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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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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移民金费、土地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愈演愈烈。渭南移民局一干部告诉记者：库区内的富余土地原本有十余万亩，但1998年至2001年前有两次统计，一次的统计数是8万亩，一次是6万亩，2004年上报的统计数变成了5万亩，去年统计时只剩下3万多亩。估计再过一两年，这3万多亩也就会全都“蒸发”了。郑博分析，富余土地“缩水”的原因有三：一是黄河每年发水冲走了估计有一万亩多土地，二是搞建设用了一些，三是下边瞒报富余土地的情况比较严重。对瞒报土地的情况，这位原主任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没办法呀，基层一些人本位主义严重，总想把富余土地瞒在小集体利益内，加之缺乏监督，这部分土地便一点一点地被他们吞掉了。
“基层为什么敢吞这些土地？”郑博摇头。移民局的一职工告诉记者：市里对李万明的态度决定了基层敢“吞”这些土地，这还不明摆着吗，李万明告土地等事，市里把他“办”了，这其实就是市里的态度，等于在无形地告诉基层：别怕，李万明告的那些事在我们这里不管用。有了这种无形的“暗示”，没有顾忌的基层“吞”你几万亩土地不过小菜一碟。
移民款流失的黑洞在渭南的一些地方也越来越明显和无所顾忌。去年，渭南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华阴市移民局的账务时发现，该局将43万元移民资金外借给单位和私人。该市各乡、镇截留移民建房扶持资金等款项77万元。一些地方更是把移民款当成了“唐僧肉”：北社乡“捐”3000元给派出所买车；5288元成了党代会、人代会的招待费；用8390元为春节运动会办福利；五合乡政府则干脆动用4万余元买来一辆小车……
在渭南，记者听得最多的是人们对该市移民办与省移民办将数千万移民资金投资后“全都像扔进水里连水泡都没有冒一个”的痛心。至今，大家仍记得当年郑博从省里开会回来动员“要敢试、敢冒、敢闯，要组织大部分人去赚钱盈利、要赚大钱、盈大利”时那亢奋的样子。接下来，省移民办带头将500万投放到广州炒房地产，接下来，省、地、县又各出300万元移民资金投进了大荔的矿泉水公司，再接下来，市移民办鬼使神差地将75万元投去打油井，并给5个科室各发10万元去 “下海”。结果，所有的移民款全都丢在了“海”里。人们惋惜：几千万用于移民，可以解决多少人的衣食住行呀！可领导们不这样想，渭南行署的一份材料中说，移民部门办经济实体起步迟、经验不足，亏了钱只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
一移民干部以他独特的幽默对记者说，渭南移民办损失数百万投资款唯一的收获是练大了郑博的胆量。现在的市移民局每年招待费不过几万元，但郑博当主任那会儿，哪一年没有二三十万元能下得来？开会发包发钱发手表，连他在华山承办一次同学会，也要用移民资金去开支，为了宣传自己在任期间的“功绩”，半年内就用掉了 40多万元的宣传费。连郑博也不得不承认：为了给自己离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宣传有点过多过滥。不过，自我宣传的效果似乎并不太好，2000年，郑博在市移民局“三讲”了三次都未能过关。前两次，全局一半多的干部职工都不给他划满意票，第三次还比第一次民主测评多了2张反对票。11月，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免去郑博的党内外职务。
不过，失去职务的郑博早找好了退路——1998年，郑博从局里调出100万元，从省移民办弄来400万元，在渭南成立了一个“移民基金会”，并亲任基金会秘书长。次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立即撤销各种形式的农村基金会及联合会机构。郑博等人的“移民基金会”摇身一变，改名为“移民扶贫协会”。据郑博讲，自己如今已是协会的会长了，协会经营得还不错。他每个月还能从协会有一点收入。记者问，中纪委规定，领导干部退休离职后，三年内不得在原工作单位经营的企业任职或经商。你退休前就在“移民扶贫协会”任职，是不是……郑博似乎知道记者要问什么，很干脆地答道，是有一点不符合纪律，不过……
记者等了很久，郑博始终没有讲出“不过”后边的“理由”。
灾后重建款无法兑现
灾后重建款在李万明的举报中是这样讲述的：2003年8至10月，陕西、甘肃连降暴雨四十余天，洪水涌到了华县城郊。为了确保华县、渭南两城的安全，当地政府不得不炸开华县与华阴毗邻的方山河河堤。瞬间，华县境内的数亿立方米积水泄入华阴市渭河滩的高家、罗西等11个移民村。村庄积水深达两米，农田积水深达 5米。灾后，温家宝总理在灾区视察灾情时，渭南市委、市政府提出将受灾户搬迁到渭河设防标准在20年一遇洪水的地势较高地段异地安置的想法，请求国家给予支持。2004年3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同意对华阴市3474户受灾群众整体搬迁、异地安置的意见，要求按“异地搬迁、群众自愿、建新拆旧、资金限量、达到防洪高程”的迁建安置原则实施。同时，国家发改委向华阴市受灾最严重的3474户移民按每户1。7万元下拨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人说“救灾如救火”。国家发改委在批复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的“＇2004＇224号”文件的文号前面加了一个黑体的“急”字。可是，这笔款下拨两年半来，华阴、渭南及陕西的官员们还在为重建选址、专款性质、专款去向等问题同灾民同媒体争来争去，并指责媒体将5906万元迁建专项资金与救灾款混为一谈，报道中说建房款层层缩水的提法不确切。
