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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敢于“言其所知”的黄万里也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欣赏。特别是他的诗词赢得了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毛泽东的称赞，主席曾对黄炎培说：你家老三的诗词写得不错嘛！

可事隔不久，一篇小说和一首诗词却惹得主席勃然大怒并耿耿于怀。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还旧事重提：“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在指斥彭德怀时，主席也没有忘记将黄万里捎带进去，说彭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其实，令主席耿耿于怀并惹得主席生气发怒的最初原因是因黄河的治理。1955年，《黄河规划》完成，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不”，大家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提出反对意见。他当面对周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段之上的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断言，“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1960　年，三门峡电站建成。第二年，黄万里的预言不幸被言中，大坝内泥沙淤积多达16亿吨。第三年，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平原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殃及两岸农民。到1964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时，在黄河两边山上挖两条隧洞，排水泄沙，同时，8台机组炸掉4台，发电量只剩下20万千瓦，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

　　　　黄万里强调自己反对修三门峡水库是因为一种科学的良知，“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黄万里的良知没有人能理解，他的意见被“高坝派”的声浪所掩盖，三门峡工程以不可逆转之势上马了。黄万里为此失望、痛苦不已。1957年5月，愤怒的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小说开头的那首《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也许是他此时心境的最好写照：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中，黄万里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小说给毛泽东主席留下的印象激烈而恶劣，联想起“黄河不可能变清”等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恶毒语言”，黄万里的灭顶之灾不可避免地降临——后来，黄万里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这是什么话”成了1957年反右的前奏和对所有右派的喝问。这一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帮党整风迅速转为反右。1957年6月　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但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人民日报》随即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灾难来临，黄万里从不低头，被戴上右派帽子之时，他说：“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后，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准讲课，也不准发表文章，甚至连“先生”“教授”的称呼都不能用在他身上。他的学生赵文源因请教问题，叫了一声“黄先生”，“顿时感到唰的一声，在座的所有师生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目光中含有责备和不满，或许还有一些疑惑和不解。”

一年后，黄万里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1959年，随着寒冷日子的临近，饥饿越来越逼近人们，在水库工地上，人们也饥饿难熬。黄万里表面上力争保持着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是痛苦的，他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真需要我哪个儿子能在身边，我可以扶着他走回去。”

“文革”中，他被贬到三门峡扫厕所以示惩罚。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他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在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摘帽”的机会，但被他拒绝了。据他的长子黄观鸿会回忆：那是1964年的一天，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是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一句不恭的质问使黄万里丢掉了“摘帽”的机会，自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宣布黄万里被划为“右派”，这“帽子”一戴就是21年——他是清华右派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右派，最后一个获得改正的是钱伟长。

“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方案的另一个反对者是电力部水电总局年轻的技术员温善章。1955年，还是天津大学水利系在校生的他看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关于黄河规划报告中所提到的三门峡大水库，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后来，三门峡水库的设计要将蓄水水位提到360米，这样，陕西关中平原350万亩良田将被淹没，移民人数也将达90万。这组数据使温善章无法接受。他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了解农村”。

　　　　他提出了一个中央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关中平原乃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如三门峡水库将其淹没，那将是一件不能用经济数据衡量的事！且大量淹土将带来大量难以解决的移民问题。为了减少淹没土地和移民，温善章提出了水位335米、库容量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低坝水库方案，这样，库内移民可降到15万人以下。　　　　　　　　　　　　　　　　　　　　

　　　　这一方案得到了有关方面认可。时任水利部部长的李葆华在给温善章的回信说：“你所考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有几个负责同志也考虑三门峡水位不要太高，少移一点民，少发一点电。我们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1957年6月，周恩来批示水利部对相关意见进行讨论，70名专家聚集北京。会上，支持温善章排沙降低设计水位者，只有叶永毅、黄万里、吴康宁三人。

　　　　李文凯在《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一文中这样记录会后的情况——

讨论会的情况上报之后，国务院将《报告》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等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数百万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我牺牲”。

其他各省都没有提出意见。而陕西省不屈不挠，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依然要求“翻案”。

　　　　作为回应，周恩来于1958年4月赶到热火朝天的三门峡工地召开听取各方意见的现场会议。

　　　　一方面，他目的明确，有备而来，随他一道前来的，是对西北局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彭德怀和习仲勋。他们是周恩来请来对陕西省作说服工作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困难深表理解，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而且为了降低水位，周恩来也确实是在“半米半米地争”。

