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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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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裕源宋街浴！�
《水浒传》第三十七回
“三霸”中的六个人都是书中的正面人物，最后也都上了梁山。“霸”，这种令人听而生畏的字眼，在李俊口中成了骄傲的本钱。因为他们把“称霸”视为敢于向社会秩序主动进攻的表现，循规蹈矩的人们谁敢“称霸”呢？因此，“称霸”的人们认为自己也是叛逆者，只是没有树起造反的大旗罢了，他们最后上梁山也是顺理成章的。
游民中的许多造反者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它最早出现在元代“水浒”题材的杂剧中。《李逵负荆》中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还牢末》有“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在这个口号下，游民反抗者可以积极向皇权专制统治者进攻，可以向社会讨还公道，可以为了自己小团体的私利予取予夺，也可以蔑视和破坏人间社会的一切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或法律。总之，它是极具弹性的一个口号，极易成为干一切于己有利事情的借口。这个口号被《水浒传》的作者所接受，影响后世近千年。从内容上来说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不是什么特别“革命”的口号。按照“天”的代言者——九天玄女——的权威解释就是：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见《水浒传》第四十二回）。梁山好汉浪子燕青，在李师师家对宋徽宗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应该说，这些符合皇权专制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皇权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这个口号溢出皇权专制统治者允许的规范之外的，是游民在###和社会斗争中的主动精神。游民提出和利用这个口号，表明他们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使自己能有较好的出路与前途，不必靠谁赐与。也就是说，他们力图使用不合法的（实质上也没有合法的）、暴力的手段，去实现在皇权专制统治者看来也是合理合法的目的。“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清除“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为国出力”，谁也不能说是错，但是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去干，统治者总是不放心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僭妄行为。皇权专制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统治权是得之于天的，“行道”是自己的职责，更是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能随便假手于大臣亲信的，如果那样，便是“太阿倒持”。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处于最底层的游民？在皇权专制统治者看来，“道”宁肯不“行”，也不能允许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们去“替”他“行道”，也就是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在统治者有力量的时候，他们决不会允许人民自己去取他们答应赐予人民的东西的，认为这样做就是“犯上作乱”。可是当他们自感力量不足，或者稍有理性的时候，便会较多地考虑一下这个口号的目的，给它一定的存在空间。因此，“替天行道”的口号带有临界性，有时统治者把它看成反抗的旗帜，有时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广大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众（在皇权专制时代主要是游民）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与政府对抗，也能带领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向朝廷投降，接受招安。后世的绿林豪强、游民暴动、农民起义，都爱打出“替天行道”这面旗帜来，就是考虑到它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并且能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我们应该指出，“替天行道”的口号所体现的主动进击精神并没有超越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它是可以作为和缓社会危机的一种手段，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替天行道的口号是对皇权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协调作用的。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6）
④拉帮结派与强烈的帮派意识
上面提到，在长时间的皇权专制共同体的保护与控制下，古代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存在着人格萎缩的现象，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差，于是，人们就特别重视团体的力量。士农工商都以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构成集团，以增加与他人竞争的能力。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也就是靠血缘联系成为网络的集团。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文人士大夫总要讳言这一点，因为有孔老夫子的“君子群而不党”的教导在那里摆着。“结党”就意味着“营私”。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又指出“小人无朋，君子有朋”，这种声音虽然不能说是千古绝响，但它也绝不会占到主流地位（清代的雍正为了实施极端专制还对此大加驳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这样，不管内心是怎样想的，但是口头上还是要遵循社会主流舆论。而脱离了社会网络控制的游民则不同，他们摆脱了宗族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宗族的保护；他们没有了家族的负担，同时也就失去了家族的依靠。他们成了一个孤伶伶的个体，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又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任何一点微小的力量都可能把他们摧垮。这时唯一能够增强他们生存信心与力量的，就是与相同命运的人们联合起来，拉帮结伙，互相提携，求得生存与发展。