渭南市政府干部介绍说：“03·8”灾后，在省政府的支持下，渭南、华阴两级市委、市政府为了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及时采取破堤泄洪、抽排积水等综合措施，较快地排除了淹没区的积涝，有效降低了房舍的损毁，加之其他救灾措施的实施，灾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得到较快恢复，群众对异地迁建安置的想法也随之发生变化。除少数倒塌房屋和严重危房户之外，大部分房屋整修后可以居住的受灾户，觉得异地搬迁仅靠国家补助难以建起新房，而且搬迁地与所耕种土地相距较远，生产生活不便，不想搬迁。经渭南市和华阴市政府对2559户调查，愿意异地搬迁的仅占27％，与受灾之初全部要求搬迁的意见出现很大差异。为此，华阴市政府将群众意愿发生变化的情况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了报告。2004年8月省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本着群众自愿的原则，分期分批实施搬迁安置。省发展改革委随后批准了首批699户倒房、严重危房户的实施迁建安置方案，村台垫高按平均2米控制，房屋按避水楼要求，二层楼地板高程按渭河20年一遇洪水加O．5米设计，并下达中央补助资金1188万元（剩余的4718万元资金因大部分灾民暂不愿搬迁而留在省财政国债专户）。2004年12月这批资金拨付到华阴市财政局，华阴市财政局先后分三次拨付华阴市移民局250万元，剩余的938万元资金现在华阴市财政局国债专户。截至2005年12月底，首批迁建工程完成投资217．5 万元，其中用于村台等基础设施建设169．37万元；每户1。5万元建房补助资金，按迁建进度兑付52户迁建户建房补助资金48．15万元。因此，不存在省、市、县（市）截留的问题。
灾民的说法却与此相差甚远，该市华西镇五华村的灾民王志文等人说，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中规定，灾民建房资金的管理必须公开、公正，资金的发放和用途要张榜公布，接受灾民的监督。可是，华阴市政府却未照此办理，起初，他们对灾民建房资金严加保密，灾民对此款项一无所知，后来得知消息，便到华阴市移民局询问，对方却矢口否认。2004年12月，灾民赴京上访，华阴市某领导这才不得不向灾民承认确有其事，并承诺灾民回陕西后“马上兑现”，但此后，当地政府与灾民因新建选址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根据省里的拨款原则，到2005年7月，某领导“马上兑现”的承诺仍无法兑现。7月，800多灾民到省府上访。前去“领人”的渭南、华阴领导又向灾民承诺“三个月内一定兑现建放资金”，到10月，此事仍未能解决。10月22日，刘怀荣等56名灾民聚在了一起。据当时的参与者钱春勤、陈满喜等人讲，“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刘华荣家学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准备学完后商量怎么处理这件事。但正学着报告，警察来了，把我们都抓进了公安局。”抓人的第二天，发生了2000余灾民围堵华阴市委、市府和高速公路的事件。
从此，华阴成了媒体关注的中心。该市一些领导也因此对媒体十分反感。
5月18日，记者走进华阴市某领导办公室，希望其能允许我在该市采访，不想该领导怒气冲冲地说，你一个人能了解球个啥！中央发改委来十几个人已把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没问题，灾后重建也搞得很好。
但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却在村民张振生、李元朝、张翠萍等人处听到了这样的事：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华阴市北社乡在给该乡北社村第一批移民发放时，却强行扣掉400元；给第二批移民只发了3700元；给第三批移民只发了1800元。而五方乡和太华路办事处，竟以“给上级移民部门送礼办贷款”为名，非法向每户移民强行索要3至5百元的办事费，且不给群众开任何票据或收条……
灾后重建工作似乎也不是“搞得很好”。华阴市政府在华西镇华西村的地域划定了一个灾民新村点，取名为华西西村，共批准了64户灾民在此建房。记者在这里了解到：真正建房的共有39户，约160人。灾民们来自洛西、北洛、庆华、演家及冯东5个村。现已建成并住进新房的有30户，正在建房的有4户，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工的有5户。华阴市给灾民每户15000元建房补助款的支付办法是：把基础工程建成后，发给3000元；把两层楼房建成后，发给7000元；把原先的旧房拆除并搬入新房后，发给剩余的5000元。截止现在，把15000元建房补助款领完的有9户。据群众讲，在当初，华阴市的聂副市长曾向灾民承诺： “在建设新村点时，政府将负责完成水、电、路的‘三通’工程。”可是现在灾民已搬入新房居住一年多了，“三通”工程至今仍未动工。目前，新村点灾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极差。走进新村，老远便闻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走近，记者才发现臭味是房后的水沟发出的。沟里全是粪便，村民们说，这条水沟成各家的排粪沟，因沟修得有问题排不走粪便，家里的门窗得长期关着。政府没有兑现给群众打深井的承诺，群众自己打的浅井抽上来的是咸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只好到别处拉运。村上现在还未通电，有的灾民自己从华西镇的街道上借电用。村上的道路也未修建，遇到雨天很难行走。新村点离农田相距10里之遥，群众下地干活极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建房的钱大多是以2分左右的高息借来的，洛西村王增战、雷自兴、杨西龙等20多户灾民为了筹措建房资金，把自家的责任田租赁出去（时间长达5至10年），然后，因无地耕种，便只好出外打工糊口。
在五方乡高家村，记者了解到，因乡政府同灾民在建房选址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反，300多户灾民全要求搬迁到地势较高的山下，而乡里却坚持建在曾被淹过的地方。 3月初，乡里又动员灾民们搬迁到华西移民西村。灾民气愤地说，鬼才愿意到你那被水淹过的地方去！一个叫董生鑫的灾民苦笑道：那些领导也不想想，移民西村离我们这里30多里，把房子建到那里，种地怎么办？建房问题没有解决，张永红、张锁胜、李自亭、李东晓等30多户灾民至今仍栖身在防洪避水楼里。王功成、张胜利、李八娃等灾民则借房居住。钱春勤说，她家三代6口人住在罗西村所租的两间房房内，儿子、儿媳住一间，自己与丈夫同80多岁的公公、公婆住一间。每月都要为租金发愁。当初领导说，毁坏一匹瓦都要给我们赔，可如今都快三年了，他们还不兑现。这日子哪才是个头……说到伤心处，钱春勤忍不住掩面而泣。
