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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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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返库后，王福义与刘怀荣、陈文山等人开始筹划下一次更大的返库行动。刘怀荣回忆说：“以前，移民以村以乡为单位小打小闹，结果没能返成库，每次很容易就被政府干部赶了回去。为了能把所有的移民都组织、整合起来闹返库，使各县的移民从分到合，形成一股绳，便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在马湖开了一个会议。”
刘怀荣所说的那个会议后来被无数记者、作家称之为马湖会议。马湖会议前，王福义手下有个叫严树德的移民“头家”专程去刘怀荣居住的渭北下吉镇七村，商议开会地点、时间、参会人员等事宜。二人商议的结果是地点就定在蒲城马湖乡马湖村王福义家，参会人员除各县“司令”和主要“头家”外，蒲城县村一级的移民“头家”都参加会议。同时确定，今后闹返库时，华阴、渭南、临潼、富平四县由刘怀荣联系组织，其他几县由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等人负责。时间当时没能确定，因严树德还要到其他县的移民骨干处联系，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才能确定。
在刘怀荣处联系好后，严树德又连续跑了富平、澄城、白水等县，综合大家的意见，王福义、严树德等人把会议时间定在了10月22日。时间定下来后，严树德分别以信件的形式给各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都邮发了会议通知。
刘怀荣没有收到会议通知。其他几县也未收到从邮局寄出的通知，22日那天，只有澄城、白水、大荔、合阳、蒲城五县的“司令”和移民“头家”到会，因人员差得太多，王福义宣布休会，一边让到会者等着，一边派人再次通知未到会者。
10月23日早上，刘怀荣还未起床，蒲城移民骨干仇明学便敲响了他的房门。听说几十号会议代表已在马湖等待，刘怀荣忙叫来本村的移民骨干去县内通知其他参会代表，自己则同仇明学骑自行车向蒲城赶去。
10月23日，王福义在自己的那片果园里先组织到会的部分代表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对闹返库可能出现的状况和风险进行评估。王福义首先讲明：和国家闹事，自古以来都没有好结果；闹返库有可能会出现戴绳（指被拘捕）、犯错误等下场；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的人请退出会议。
会场静悄悄的，与会的六十余人稳稳地坐在原处，无人左顾右盼，没人胆怯畏缩，全都一副义无返顾的神态。
稍顷，已被生活逼到山穷水尽的移民“头家”们纷纷表态：“闹吧！老王，不闹，留在这里受穷受煎熬不说，把后代的路都堵死了。闹，大不过背绳（被抓被判刑）！闹成了，我们的后代就有出路了……”
王福义大受鼓舞，当天晚上，又同刚赶到马湖的刘怀荣、陈文山等人详细研究统一了返库的诸般事宜。总结过去力量分散，小打小闹而导致返库屡屡失败的原因后，刘怀荣等“司令”确定了“同时返库，统一行动，上访与返库相结合”的策略，商定了一旦返库，就各县回各县移民前种地的返库地点，并拟出了“宁作库区鬼，不当安置区人”，“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种地无罪，返库有理”等口号。返库的时间没能具体确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等把所有移民动员起来后再另定时间。
虽确定了统一抗争的返库策略，但在是以上访为主、带动返库，还是以返库为主、带动上访及是否可与政府干部合作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刘怀荣和苗福群的人（苗本人未参会）“不愿意与那些日哄人的干部打交道，也不想同他们对话。要闹就闹个针锋相对，决不妥协，直闹到他们同意返库为止”。王福义、陈文山则主张：“移民不能拿政府干部作对头。我们闹这么多年，一不夺权，二不反党，只不过是要种地，要土地，要返库。既然是这个目的，最后还是要政府解决才行。”王福义还在会上讲了句他曾在多种场合下讲过的一句“名言”：“共产党把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打到台湾去了，还把咱移民没办法？”
