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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乱，我救的那个日本人，没有人知道，也没人管，所以没受到冲击。相反，我还是治安组长、初级社副组长，哪次都受表扬。在大荔县领过几次奖。后来，这个日本女人的侄儿把她接到了日本。

朱金定听了“司令”的这段自述马上说：对日本女人情况的介绍，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吹牛。那日本女人就是我们豫安村的，她五队，我四队，1959年我们往澄城迁时，她就已经四十来岁了，怎么可能1944年苗老汉在黄河上救下的是一个十几岁的日本姑娘？

“谢记者，你是要写纪实作品，不能听老汉瞎说。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写进书里就不好了！”苗福群的两个“秘书”都对昔日的“司令”较起真来，一个并不重要的素材，他俩却拉上记者跑十多里路去采访当年给日本女人办回国手续的李章成。

李章成原系陕西省火电厂驾驶员，退休后住在大荔豫安村。也许是他及他的家庭同日本女人接触时间较长，对这个被外界传得神神秘秘的日本女人，他了如指掌。

李章成说，这个日本女人的中国名字叫王竹英，日本名叫世谷初音。日本高知县左喜兵町人。上学时，她的老师就教育她，“中国的咸阳才是你的老家，要记住老家，要打回老家去。”

世谷初音的姑父是一个以经商作掩护的日本特务。1936年，姑父将16岁的世谷初音带到了大连，两年后将其嫁给了一个日本大佐。大佐战死中国东北，姑父又想把世谷初音嫁给一个中国官僚当三房，世谷初音坚决不从。姑父就让其在家中当佣人，在生活上折磨她。1945年，日本战败，姑父逃回日本，把世谷初音扔在了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在东北当中央军的山东人刘传会把流浪在街头的世谷初音“捡”回了老家，隐姓改名为王竹英。但刘的母亲不喜欢这个说话有些依哩哇啦并且没有生育的王竹英（在她拒绝给人当三房后，她的姑父暗中给她吃了绝育的药）。1947年，山东黄河发大水，对王竹英情深意篤的刘传会只好带上爱妻逃难到了陕西大荔豫安村，对外称王竹英是大连人。这样的经历似乎正印证了老师当初“咸阳才是你老家”的教育——大荔豫安村距咸阳不到100公里。

1959年，王竹英随豫安村的移民迁往澄城县王庄乡石家洼村，在那个缺水缺粮的村子里，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刘传会的生命。从此，王竹英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她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后来，苗福群闹返库，王竹英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与移民一起回到库区抢收农场的庄稼，抢种农建团的土地。因有文化，又见多识广，还常给没有多少文化的苗福群出些主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快近六旬的王竹英同李章成家成了邻居，这位善良的日本女人常帮李家干活、带孩子，对李章成也视如己出，久了，李家人也像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待着王竹英。

这样的关系才使李章成有机会发现王竹英的日本籍身份——一次，李章成摔断了左手，在家养伤时，王竹英上门帮李干些换药、护理之类的事。李章成发现：王竹英总是跪在地上给自己换药和护理。他不禁突然想到电影中那些日本女人常跪着做事的样子。李章成忍不住问王竹英，“王婆婆，你是不是日本人？”王竹英一愣，摇摇头。但过了片刻，她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李章成，她在日本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根据王竹英提供的地址，李章成多次去信与她的弟弟联系。1984年，终于可以回国同亲人团聚的王竹英非常同情库区移民的遭遇，临行前，她准备将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收为养子，让其到日本学习、深造，回国后继续为移民返库的事情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未能给聂办好护照等出国手续。

18、马湖会议

几年后，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再次引发被控制已久的返库风波——1978年，中国出现的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同时，实行政社分设的重要改革，重新建立乡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在村一级建立了农民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分别管理本村、组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事务。经过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此，农民走进了希望的田野。土地使用权的松动、扩大再次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求。他们的心思又飞向了库区那片沃土。