附3：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张华勇
（2006年4月民主与法制时报）
豫陕两省关于三门峡水库之争，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两个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反的议案，争端的层级越出了水利部以及黄河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的范围。真理究竟在哪一方手上，已非核心命题，背后的省际利益考量进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处理不好必将是利益相害的结局。
天鹅飞走了。
天鹅湖静悄悄的，轻柔的泥滩从水边漫延开，有天鹅飞走后留下的脚印。
3月30日，河南三门峡市。河柳新绿，一派春来景象。天鹅湖就在城北的黄河岸边。
20天后，黄河旅游节将在这个城市举行。而就在此前半个月，****上，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再次被提起，32名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三门峡市委书记连子恒是议案发起者之一。
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设市，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因三门峡水库而形成的黄河湿地，成了天鹅越冬的乐园，三门峡水库因而得了“天鹅湖”的美誉，三门峡市也被人们称为“天鹅之城”。
自三门峡市往西100多公里，就到了出秦的第一关“潼关”。4月2日，记者抵达潼关古城，那里看不到一点城市的迹象，这个素有“三秦门户”之称的要塞，在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沦为了废墟。当地人言语中对天上飞的天鹅没多大兴趣，他们更多是怀念那曾经辉煌的潼关古城。“城墙同西安和北京的城墙一样厚，抗战时日本人炮轰了八年都没有轰垮。”在黄河岸边开鱼庄的张建国对此津津乐道。
三门峡市、潼关古城，一座新城的兴起与一座三千年古城的废弃，皆因三门峡水库。而这两座城池的兴废，也成了观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河南与陕西两省不同境遇的一面镜子。
“他的一生都让黄河给毁了。”张建国指着72岁的李天一老人说。李天一住在张建国的鱼庄，每天下河为张建国打鱼。从14岁起，他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年轻时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
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建设移民，潼关古城拆毁另建新城，他没有迁往新城，而是移民到了宁夏。那时他有个三岁的儿子，妻子也还年轻，在宁夏的黄河边种庄稼。60年代，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在
潼关与宁夏那块安置地之间，他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80年代，才最终留在了潼关。此时老人已年近半百。
“我一生都在黄河边上搬家，从黄河这头搬到那头，又从那头搬到这头。”李天一说。此后的年代，他未能再娶，而是重操旧业，漂在黄河上靠打鱼为生。
张建国称李天一为大哥。但据附近居民称，张建国与李天一情同叔侄，因为李天一打鱼勤快，张建国的鱼庄也开得兴盛。“李天一总算有了个归宿。”这些居民也都是回迁的移民，在陕西这样回迁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共有43万。
自潼关以上，关中平原当时的移民多达30多万，这些移民60年代中期起开始回迁，到80年代，大部分都已经迁回原居地。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2003年8月，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区域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灾，华阴、华县、潼关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12。9万人一时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
“当年号召我们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但我们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竟是一生的代价。”李天一说，他知道他命里离不开黄河，也没想要离开黄河。
三门峡市的黄水清，对黄河以及三门峡水库，有着与李天一完全不一样的记忆和态度。黄水清1964年出生在三门峡市，父母都是三门峡水库的水利干部，她说她的名字寄托了老一代人的愿望。她如今开的士，带着记者沿黄河大堤跑了十多公里。望着黄河岸边一排排疯长的杨树或柳树幼林，她神往地说，再过几年三门峡市就可以评上国家级旅游城市了。
她的记忆里没有洪水，只有黄河水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我们那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到黄河边上来，看着河水心情就好。”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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