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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移民部门调查，移民中的贫困户和特困户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搞了近20年移民领导工作的原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在他那本《求实》的书中借用世界银行对非自愿移民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


“世行移民政策的基本点就是防止迁移居民受穷”。


“恢复原先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件艰巨的任务”。


“移民的基本冲击就是恢复迁移居民相当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过去的生活水平是实实在在的目标，但它不是容易或简单的事。拆散一个正在运转的生产系统是‘容易’而快捷的，而重建一个新系统是缓慢、担风险、有困难的”。


“世行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移民原有的水平和经济收入，或者至少是恢复原来的水准，其条款保护并扩大了移民的权利，并为恢复他们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完全保障体系，只要有可能，世行政策就会使非自愿移民变为一次发展的机会，并让移民分享引起移民的开发工程收益，以提高其原有的生活水平。”


“要想做到合理的移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并非易事，它们将面临竞争、资金限制及许多体制上约束等问题。”


“认识到移民工作本身的艰难性是动员一切方法认真完成该项任务的首要一步。”

“移民们应该：（1）从移民费用中获得损失的赔偿；（2）得到分享工程收益的机会；（3）在迁移期间和迁居新地的过渡过程中得到帮助。”


三门峡库区移民遭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他们最先失去了就是从“移民费用中获得损失的赔偿”的机会，当初搬迁时的500元移民费用，大多用于了移民干部的工作费用，移民还有什么机会获得损失的赔偿？


“分享工程收益”更无从谈起，据黄委会有关资料显示，三门峡电站修建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说给三门峡市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也不讲发电卖了多少钱，更不讲因电站修建给下游各省带来的好处，光给下游减少洪涝灾害损失一项就已达500多亿元。而当初希望库区“迁一家，保万家”的下游人挣到了钱并安居乐业
后，早忘记了为他们的安居乐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库区移民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


为此，陕西和河南已打了近半个世纪的口水仗。


至于“在迁移期间和迁居新地的过渡过程中得到帮助”更无从说起，到宁夏的移民大多是家破人亡而归，到陕北高塬被折腾得一穷二白的7。3万多移民在“自拆、
自运、自建”的政策下回到库区时的惨景更是难以言表……


在库区，有一句带怨气的话，说修三门峡电站是“功在国家、利在电站、难在地方、苦在移民。”有官员认为：“说难听一点，实际上是，利在国家，害在地方”。


陕西省移民办赵建华主任在那篇曾获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库经济专业委员会1996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的文章《老水库移民问题出现的几个强烈反差应引起足够重视》中记载：“移民搬迁之后，绝大多数的安置点比原来库区的条件差很多，移民经济状况较建库前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安置在蒲城、合阳、白水、澄城、富平等县的15万移民，生产生活条件更差，长期不得温饱。从1960年至1981年，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上下，人均口粮只有200来斤。一些移民特困户，生活境地更坏，有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来元，劳动日值只有三、四分钱，有的全部家当不足百元，有的成不起家，有的变卖衣物、家具看病，有的卖血度日、乞讨为生，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移民安置区人畜饮水困难，水源缺、水质差，移民长期吃苦水、饮高氟水的问题十分普遍。一些移民户住房也十分困难，有的长期借房居住，有的几代同室，有的甚至人畜共舍。至今还有三万多移民在危房破窑中勉强栖身。”


赵主任强调，重新安置的十万（渭南移民志记录为7。3万余人）移民中有4万多人无力建房，仍然栖身于临时搭建的庵棚中，境况凄惨；外迁移民有20。4万人处在温饱线下，其中8万人特别贫困靠民政救济、社会救助度日……


在库区采访的日子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老在记者脑际盘旋：移民那贫穷的根子究竟从哪里长出？


前文提到移民所处的安置环境固然是造成他们贫穷的重要原因，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原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1996年在《当前水库移民几个突出问题的反映》的文章中认为：政府在对待新老移民时扶持政策反差强烈，使部分老移民成了特殊的贫困群体。


在谈到老移民与新移民待遇不同的反差时，赵主任把例子具体到了三门峡和三峡水库：“反差之大，莫过于两个‘三峡’：新的‘三峡’中间没有‘门’却有门，方
方面面的补偿水平都很高；老的‘三峡’中间有‘门’却没有门，移民的生活跟生产都很差。”

赵建华列举了几组数据：现在新移民的人均补偿约1。5万元，有的超过两万甚至达到了三万。而三门峡等老水库移民当时人均补偿大多在500元左右，加上10年扶持投入的500元，共计只有1000元左右。


赵主任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国家对新建水库移民安置很重视。从电视上看到，国家拨款把新水库移民的房子盖好了，验收再验收，达到满意才搬进去；柑桔园建好了，水、路、电通了，交给移民使用。这是对的，应该的。但是，对老移民问题关心不够，得过且过，能推就推，留下一大堆问题没人管。而老移民的重新搬迁安置，房屋是自拆自运自建。为了生存借点钱兴建农田水利还要还本付息，这太不合理。同样是移民，新老待遇天壤之别！


