》之间的变化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从标题来看，《变化》就没有《交锋》那么锋芒毕露，作者笔法仍然犀利，心态却平和了许多。个中原因，与其说作者个人的改变，不如说是大环境的改变。《变化》虽然现在也登上了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但要与《交锋》造成的轰动效应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交锋》被认为有“极大的政治背景”，短时间内有海内外上百家媒体介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被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而现在的《变化》，虽然不失为一本好书，却大声吆喝，酒好也怕巷子深了。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和商业意识的张扬，这是《变化》与《交锋》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这十三年来最大的变化。
书中提到这样一幕：人们去参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故居，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你可以解释为“个人崇拜”或“猎奇”，但在我看来，这是人对真相的一种渴求。所谓“变化”，总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时间的流逝，足以掩去许多事情，不复得见。“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这是希望画面就此定格，不许动！
王小波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于是需要提到作者的身份———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主任记者。众所周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的人民日报，并不仅仅是一份单纯的报纸，它还是“党的喉舌”，在建国后的历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虽然是皇权的附庸，但是秉笔直书的传统从来没有断绝过。这种传统现在在凌志军身上再次看到。对于个人隐私我提不起多大兴致，但政治事件属于公共领域，关系甚大，不可不知，而三十年前的事情显然又没有十三年前的重要。王小波没有说的是：时间的长短，与言说的风险成反比。《变化》显然并没有完全揭开真相，不过作者已经做到了“尽可能说真话”，在此我不能苛求。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二十四史被鲁迅先生斥之为“二十四姓家谱”），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胡适先生说得好：“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变化》不仅写了那些“大”人物、“大”事件，也写了“小”人物、“小”事情：卡拉OK的流行、新人类、新生活、迟到十七年的判决书、被超市搜身的女大学生……如作者所说：“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本书没有陷入宏大叙事而难以自拔，这是我最为看重的。
有人说：“有意思的是，本书在三联韬奋书店的排行榜上正好和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放在一起。”阅读《变化》，有快感，更有痛苦，可谓痛快淋漓！想来黄仁宇是乐观的，只是世事变幻无常，希望何在？也许希望就在年前向我借《通往奴役之路》的小女孩和住在我隔壁热衷于玩游戏的小男孩身上。图：
凌志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记录中国从1990年开始的变化
个体·生存·发展
一六五九年，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倒霉蛋鲁宾逊被丹尼尔·笛福扔在了荒岛之上，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漂流历险。我们不能确定笛福最初的创作动机和大致规划，但我们看到在荒岛历险的初级阶段，团结在鲁宾逊周围的只有山羊、海龟和鹦鹉，在这个阶段，鲁宾逊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最基本的生存。然而随着剧情的进一步铺展，笛福积六十年人生经验的想像力都无以为继：他看不出这个可怜的家伙除了成为一架日复一日重复劳作的农具之外还有什么前途，而从头到尾白描农具这样简单的操作显然不是一名作家喜欢干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其后荒岛场景中逐渐出现了食人生番、黑奴星期五、遇险的白人海员等这样一些其他的——人，以及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鲁宾逊重获动力产生了更高的追求，并凭借着人群的努力重返文明社会，笛福也终于自圆其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体人无法孤立于社会单独生存，即使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也不能。
另一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是：立足于社会的个人想谋求发展必须顺应于时代的潮流，就像滚滚洪流中的一枚树叶，逆流而上只可能被打翻并挟卷而下。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经经历的时代，还有，谁勇立潮头，谁随波逐流。
改革·发展·转轨
毫无疑问，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是发展的中国，并且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中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出的结论。更深层的事实是，改革是发展的推动力，并且是有效的技术手段。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比喻成蜿蜒的群山，“发展”就是由最坚硬的山脊连绵而成的山脉，而“改革”则是地底涌动的岩浆。
自改革开放拉开中国现代化进程序幕之日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缓慢但坚定有力地从意识形态落实成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切实感受到了日益实现的“国富民强”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切身利益并为之欢欣鼓舞。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变化如影随形。
８０年代，被推到了改革潮头的广大农民，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得以解放生产力，成为其时中国最大的受益群体。这一时期的改革带有明显的政府培育的色彩。步入９０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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