然而，就在他们对渭河平原那一大片广袤的土地魂牵梦绕之时，新的土地占有者却在他们“搬迁”之后不断涌进了移民们曾经的家园。

作家冷梦对新的土地占有者涌入并吞噬三门峡库区那片土地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第一批到来者，是库区周围的社队。当黑油油的广袤土地裸露在他们眼前，视土地如生命的农民不可能不动心。他们来了，像是武工队或者游击队，赶着牲口，犁开这片土地，撒下麦种，收获的季节便理直气壮地割麦秋收。移民们匆匆迁走后，丢弃在荒芜土地上的砖瓦木料，成了他们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对这些库边队农民来说，拉上一车砖算一车砖，收上一季庄稼算一季庄稼，因为他们心里清清楚楚，这片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零零星星的、胆怯的，或者说鬼鬼祟祟地捡点便宜捞点好处。当然，如果可能的时候，比如说，地界恰好与移民的土地相毗连，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偷偷摸摸地向前推进，蚕吃桑叶般地蚕食一部分土地，此后便堂而皇之据为己有了。

再来者，可不那么胆怯了。

毛泽东发出了“大办农业”的伟大号召，百万亩关中沃野的荒芜正好成了新占有者大显身手的场所，一支支“垦荒队”进驻库区，最鼎盛时期，这里有五十多万亩土地隶属于209个单位。这209个新主人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他们有着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这片土地是共和国所有，那么国家的土地国有单位耕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而他们的占有是理直气壮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衍变，一些小农场撤销，一些合并，最后形成三大农场：沙苑农场、朝邑农场、华阴农场。三大农场均国有性质，共占地三十多万亩。此外，还有机关、社队的78个小农场。

如此众多的地方上的大小农场，也并没有耕种完这么一片广袤土地。军队开始介入。

“文化大革命中”，驻陕的地方部队、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各兵种、军事科研单位以及野战军部队，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这片闲置下来的土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耕种自己祖国的土地父母的土地似乎也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于是，各种番号的部队一支支、一队队浩浩荡荡开进陕西三门峡库区。军队也形成三大农场：兰州军区华阴农场和雨林农场，兰州空军大荔农场，共占地十六万多亩。另有四个靶场：兰州军区空军轰炸靶场、兵器工业部五一靶场、国防科工委华阴试验场和朝邑试验场。除此之外，还有三四十家部队小农场……

当时的情况非常奇特，据大荔县委某书记回忆，“文革”中，大荔县政府瘫痪，以县武装部长为首成立了“大荔县革命第一线指挥部”，当四面八方的部队伸手要库区土地的时候，这位叫丁××的武装部长一一慨然应诺，开上辆吉普车，以车轱辘辗过的履痕算作地界。

1975年，兰州军区一位副军长驱车来到陕西三门峡库区，此行他办了一件事：当时农建六师在库区占了一大片土地，六师属部队序列，副军长来，让其让出一部分土地，这片土地就是现在的“雨林农场”。这件事的起因，是有关部门批准新成立的雨林农场在陕西合阳县一带的新民滩围垦，新民滩地处黄河滩盐碱地，自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副军长稍稍动动唇舌，新民滩的盐碱地“掉包”成了原属大荔县雨林乡的上好肥田。

1984年，陕西省在那份《关于库区土地的划拨手续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当时很多单位划拨使用库区土地时，有的是原省革委会个别领导圈定的；有的是部队首长召集军队有关单位和在地方“支左”的军队领导开会确定的；有的是用地单位和没有批准土地权的基层单位（如农场、潼关滩管会等）互相协商转让的；还有的是单方面划定的地界（如第三十一基地华阴靶场）；有的是借用的，而且少借多占（如兰空农场等）……