游民群体在社会上是受人歧视的，主流社会的人们认定他们是犯罪分子的渊薮；清代统治者为了把他们与“四民”区别开来，在编造户籍册时，把他们归入“另册”，以便随时加以监视。可是越孤立他们，就越激发了他们对结成帮伙的渴望（以致《大清律》把焚表结拜视为重大犯罪）；已经结成帮伙的，更因此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凝聚力，使他们每个人的帮派意识更加强烈。
游民生活在日趋没落的皇权专制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文化。他们想不出什么新型的人与人结合的方式，于是，他们还是模仿主流社会的宗法制度，建立起非血缘关系的、人为的宗法制度（当然，他们模仿的不是先秦那种“家国同构”的宗法，而是宋儒提倡的家族制度）。其中最为简单的就是结拜为“义兄弟”，或称“义结金兰”，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而“桃园三结义”正是我们论述的游民意识的载体《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的主题之一。
宋代以前，如唐代的文学作品中，用到三国典事时，主要谈刘备和诸葛亮，歌颂二人君臣如鱼似水的关系，杜甫《蜀相》所说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就是用以寄托文人士大夫的“君圣臣贤”的理想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可是到了宋代江湖艺人的口中，“说三分”的重点转移了，艺人们反复歌颂的是刘备、关羽和张飞结拜兄弟生死与共的“义气”。作品主题的转变，说明了创作者的视角与唐代是大不相同的。历史上的刘、关、张只是较为亲密的君臣，江湖艺人用游民的眼光把他们的关系改造了。我们看一下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是怎么写的：
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可见，即使在刘备未称帝之时，刘、关、张之间也是有主从关系的，并非平起平坐的结拜兄弟。异姓男人结拜为义兄弟的人际结合方式，产生于三国归一统以后，我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出自《颜氏家训？风操》：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始如终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交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诸子集成》第八册，上海书店，1986。
如果这是最早的记载，那么结拜的出现会更早一些，但由于不甚普遍，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颜氏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认为结拜要慎重，只有志同道合与互相了解之后，才能结拜为义兄弟。他责备北方人的“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随意结拜，有时甚至弄错了辈分。但是这种做法恰恰与后世的游民结拜相类似。这些人结合的目的是谋生，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只要命运相同、能够在需要时互相救助就可以了，至于“道”和“志”是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的。这种结拜，最初是流行在时刻有伤亡威胁的军旅生涯的人们之中。《隋唐嘉话》记载隋末徐世勣与单雄信结拜为义兄弟，誓共生死，后世勣降唐，雄信为王世充部下，世充失败后，雄信被唐所斩，世勣身已许国，不能与雄信共死，遂以己肉啖雄信，借以表示“无忘前誓”。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各代的最高统治集团多出身于游民军汉。这些人拜义父、认义子，结为义兄义弟，勾结成为死党，已经成为时代风气，用以增加自己在###中的实力，以求得在激烈的权力争夺中分得一杯羹。宋代游民激增，结拜现象更为普遍，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被他的一帮哥儿们黄袍加身、拥上皇帝宝座的，为本朝的游民们树立了楷模。“说三分”如果是“讲史”，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写，但江湖艺人要藉此抒写自己的怀抱、寄托自己的向往，历史的原貌有许多是游民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的，他们就要凭着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历史，去建造真实。这样《三国志演义》虽然写的是帝王将相，但“俱以《水浒》萑苻啸聚行径拟之”。章学诚《丙辰札记》。《三分事略》描写刘关张三人结拜完全是游民心态，其结拜目的是关羽、张飞二人看到刘备“生得状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有靠他得以发迹之意。他们结拜的地点是在张飞宅中，宅院之后，有个桃园，园内有一小亭。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7）
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从祭祀形式来看，“桃园三结义”的传说生成于五代末至北宋期间，因为只有辽国人才有这种祭祀方式。《辽史？太祖纪》写到太祖“至库哩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其他各朝都没有这种习俗。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其他有关三国故事的通俗文艺中，还有说关羽最年长，只是刘备最有帝王之“福相”，只有靠他才能把自己带上“发迹变泰”的道路，这样关张才拜他为大哥。这更表现出游民对于“结拜”这种结合形式的内心真实的期待。《三国志演义》是经过了文人改造的，它除去了游民头脑中对眼前利益的赤裸裸的渴望，增加了一些为国为民的套话。书中写由张飞提议三人结为生死之交，然后共同为国出力。
