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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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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戴宗“恶吏”的本来面目便模糊了，读者只记住他暗通梁山好汉和讲义气的一面。再如，孟州府的叶孔目在处理武松冤案时，拒绝蒋门神、张团练的贿买，不赞成把武松处死，他在收了施恩的贿赂之后，“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这种盗改诉讼底案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而作者对此却由衷赞美道：“孔目推详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盗改底案是为了梁山好汉，那么一切罪恶都在赦免之列。作者的这种双重标准，就是以梁山划线的。
另外，在《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中，还处处以梁山泊的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的天罡、地煞聚义的态度为界限，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七十回以后则是以对梁山英雄的存亡和梁山的“忠义”为坐标，也是看其是否有利。作者认为，这就是社会正义，是应该切实维护的。实际上，不仅现代人看它离社会正义很远，即使当时的老百姓也未必这样看。第九十回，宋江、鲁智深参见智深师傅智真长老时，长老说：“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语意充满了讥讽，宋江也不得不尴尬地自我解嘲说：“智深兄弟，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也许对鲁智深还勉强可以这样说，对梁山这个团体和其他梁山好汉，就很难用宋江这话来概括。
几十年来，评论界解释梁山聚义的原因，都用“逼上梁山”来说明，以为江湖好汉之所以聚义梁山，都是皇权专制统治者（特别是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逼迫的结果。这无疑是许多好汉（如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所走的道路，但是还有另一种“逼上梁山”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就是被梁山的“好汉”们“逼上梁山”。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秦明、朱仝、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广义地来说，金大坚、萧让、安道全、董平、关胜等，都是或骗或诱，或诈或逼，千方百计把他们弄上山的，为此也同样给他们带来许多灾难。为了“请”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们的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皇权专制统治者。为逼秦明上山，把青州城外数百家老百姓烧光杀光。“一片瓦砾场上，横八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而且，秦明的妻子老小也都被害。为了赚卢俊义上山，吴用特地去到北京，在卢家墙壁题“反诗”，弄得卢俊义以私通梁山入狱，经过种种磨难，其所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林冲、武松。对此，作者赤裸裸写来，不加掩饰，也毫不以为非，视为当然。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了梁山以后，对梁山头领们设下的使他们家破人亡的阴谋诡计也毫无反感，似乎上梁山已经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只有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才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忽略不计。这正反映了强烈的帮派倾向性影响了作者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所谓的“聚义”，只是一“帮”一“派”的“义”，与为了社会正义而献身不是一回事。杂剧《李逵负荆》中的假梁山强人宋刚有句话，颇值得玩味。他说：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9）
这是真命强盗，我们打他不过！
一般，打天下、坐龙庭讲究个真命天子、真龙天子，要排除一切假货，其实“真假”也很好辨别，打胜的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这两千多年形成的打天下的逻辑，不料在江湖上也通用。强盗也有“真命”、“伪命”之分，其真伪的临界线也在于“打”。
有些外国汉学家，如美国的浦安迪先生，在其《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一书的第四章《〈水浒传〉——英雄豪气的破灭》中，认为《水浒传》中关于梁山好汉阴暗面的描写皆属于“反讽”，并非作者本意。浦氏的观点是受到了金圣叹的影响。实际上，文人士大夫和现代人都从注重逻辑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全书道德评价应有一贯性、无矛盾性，对江湖艺人、游民的完全从实用出发的思想意识并不了解，总认为这些反映出双重是非标准的情节是违背常情公理的，因而，它必然是作者的反话。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中拥刘反曹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它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与江湖艺人最初“说三分”时对于这段历史的是非判断也很有关系。游民把刘备、关羽、张飞视为与自己相类似的一群（《平话》很注重写刘关张三人的出身），因此，《平话》与《演义》对于刘、关、张的行为几乎是完全肯定的，甚至连他们政治上的重大失误（如关羽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刘备###东吴等）都采取了曲矜和惋惜的态度；对于曹操，则竭力渲染他的丑行（这方面以《平话》最为严重，《演义》按照历史原貌适当作了一些调整）。这种“好之则捧上九天，恶之则抑于九泉”的态度并非是以是非曲直为准则的（这在以“三国”为题材的民间戏曲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而是以与自己的关系来划线的。不仅《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作品如此，在游民知识分子所创作的许多历史演义小说中都有这种现象。他们之所以如此思考问题，正是游民的现实生活造成的。在社会生活中，对于自己团伙利益坚决维护，对于妨碍自己团伙利益的人敌视，已经成为他们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并且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几乎牢不可破。这才使得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与奋斗中，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强烈的帮派意识，正是长期的帮派生活造成的。