赵主任在那篇《老水库移民问题出现的几个强烈反差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文章中叫苦道：这些反差在接待移民**告状者时，从道理上说服不了移民，觉得理亏。国家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到现场看后也认为是欠下移民的债……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阳光下的水库移民，“缘何不平乃尔”。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很容易形成心态的不平衡而导致不稳定。


分析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时，赵主任认为：可能是在新建工程时，国家和政府找移民，不得不让步；而老工程早已建成了，移民有问题自然反过来找政府。在政府有困难的情况下，往往难下大决心去解决以至被搁置和忽视。


广大移民群众“咬牙过关，重建家园”的同时，当然十分渴望社会理解他们，他们的贫穷不是自己造成的，当初不是支援国家建设修水库，也会和其他好多地方的农民群众一样，已经治穷致富，不会落得现在这样的可怜巴几；也十分渴望下游人民饮水思源支援他们，当初“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现在下游千家好，上游一家难，应该回过头来“千家保一家”，这才符合国家规定的受益区分担的原则；还十分渴望国家扶持他们，国家对一般贫困区（指老少边穷）人民那么关心，又给钱又给政策优惠，而他们是为了国家建设而贫困的，比一般贫困地区更为迫切地需要国家再扶持一下，度过难关。


赵主任呼吁：三门峡库区移民渴望和要求是不高的，是符合情理的，应该得到充分理解、同情和支持，应当继续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


国家有能力兴建三峡这样的工程，无力解决老移民的问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广大老移民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国家和社会是欠了移民的债的，现在提高库区建设基金标准，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合情合理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完全应该接受的……


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水库移民安置优惠政策的探讨》文章中，赵主任再次讲道：对水库移民实行优惠，既不是恩赐，也不单纯是照顾，而是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实行移民优惠政策应贯穿在移民生活安置和生产发展的始终，不能视为权宜之计。由于移民今日的生活是许多代人投资和劳动积累的结果，如打算在极短时间内，用所谓一次性补偿，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恰好在这方面，实物补偿往往延伸不到；而优惠政策却便于发挥作用。当然，对移民实行优惠政策也不是无限期的。如果新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和超过了原有的水平，而且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即可“摘帽脱钩”。


容易使移民贫穷的再一个原因是频繁的搬迁。


俗话说，一搬三年穷。几十年来，移民们都在贫困线上苦苦煎熬和挣扎，刚有一点积蓄时，几乎又都在不断的搬迁中折腾。他们中，少的已搬家三至五次，多的搬家达**次之多。当初的小伙子大多“搬”成了年逾古稀的耄耋老者。他们几代人的奋发努力和艰苦辛劳，都“贡献”给了不断的搬迁之中。由于不断搬迁，每个家庭的家产越搬越少，越迁越穷。多数人搬没了住房，搬得无吃无穿，搬得没有钱供子女上学。每搬一次，他们都必须付出高额而沉重的代价——大荔籍移民李之山告诉了记者这样一组他1987年搬迁返库时变卖家具的账单：三间土墙房，30元；一个上好的楠木大衣柜，10元；一个装粮的大木柜，7元；三张床；9元；一张桌，四条板凳，3元……


而李之山在置办这些家当时的花费却超过1。3万余元。1。3万余元的家当贬值成不足百元的“废品”仅仅只是因为一次搬迁。搬迁一次如此，三五次会把多少家产“折腾”成“废品”？**次呢？这笔账的结果非常明显：搬过几次后，到了真正该搬，真正可以回到库区“安居乐业”时，这些移民都已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


这种穷人是很难翻身的。郗长运系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庄头公社，后来几次搬迁，家产遗弃，损失惨重。1986年返库被安置在
大荔县平民乡三村一组时，这个五口之家再也无力重新启动新的生活。时至今日，郗长运还和儿子、儿媳及两个孙子三代人同住在一间破房里。。


在这群“宁为库区鬼，不作安置区人”移民中，那个凭借不屈不饶的精神，在搬迁了八次后居然还能盖房造屋的赵德龙也许算是一个不错的特例。


对于动荡的往事，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年过七旬的赵德龙依旧记忆犹新。他说：第一次搬迁是1956年8月，我只身一人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这个西是黄河、东是沙漠，南北20多里长的新“家”像大海中的岛屿，没有人烟，全是荒草，喝的是苦咸的地下水，一米多深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遣队的住房。这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吓得我们当晚就全部逃跑了。