就这样，库区的百万亩土地（其中七十五万亩耕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如此发生了利益转移。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吞没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几十万农民至此丧失了他们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此刻，那些被驱赶出家园的移民真正急了，读过私塾、移民前在大荔县韦林乡代课教过书并当过生产队长，后来迁移到蒲城县马湖乡的王福义首先喝问：土之不存，人将焉附？

王福义是一个非常恋乡恋土之人。到安置区后，他仍十分留恋自己在韦林乡望仙观村的老家，留恋村口的那棵根裸于外、树上吊口大钟的古柳树，他甚至留恋“给地主熬活”的日子。他曾盘算：一年能挣3担粮。6担小麦能买一亩地，只要劳动好，3年就能当个户主。

1959年秋，快近不惑之年的王福义没能当上“户主”成了移民。这个当年应划归为“小资”的教书匠在大是大非上从不含糊，政府要把他认为很不错的家园连同他领导的生产队都作为三门峡水库的库区，给300块钱让他到安置区“重建家园”，他认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不会错，二话不说，带上一家五口便离开“关中白心菜”朝邑沙苑滩。

很快，王福义成了一种有觉悟的移民榜样树在了所有移民面前，县、乡干部们向移民宣传：看看王福义，人家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他都能去安置区，你们有啥去不得？

榜样的力量永远都是无穷的。积极分子王福义现身说事，在会议上一个动员便带走了一个队的移民。

“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对问题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在人们进入生存条件极其残酷艰难的蒲城县马湖大队后的那一瞬间，一贯认为听政府的没有错的小学代课教师和生产队长王福义立即意识到：这次错了！

王福义要“重建家园”的马湖乡靠陕北黄龙山，他所在的马湖大队是一面狭长的山坡，到处沟壑交错，黄土岗如波涛连绵。老社员大多住在半山腰的窑洞里，过着鸡鸣犬吠不相往来的日子，久居关中平原的王福义初到此地时还觉得这里景致优美，颇有诗情画意。但一旦进入生活，在那些严重缺水，杂草不生的山梁上种地耕耘时，当一年辛苦下来，粮食亩产不过三十多斤，每个劳动日不过七八分钱时，那些由沟壑交错的黄土岗构成的“景致”便成了王福义等移民的噩梦。

缺水是每个马湖人倍受熬煎的噩梦。所谓马湖，其实是一个有“湖”无水，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地方。对路人“宁给一碗饭，不给一口水”这种奇异的民风，足以显示水对于这片土地的金贵。“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古老民谣则更像恶毒咒语注定了这块陕北高塬会永远成为被水折磨的干渴之地。要吃水，得往返二十多里到塬下的洛河去挑。一年四季，挑水成了男人们的主要“事业”，他们流在山路上的汗比挑回的水还多。没有男人为她挑水的寡妇们就只有“渴死”的命了。

关中移民到马湖时还想战天斗地，结束“渴死寡妇”的日子，他们集资打井，宣称要解决吃水问题，但一口井打了一百多米深也没能见到水的影子……

打井的移民绝望地扔下工具仰天长叹，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从此在王福义的心中再也无法消褪。他分明感到：到马湖的移民都像一颗颗种子落在石板上，永远也无法落地生根。

也就是从迁移到马湖那天起，一个念头顽固地占据了王福义的思想：“当初，是我的现身说事欺骗了移民，今后，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库区”……

从1961年开始，王福义开始了“拉吊桩”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年9个月都在库区耕种生活，有3个月在安置区。后来，很多时候都是忙时种地，闲时上访告状，要求返库——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他的家园。可是，突然有一天，王福义看见一支支背负标杆测尺的勘测队踏荒而来，在库区里又是竖界碑打地桩，又是架电线，修道路，接着，他们烧砖运瓦，大兴土木，安营扎寨后把拖拉机开到地里播种了。