次日，于桃园中列下金纸银钱，宰杀乌牛白马，列于地上。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共拜玄德为兄，关某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同拜玄德老母；将祭福物，聚乡中英雄之人，得三百有余，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游民的结拜多带有秘密性质，因为他们结拜的目的多与从事非法活动有关。清朝就曾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严禁歃血订盟、焚表结拜为兄弟，并视同“谋叛”行为，还一度定为“十恶不赦”之罪。其他朝代虽没有像清代那样严厉打击，但参与结拜者也多被统治者视为莠民。《三国志演义》对此大加张扬，是为了突出刘、关、张结拜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正面意义。其实，游民的结合，从小的方面说是谋生存，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求发展。要获得较大的发展就要有社会###，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有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与组合。游民不怕乱，甚至他们有些企盼社会###。在他们结拜的“誓词”上都要有“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这样的句子，前一句好理解，后一句就不是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们能够理解的了。孟子说得好，“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生死寿夭，也是各随其身体状况的。为什么要都死在一天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背后表明这种“死”，不是正常的死亡，更不是寿终正寝，而是他们要从事某种冒险活动，其中蕴涵着死亡的可能性。这种冒险活动可能是偷盗、抢劫、上山落草、聚众造反等等，所以他们要在事前发誓：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大家一起死。“同日死”意在勉励大家不要怕死，要敢于出击，同心协力，干好这件事。我们前面提到的《花关索出身传》中也写到，在刘关张结拜时发誓：“只求同日死，不愿同日生。”此后，三人便落草为寇去了。另外一种意思是，要为冒险活动中死难的兄弟报仇，而且要“生死以之”，不计成本。《三国志演义》写到关羽被害后，蜀汉为关羽复仇的过程中，刘备、张飞已经达到丧失了理性的地步，而且谁的劝告也不听，连诸葛亮也束手无策，最后弄得“火烧连营八百里”。刘备多年积蓄的家当几乎是一扫而光，他没脸回成都，连气带病死于白帝城。王蒙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完全是“黑手党”的语言。见《〈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读书》，1995。他的这种判断是完全符合游民结拜实际的。
结拜是游民结合的最原始的形式，后来又有结成帮伙、秘密会社等较高级的形式出现，这些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以结拜为起点的游民帮派是游民帮派意识的基础，帮派意识有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地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的立身行事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这种单线思考，从是非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因此，在他们面对世界或其他人群时，他们只关注敌我，不关心是非；或者说，自己永远正确，错误完全在敌人一方（当然有时这只是宣传时的语言，他们内心也不一定真的这样想）。这在《水浒传》中有十分明确的表现，它是以梁山好汉的是非为是非的，只肯定属于梁山的一方面。例如，书中写了许多打劫剪径、杀人放火的绿林强盗，但只对梁山和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持赞赏或肯定的态度，而对其他山头的，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方腊等打劫者或造反者，则都持反对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帮派系统。台湾学者孙述宇认为，最早的梁山故事的讲述者与梁山这批“强人”有关，这是有道理的，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对梁山好汉那样热情。意思就是只有梁山对，其他都不对。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8）
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是非判断，关键在于做这件事的人是“敌”还是“我”，这种观念不仅现代人不能接受，就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也不能认同。例如，《水浒传》是坚决反贪官的，但这也只局限在与梁山对立的贪官上，至于与梁山交好、在朝廷上为梁山说好话的官吏，尽管也“贪”了，在梁山好汉的眼中也是好官。宿元景也受贿，接受了梁山的“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在作者看来，他还是为人“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第八十一回）。对于如虎似狼的胥吏差役也是如此，在林冲的遭遇中，无论是押解他的董超、薛霸，还是沧州牢城营内的管营、差拨，他们为了钱，视人命如草芥，只要有了钱又一切都可以通融，其嘴脸确实可耻、可鄙。而另一个恶吏戴宗，他本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是吴用的朋友。吴用说“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并且与梁山有通信往来。可是当宋江发配到江州监狱，戴宗还不知道他与梁山的关系、也不知他是宋江时，便向他索要“常例钱”，宋江不给，戴宗拿起讯棍便打。宋江问自己犯了什么罪？戴宗的一段话充分暴露了恶吏的嘴脸：
“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水浒传》第三十八回
“那人”便是戴宗。如果这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作者是要大加谴责的。可是这段对话是在戴宋二人之间发生的，便带有了喜剧彩色。下面接着宋江就揭出戴宗与梁山吴用相识之事，原来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于是，戴宗“恶吏”的本来面目便模糊了，读者只记住他暗通梁山好汉和讲义气的一面。再如，孟州府的叶孔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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