⑤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在游民身上的反映
前面说过，失去了角色位置的游民同时也失去了社会的尊重与监督，这样，他们也就不需要作为“社会人”，自然也就没有了“社会人”必须有的文饰。这种“文饰”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虚伪”，它正像人要穿衣服一样，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也是社会通过文化系统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生活进行规范。游民抛弃了这种文饰，从而使得传统的野蛮性和黑暗面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生活没有了规范，那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这里我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甲。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
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中自有其野蛮残暴的一面。先秦儒家经典《尚书》中记载有“五刑”，包括墨（黥刑）、劓（割鼻）、（非刂）（断足）、宫（破坏生殖能力）、大辟（杀头）等，每项都是极其残酷的肉刑。至于北宋初年发明的“肌肉已死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宋代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的“凌迟”之刑，更是惨不忍睹，耳不忍闻。就这一点来说，皇权专制政治所遵循的是恐怖原则，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它是在“杀人如草不闻声”中进行的，作为皇权专制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还在起劲地提倡“仁爱忠恕”。也许在孔子最初倡导这些时是真诚的，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文明的发展，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得以享受幸福；但是，如果这些不能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有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得有权者不得不遵守，它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皇权专制时代的政治操作是君主一人说了算的，这必然与儒家所倡导的理论形成尖锐的矛盾。对此，正统的士大夫们是心领神会，讳莫如深的。我们读正史（前“四史”除外）看到的多是“光明面”，多是对每个开国皇帝“深恩厚泽”的赞颂。唐代韩愈在《元和圣德诗》中，描写曾经割据一方的刘辟被俘后全家被处死的情景：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0）
妇女累累，啼哭叩拜。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
这种描写应该说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却遭到后世许多文人士大夫的谴责。宋代苏辙就说，这种写法是“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雅颂，何其陋也”。宋代苏辙《栾城集》卷八《诗病五事》。也就是说，这种事情是只能干不能说的，说了就有悖于主流的意识形态。当然，不在舆论和文字中宣扬野蛮与残暴，对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性格的养成还是有益处的。
可是游民们不管这些，《水浒传》、《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中对这些有大量的描写。《平话》中写到张飞兄弟三人怒打督邮，“一百大棒，身死”。感到还不解气，于是又将他“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水浒传》中这种描写则更为严重，孙述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中说：
文学中的侠盗通常并不嗜杀，《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却杀人如麻。惊人的事例很多，诸如那个疯了似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了良贱十多口；众好汉攻陷大名府时，百姓被杀了五千。扈三娘是日后忠义堂上的英雄，她的家却也胡里胡涂的便给莽汉李逵毁了，尽管她哥哥扈成在事前已经向宋江输诚纳款。无辜受戮的人在小说中太多了，不必尽举。……那种不讳言杀戮的态度是强人心理的特色。
这本论著中还引用宋江报仇杀黄文炳的一段：
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次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第四十一回
另外像李逵等人为了赚朱仝上梁山，便杀了知府“方年四岁，生得端严美貌”的小衙内，把他的“头劈做两半”。再看杨雄杀潘巧云：
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
第四十六回
这简直像杀猪宰羊，令人惨不忍睹，可是作者却认为这是在伸张正义。至于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开的黑店，剥人皮、剁人肉、包人肉馒头，店里的墙上还挂着一张张人皮，这些不仅令人恐怖，而且也使人恶心。被肢解的不论罪有应得也罢，还是完全无辜也罢，这里我们不是讨论他们该不该杀，而是剖析作者为什么热衷于描写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并且津津乐道，采取了完全肯定的态度。早在先秦，许多思想家就在为树立“同类意识”而大声疾呼。《诗经？秦风？黄鸟》一诗藉描写为秦穆公殉葬的“三良”在进入墓葬之前的恐怖，控诉了这种反人道的制度。到了孔子，他更进一步反对以“像人”的俑殉葬，表明了他对“人”本身的尊重。以后不管皇权专制统治者多么残暴，至少在口头上还重视人的生死，皇帝即使在勾绝死刑犯的名单之前都要斋戒，对生命表示敬畏。长期流传的“人命关天”一词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而像《水浒传》中这样轻慢生命，这样缺少“同类意识”，在古代其他文献，包括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连《三国志演义》第一百八十则写到诸葛亮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后，“孔明泣而叹曰：‘吾虽有功，必损寿矣。’这国之人，不曾走了一个。左右将士，无不凄怆”。为什么《水浒传》的作者会这样处理这些故事，为什么如此平淡地看待残暴与野蛮？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1）