同所有移民一样，“有文化有见识”的王福义也不知道几百公里外的三门峡电站大坝究竟出了什么事，库区的土地为什么又不淹了，他们只是本能地对那些新涌入的土地占有者感到震惊恼怒，接着，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使他“恍然大悟”：政府说修三门峡电站把我们迁走，原来是为了让城里人和部队在这里办农场！

王福义怀着悲愤之情给“上边”写了好几封信，但那些满载移民希望的信都泥牛入海。一气之下，王福义带人去了北京。当他把库区的情况给并不知情的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后，工作人员不相信，“不可能，库区怎会让人办农场呢？”王福义不服气，“既然不允许长期居住，那他们为什么在库区架高压线修房子？是不是不拦水了？”不知怎么回答的工作人员打起了官腔：现在不拦水，也许五十年一百年后有特大洪水，国家一声令下，马上就会关水的。

王福义认死理：既然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才拦水，就该让我们重返家园！

没人允许。王福义自己行动了。他带着移民到库区同干部们“打游击”，他鼓动受苦挨饿的移民跟着他在库区抢地、抢粮。他不觉得去抢那些“国家干部”与“子弟兵”的粮食和土地有什么不好，“地原本就是我们移民的，他们是拿着工资吃着皇粮的国家干部凭什么抢占我们的土地？”王福义对部队占地也颇多“微词”：那些当兵的，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人民管你吃管你穿，你们怎么也同我们抢地？多少年的军民鱼水情了，如今，你们这些“鱼”竟然来破“塘”“放水”，我们这些“水”无法存在了，你那些“鱼”还能活吗？

王福义的话虽理直气壮，但当地干部说他诡辩，他和他带领的移民在库区抢地抢粮时老被人追得鸡飞狗跳。他觉得不能只是这样小打小闹，应把大家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有了力量才能“闹”回库区去。

他开始四处联络1964年闹返库时的旧部。蒲城县的移民代表几乎是一呼百应——二十多年来，当初从华阴、大荔两县（含原朝邑县）迁到蒲城县的68158个移民全都集中生活在该县最贫穷、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的卤泊滩区、中部旱原的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些地方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当地老社员把较好的土地都留给了自己，分给移民新社员的全都是最贫瘠、最边远的土地。

1979年春天，王福义曾带本县基本进入生活绝境的几百移民闹过一次返库，但很快被政府采取了“措施”。后来，王福义对刘怀荣讲：多年的经验使我明白，仅凭一乡一县的力量想搞成返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必须走联合抗争的道路。

王福义想与其联合抗争的力量是渭北八县移民。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从1956年起，渭南迁出的28万多移民大多集中在渭北，经过二十多年的繁衍，移民总数当时已过四十余万。四十万人如果闹腾起来，那将是一股多大的力量！

这些力量也都有联合的意愿。1964年的种地风波后，移民们的返乡之梦并未破灭，在安置区平静的表面背后，风暴在酝酿着。各县移民以村或者乡自发结盟，并在这种结盟中推选出自己的“头家”。“头家”只是移民的“基层领导”，主要负责一村、一乡的移民联络，开展宣传、发动和上传下达等工作。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移民领头人又被“头家”们推举为“司令”。“司令”不同于普通“头家”，在整个返库活动中，相当于统领一方的“方面军头目”，主要肩负筹划、安排返库活动，组织调度力量，带头上访，与政府讲理、提谈判要求等等职责。

当时，整个安置区共形成了以华阴县刘怀荣、澄城县苗福群、陈文山、蒲城王福义为首的“四大司令”。1978年以来，四人分别带本县移民进行过多次小规模的闹返库，特别是刘怀荣影响较大，当地干部评价他“善于谋略，诡计多端，组织能力强，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移民司令。”

闹返库的共同目标终于使几大“司令”走到了一起。

1979年8月，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返库后，王福义与刘怀荣、陈文山等人开始筹划下一次更大的返库行动。刘怀荣回忆说：“以前，移民以村以乡为单位小打小闹，结果没能返成库，每次很容易就被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