会后，苗福群、刘怀荣一直不认可王福义、陈文山的观点，陈文山“与政府配合”的主张更在刘怀荣的心头留下了怀疑的阴影。二十九年后，回忆到马湖会议和后来的多次返库时，刘怀荣仍怀疑“当地政府肯定给陈老头和王福义他们承诺过什么。我们闹返库是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每个移民从骨子里就不会反党反政府，我们只是不愿同当地那些不执行上级移民政策、欺压移民的人合作，可他老给我们扣反政府的帽子。”
正是这种怀疑和分歧给马湖会议蒙上了阴影，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不太成功的马湖会议却使刘怀荣在移民中成功地当了一回“司令”。他得意地给记者回忆说，“马湖会议，王福义、严树德等人都称我头家。当天晚上，移民代表纷纷要求我讲渭南县的返库经验，我坐在中间的藤椅上讲了三个多小时，大家坐四周，听得很认真，会一直开到凌晨四点。两百多移民围在会场外一直不肯离开，后来，干脆跑到会场问我，头家，返库究竟能不能搞成？我告诉他们，只要大家齐心，我们就一定能回到老家去……”
19、败走沙苑滩
经过一年多的串联和准备，1981年春播时节，又一次返库风暴在渭北高原降临了。
渭南移民志载：1981年4月上旬，随着国家落实有关政策，蒲城、澄城、合阳、白水、富平5县移民，秘密自发成立“移民返库总指挥部”，该指挥部组织较大规模的返库，人数2000余人（据参与的移民回忆，返库的移民至少有5000多人），在库区抢种土地4000多亩。搭设庵棚，砍伐树木无数。
对这一次返库，李孝玉至今仍记忆犹新：返库的场面非常壮观，“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在前开道，一队护旗的青壮年围在大旗周围，王福义等头领紧随其后。5个县的数千移民拉着架子车，扛着农具，赶着牛车从不同方向赶来，汇合成浩浩荡荡的队伍直奔库区，直奔朝邑滩和沙苑滩。到达后，大家或砍树搭庵棚，或抢占农场的仓库、办公室，连农场的拖拉机房、养猪场也成了移民们的栖身场所。安营扎寨后，我们作好了长期相持的准备……
王福义带一千沙苑移民直扑沙苑滩，回到了他们二十多年前的老家韦林乡望仙观村。如今，该村早已易主，是沙苑农场五连的地盘。王福义常常挂念在心的那棵大柳树周围成了五连的养猪场。猪场红砖黑瓦，宽敞明亮，比移民在安置区的居住条件还好。王福义选择“8号猪圈”作为“司令官邸”和“移民返库总指挥部”。他把大旗往猪圈上一插，便带领移民们在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开梨播种。王“司令”的目的很明确：这次下山不再是种一季收一季的“拉吊庄”，也不再是只同县、乡干部打游击，而是要与国有农场抗衡，夺回这片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抢种的速度快得惊人，十天不到，沙苑农场和朝邑农场的四千多亩土地全被下山的几千移民撒下了种子。撒下种子，移民们松了一口气，以胜利者的目光打量着这片久违的土地。他们坚信：只要种上了，也就拥有了——谁种谁收，这是关中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习俗。
从西安城里来的青年娃娃们不讲究或根本不懂这个习俗。开初，“房东”的突然归来，始料不及的农场年轻人们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像一个非法进入者当场被主人堵在了家中，免不了有些恐惧、慌张和怯场。毕竟，这里曾是移民的家园，自己鸠占鹊巢，从道义上讲，本来就理亏。如今，主人回来了，要住房要种地就让着他们点吧——更重要的是，不让也不行，几千移民以十比一的力量悬殊对几百农工形成了巨大的武力震慑，如果硬拼，农工的悲惨结局可想而知……
就在沙苑农场五连农工胆怯、犹豫之际，农工的上级主管部门从西安传来了严厉的指责和愤慨的诘难：你们对移民返库的行动毫无防范，毫无预见，移民播种数千亩并建庵棚上百个你们也毫无反映，至今仍动摇犹豫，甚至有人还对移民表现出了不应有的同情。正是你们的麻木不仁和妇人之仁，才会有今日之败，才致使国有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上级的训斥使沙苑农场五连的农工猛醒：一山不容二虎。移民留下，必定损害农场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失去“关中白菜心”这块到口的肥肉，所有农工也就会像移民那样沦为无立足之地的贫苦穷人。几次讨论后，农工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把那些移民“侵略者”驱逐出境！