《水浒传》是在江湖艺人说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残暴野蛮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毫不以为非的。他们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他们的感觉。他们没有社会角色位置的规定约束，也缺少文化教养来提升他们的智能（爱，不单纯是个心理问题，它也是一种能力。对他人的同情也是需要一定的智能为基础的，智能有缺欠者，对他人的痛苦也缺少理解能力）。因此，游民处理人际斗争所采取的残酷和野蛮的手段正是社会造成的，我们不能过多地责备。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这一点：在人与人的斗争中，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这是社会文明程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目的可以捏造，而手段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量化，难以欺世。例如，皇权专制社会衙门所普遍采用的肉刑，老百姓见官要磕头，这些到了近代基本上被禁止了。这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乙。对待妇女的态度
中国古代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妇女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作为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妇女也是歧视的，虽然儒家思想也承认作为正妻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妻者，齐也”。在家庭中，妻子是与丈夫对等的人，男主外，女主内。他们的对等性特别体现在祭祀之中，女人不是无足轻重的，宗子、宗妇共同承担祭祀的责任。而《三国志平话》、《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对于妇女的态度则是漠视甚至敌视的。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游民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对于构成家庭另一半的态度易于在艳羡（多是“形而下”的遐想）与抵制之间震荡。这一点现代人和外国人很难理解。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梁山好汉如李逵等都有夸张的“厌女症”，《明代小说四大奇书》，P267，中国和平出版社。实际上这是需求、恐惧、斥拒等多种心态的反映。这正像阿Q一方面骂寡妇、尼姑，一方面内心对女人极度渴求一样。游民没有家室，在古代他们又没有接触女人的机会，出于人的本性，他们对于女性的极度渴求是毫不奇怪的。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那些梦想做皇帝的人们（大多是游民），一旦要把皇帝梦付诸实施时，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几乎都是设“三宫六院”。然而他们对女性又缺少基本的了解，因此女性在他们心目中既神秘又令他们恐惧。江湖上流行有好汉不应近女色的舆论，他们既要做好汉，就不能不压抑心中的欲火，硬着头皮做好汉。因此才会出现《水浒传》对女性的变态反映。
二是习武生活对女色有一种恐惧感，传统养生思想认为过多地接近女性是会损耗身体的。枚乘《七发》就说过“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后世这种思想又有所发展。《水浒传》中的好汉都是习武的，他们对女性的恐惧较一般人更严重。宋代武侠多沉沦于社会底层、浪迹江湖，这样，好不好女色逐渐成为江湖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好汉的标准。好汉英雄都是不好女色的。宋江纳阎婆惜为“外室”，但并“不以这女色为念”；卢俊义有年轻的妻子贾氏，但他“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晁盖更加极端，“最好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这些才是江湖认同的好汉。那些好色之徒，江湖好汉们要耻笑的，称之为“溜骨髓”。这一点在《水浒传》第三十二回中宋江以大哥的身份与矮脚虎王英正式地说过——“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好生惹人耻笑”。可见这在江湖已经形成了舆论，后世江湖生活中有的甚至把女性视为不祥之物，（见［英］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P182，“土匪、女人和性”一节。）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对女性的斥拒再加上恐惧，便会发展到敌视。
《水浒传》写了三十几个女性，作者对于那些具有女人特征和女性追求的妇女形象都有本能的敌视，把她们写成水性杨花的淫妇，而且大多数被梁山好汉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如果说阎婆惜、潘金莲、白秀英、卢俊义的老婆贾氏等人的被杀，还是因为她们自有其取死之道，死得不算太冤枉之外，潘巧云、李巧奴等人也被残酷地杀死，就不免使现代读者为之叫冤。至于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中，李逵把与人私通的狄太公的唯一的女儿“一斧砍下头来”，并把这一对青年男女“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双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这两个与李逵毫不相干的男女被如此残酷地杀死，使人感到李逵缺少人性，无怪鲁迅对他表示“憎恶”。不仅《水浒传》对女性如此，传世的几出以“水浒”为题材的杂剧中的妇女也多是负面形象。香港学者刘靖之在《元人水浒杂剧研究》中指出，传世的水浒题材的杂剧有十出，而其中就有五种写了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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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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