作为一位深谙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总理，周恩来在两难中努力调和，利用自己手中的决策权限，尽量为三门峡工程的沸腾情绪“降温”，开始理性地对上游的利益给予考量，明言“不能损害西安”。

于是，在“淹一家救万家”的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有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而大坝的标准也改为：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1967年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泄流孔底也做相应降低，以增加随水排出泥沙的机会。

　　　　这样一个决策，便使原本90万要背井离乡的人中有一大半得留故土。

　　　　李文凯的文章认为，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

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

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陕西。

好脾气的周恩来也终于按捺不住，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于1964年12月再以总理的身份召开会议，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

这次会议同1957年那次大相径庭，各方意见分歧甚远，一边倒的现象没有出现。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在另一个极端坚守———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三门峡枢纽不必改建。　

　　　　　对于反对改建的意见，周恩来批评道：“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的坏现象呢？”

　　　　面对互不相让的争论，周恩来只好让王化云和林一山搞试验，一个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一个在下游山东开渠放淤。

至于三门峡改建的燃眉之急，则采用折中措施———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

　1968年，这一改建工程完成，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显然水库的排沙能力还不够。

　　　　于是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至此争论已经毫无意义，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一千万元。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

　　　　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因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

大坝的“档案”

　　　　　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三门峡工程的故事》一书中说：每一座建成或毁弃的水坝，都是一座纪念碑，只是有的碑上记载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丰功伟绩，有的却留下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痕迹。

　　　　按照这个说法，三门峡大坝是座什么性质的纪念碑呢？

　　　　对于三门峡水库的是是非非，也许我们只有套用“让后人去评说”那句话。

我们需要了解的只是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过程。根据河南、陕西有关政府部门对三门峡水库的档案记录和　weihuanwei　的《三门峡工程历史决策记实》、梁相斌先生的《三门峡水库是怎样上马的》及《三门峡大事记》等记事作品和史料，我们可以三门峡水库“复原”一份这样的“年志”：

　　　　●1949年：第一份提案被否决。

1949年6月16日，华北、中原和华东三大解放区成立了治理黄河的统一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

1949　年8月，一份建议《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呈交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手。该文件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意见的主要起草者王化云，后来成为黄委会的一把手。但当时的水利部在复勘之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

　　　　1950　年3月26日至6月30日，黄委会首先组织查勘队，以吴以教任队长、仝允杲、郝步荣任副队长，查勘了龙门至孟津的黄河干流段，特聘请冯景兰、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处坝址的考察。通过查勘肯定了三门峡坝址。以往中外专家一直对八里胡同坝址评价较高，都认为是黄河中游的优良坝址，经过这次查勘后，证实了八里胡同虽有较好的地形条件，但地质条件远不如三门峡，主要是石灰岩溶洞发育。对三门峡建库方案，初步确定蓄水位为350米高程，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1950　年7月，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率领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复勘了潼关至孟津河段，就黄河干流上修建防洪水库问题指出：潼孟干流段的防洪水库应该是整个黄河流域规划的一部分，黄河问题很复杂，应首先拟定开发整个流域的大轮廓，然后提前修建潼孟段水库，以解决下游防洪的迫切需要。水库宜分期修筑，坝址可从三门峡、王家滩两处比较选择。　

　　　　　1951年，有不少人认为，以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在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有较大困难，于是提出从支流解决问题，主张在支流上建土坝，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了第一个起落。

黄委会随即对各大支流进行全面查勘，找到支流坝址数十处，但经计算发现：支流太多，拦洪机遇又不十分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小，需时长，交通不便和施工困难等，仍需从干流的潼孟河段下手。在这期间黄委会提出了“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除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外，关键是要修建一座大水库。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从开发黄河水力资源出发，也积极主张在干流上建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峰回路转，被再次提出。

　　　　●1952：第二次提案及被否决。

1952　年5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查勘了三门峡坝址，专家认为三门峡地质条件很好，能够建高坝。而在这时，黄委会主张把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由1950年确定的350米高程，提高到360米高程，拟用大水库的一部分库容拦沙，以解决水土保持不能迅速发挥减沙效益的矛盾，尽量延长水库寿命。为了解决水库寿命和淹没问题，当时有拦沙与冲沙之争论，前者主张提高三门峡枢纽的正常高水位，加大库容，枢纽实行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后者则主张坝址下移到八里胡同建冲沙水库，利用该处的峡谷地形冲沙，且可避免淹没关中平原。

　经计算得知，在八里胡同搞冲沙水库不行，而三门峡水库又因淹地淹人太多，不少人反对。从1952年下半年起，转而研究淹人淹地较少的邙山建库方案。1952　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