逃回朝邑，我和全家11口人被强行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在那里，我们一家苦苦煎熬了6个年头，丢下了五条生命，1962年3月才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当时，我的奶奶和叔父移民澄城县，我们一家生活在合阳县，我们总想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们全家6人又从合阳县项村第四次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因该村地处旱塬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10年。


随着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六口人在一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1974年9月，我动用10年的积蓄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两孔一院的新窑洞。尽管这个新居因缺钱而长期没有安装大门，但这第六次搬迁，我们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当时我多想马上返库，但“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使得我1989年11月才咬牙搬回我的老家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用仅有的几十元钱在农工那里购买了一间简易房栖身。


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有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1999年3月，我连借带积攒，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才到政府规划的村台上盖起了新房。一家人搬进新房时，我在心底默默地祷告：但愿这第八次搬迁是我的最后一次搬迁……


处在库区那样的环境里，不要再搬迁的愿望似乎也是件太奢侈的事。现年68岁的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返库移民史金明，原籍华阴县焦镇乡良村。1956年，史金
明一家三口举家迁往宁夏陶乐县，哥哥葬身沙漠中后，史金明和母亲逃回华阴，在老家过着黑户生活，藏在库区给别人看管西瓜或干点农活，打工糊口，食宿无着。1986年，才返迁到了库区安置村。全家人大干苦干十多年，终于建起了房子，可2003年，渭河一场大洪水，将其家产一扫而光，于是，他不得不开始新的搬迁和建设……


移民贫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断言：当地官员若不以开发等名义浪费那么多移民经费，他们若能将中央和省里的拨款都用于移民，他们若不侵吞或不让数千名非移民进库侵占移民利益，他们若能将未安置移民余下的那15万亩土地的出租费都用于移民事业的发展或把土地交由移民经营，那么，广大移民的生活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


在后边的一些章节里，记者将讲述李万明谈到的那些问题，看了那些问题，李万明的说法有无道理，想必读者自有评说。


28、回家无路


198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当政府宣布可重返故里的移民名单时，很多移民都放弃了为返回家园而抗争了二十多年才赢得的机会。


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告诉记者：当年移出库区的28。7万移民如今已繁衍到近50万。但真正返回库区的移民只有7。3万多人。


从工会主席列举的数据中，记者注意到，闹返库闹得最厉害的那些县返库的人数却最少：澄城县历来是移民闹返库的“重灾区”，四个闹返库的移民“司令”中的苗福群、陈文山都出自澄城县。可当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等返库文件传达到澄城县的移民中时，移民的反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动和强烈。老移民王来成说：初时非常激动，但一算搬家和回去后建房的费用，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搬不起家了。


“搬不起家”的澄城县移民只有一万余人返回库区，一万六千多库区人将世世代代留在澄城。


大荔、华阴、潼关等县返库的人数也大打折扣。大荔迁出148087人，实际返库51794人；华阴迁出71897人，实际返库26450人；潼关迁出1694人，实际返库950人。其余各县皆反应冷淡。


中央和省里对这种奇怪的“冷淡”作过一次调研。结果很快出来了：不是移民们不想回家，而是当时政府对三门峡水库返迁库区安置移民实**屋“自拆、自运、自
建”的政策，使他们搬不起家——一个穷字隔断了移民的回家之路。二十多年来的17次“闹”返库和不断的搬迁已使绝大多数移民精疲力竭，一贫如洗，他们已太累了，不想也无力再折腾了。中央给了公道，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归之时，他们却已失去重建家园之力，只好继续留在条件恶劣、土地贫瘠的安置区。


澄城县王庄乡移民马福全，十七次闹返库他就参加了十六次，只有一次因病没去参加，他渴望重返库区的心情可想而知。马福全在安置区的土地是不毛的沟边地，打不下粮食，勒紧裤带闹返库，穷上加穷。全家五口人，他和老伴，人高马大的两个儿子和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挤住在一间破窑洞里。大儿30多，马老汉东凑西借好不容易盖了间草房给儿子完了婚，婚后没一年，媳妇嫌穷，跑了；二儿子的婚事老汉就更无力问津……无力为儿子娶媳妇的马福全更无力返库。政府同意安排部分移民返库的福音，对马福全除了具有安慰意味之外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福全至今仍旧留在他的迁移地，固守着沟边的几亩不毛之地……”


与马福全比，还有更不幸的人——该回家时已家破人散。


张方儿，富平县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孤寡老人，这个瘦骨伶仃，头发雪白，脸和手都全似酱油颜色的八旬老汉，一身破旧的黑对襟衣服，已分不清颜色的裤子紧扎着裤脚，走路都随时有被大风刮倒的危险。就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子骨，还得常年驼背弯腰，倨偻着身子在渭北高塬一个叫老王村那贫瘠的土地里刨食。


张方儿原籍华阴县西阳乡北严村，1956年，为响应政府号召，他全家五口远迁宁夏陶乐县新华公社西陶二队。一天，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