农工们在寻找和制造冲突中等待着战机。制造冲突是件很容易的事：从山上下来的移民不讲究卫生，老是随地大小便。一天早上，几个农工趁移民张某在野外大便时悄悄从后边摸上去，将其搬翻在地就跑，让屎尿粘了张某一屁股，张某叫上三个移民到五连去找人算账，结果被其揍得鼻青眼肿。移民下山后，老是不打招呼就随便地到农工的地里“借”菜，到农工的住处“借”粮“借”柴，开初，农工们还睁只眼闭只眼，但后来，农工们忍无可忍了，一见到“借”东西的移民就群起而攻之。
“借”东西老挨农工的揍，这使移民们很不高兴：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弄点粮食小菜还敢打人！移民们产生了强烈的复仇****。于是，渭南东北部烽烟频起，冲突不断。在小摩擦小冲突的碰撞中，双方各有胜负。正因为没有谁能以绝对的胜利“镇”住对方，双方像斗红了眼的狼，想一口咬死对方的狠劲也就更足。到后来，年轻的农工们制造冲突有些明火执仗了：几个移民婆姨和姑娘去水井挑水，两个农工竟然当面脱掉裤子，羞得婆姨、姑娘们撒腿就跑。
移民们怒不可遏了，“占我们的地，用我们挖的井，还如此欺负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移民的头目们开始策划收如何拾“吃水忘了挖井人的家伙”，在他们看来，几千移民收拾一百多农工不过小菜一碟。移民不高兴了，随便哪天都可以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赶回西安去！
骄傲轻敌的移民们没有防备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农工会先下手为强。在移民头目们策划动手之前，处于劣势的农工们已制定出了驱赶移民的具体方案：自知寡不敌众，农工们选择了被古今中外无数军事家采用过的奇袭战术。至今，赵德龙、侯焕成、夏富金等老移民提起28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恶斗都禁不住仍有些胆颤心惊。
赵德龙说：“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劳累了一天的移民已在庵棚酣然入睡。突然，沙苑农场五连方向机声隆隆，人喊狗叫。我跑出庵棚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数辆带着巨大铁铲的推土机打着探照灯横冲直撞而来，把我们的庵棚铲得七零八落，盆盆罐罐、家具农具也被压破砸烂埋在里面。移民们刚哭爹叫娘地逃出庵棚，又遭到了农场八十多个敢死队员的猛烈攻击。那些家伙手持棍棒、铁铲，对移民敢下狠手，当场就把好几人打成重伤，轻伤的不计其数。他们的狼狗也朝我们猛扑乱咬，很是吓人。开初，我们的人还想操起铁锨棍棒仓促应战，可被他们的探照灯光刺得睁不开眼。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也没经过这种场面，我们的人很快便开始溃逃。”
这一逃便乱了军心也乱了阵脚，勉强抵挡一阵后，移民一哄而散。
兵败如山倒。移民逃窜后，农工们并未闲着，他们在推土机推倒碾过的庵棚废墟上浇上汽油，放火点燃。
望着在熊熊火光中落荒而逃的部下，“司令”王福义无可奈何地加入到了溃逃的队伍。农工已经在各个岔路要道布满岗哨。在一个路口，王福义差点被其擒拿，危难中，他与部下露出拼命凶相，才吓退对方，闯出一条逃生之路。
经历过那场恶战的移民夏富金这样描述惨败后的情景：头破血流的移民横七竖八躺了一地，伤轻的唉声叹气，伤重的叫爹喊娘，呻吟不止。此状令王福义倍加难受，自己的部下遭此新败，澄城等县的移民又同他的返库策略有分歧，说他已被政府招安，连本县的移民也有人主张不与政府合作，要杀回库区报仇雪恨。遭遇奇袭后的第二天，几百移民手持棍棒，一路高喊“血洗沙苑农场”，“捉拿凶手，讨还血债”的口号冲向库区。若非大荔县政府及时拦堵，并协调沙苑农场拿出五万余元赔偿移民损失，一场更大的流血事件肯定在所难免。
王福义部溃逃后，其他几个农场也本想趁机把苗福群、刘怀荣等移民司令的人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赶走，但苗福群等人吸取了王福义部遭遇奇袭的教训，他们挑选精壮男子，成立护卫队日夜坚守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根本不给农工奇袭的机会。所有移民也一改爱随便到农工处“借”菜“借”粮“借”柴的习气，在事实上不授人以柄。同时，尽量减少摩擦，与农工发生纠纷，移民总是尽量让着，避免更大的冲突。
不但如此，移民司令们还派出移民去帮农工干活，教他们种地——目的很明显，他们想以改善移民同农工的关系，以达到长期留下，和平共处的目的。
这是政府干部绝对不愿看到的结局。农工不出手，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了，渭南地区领导亲临华阴、大荔指挥县、乡、村的干部们倾巢出动，对沙苑滩、朝邑滩、华阴滩的移民进行了“包干清除”。
平息1964年的种地风波使库区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思想动员，先礼后兵；“擒贼先擒王”，抓主要矛盾；人海战术，以多胜少都是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这次，干部们又成功运用了“掐头头”战术：以谈话、商量事等借口，同时将所有“清除点”的大小移民司令和头目弄进了“坏头头学习班”，对其严厉管教并辅之以分化瓦解等手段。果然，仅仅几天，“学习班”里的“坏头头”们便纷纷投降，写出了悔过书和不再闹返库的保证书。与此同时，政府调动大批车辆将溃散在库区的移民强行拉回了安置区。
第四章 田园将芜胡不归
20、“返库自救”
农工点燃的庵棚渐渐熄灭，库区狼烟慢慢消散，王福义溃败的队伍捂着新添的伤口，狼狈不堪地逃回了陕北高塬“渴死寡妇”的马湖，刘怀荣、苗福群、陈文山的人马也在当地政府组织的“清除”中土崩瓦解，四下逃窜。政府强拉移民回安置区的车队扬起的尘土渐渐落定后，充满杀气和呐喊的库区重归宁静。
失败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伺机卷土重来。很快，渭北平原的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境内那几大片卤泊滩和盐碱洼地出现的新的躁动——十多年了，安置在这一区域的五万多原华阴滩移民一直忍受着苦涩的盐碱水和缺衣少粮的生活熬煎。1964年以来，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人在库区刮起的返库风暴也一次次勾起了五万华阴人对故土的怀念，他们也曾积极卷入那汹涌的风暴，虽未进入风暴的中心，但辽阔的华阴滩也一次次洒下了他们在农场争地夺粮时流下的血与泪。
王福义溃散的队伍刚刚消逝在茫茫的蒲城塬上，华阴滩五万移民的“司令”刘怀荣已开始酝酿下一场更大的返库风暴。这种“酝酿”或者说“预谋”的决心是艰难的——“刘司令”生活的地方是中国，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官为本”的国家——无权无势的人叫“布衣百姓”，百姓把自己叫“贱民”而称官员为“父母官”，什么“官尊民卑”，什么“民心似铁，官法如炉”，什么“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些成语民谚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善良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以耕种劳作为生的农民，心底里更是惧怕政府，有着一种天生“良民”、“顺民”的品德，只要有地种有饭吃，只要当官的不把他们逼到绝路，他们是万万不会“上梁山”的——即使是因政府干部之错，他们稍有“顶撞”，略有“抗旨不尊”，他们自己也会在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下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在中国，没有——或者说很少有那种想和政府或愿同官员作对的百姓，不进入生活的绝境，他们绝对没有胆量和勇气揭竿而起，不是非常原因，谁也会作国家的良民而决不去做政府的刁民。
何况，刘怀荣还不仅仅只是一个良民——当初，他领导下的义合乡义升村三队丰衣足食，富甲一方。政府修三门峡水库要求“迁一家，保万家”时，刘怀荣二话不说，未与家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了赴宁夏的先遣队。他麾下的160多户600余众也被他动员出了库区。即使在安置区喝着不能喝的苦涩的盐碱水和令人作呕的窖水，即使他的父母被饿死在遥远的宁夏沙漠里，他对政府、对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没有半点怨言。这种气度，这种表现，不管是对国家对政府，还是对管理百姓的官员，刘怀荣无疑都应该算作一个标准的顺民和良民……
要不是后来三门峡水库高程的改变使库区露出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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