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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罗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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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贸易交往中充当商品和物质交换的媒介外，丝绸发挥出许多其他的社会功能，最显著的就是汉代的“丝绸外交”。
两汉朝廷对外关系，主要是与匈奴及西域部族和国家的关系。而丝绸在这种外交关系中表现了独到的作用。
《史记·匈奴传》中记高帝为与匈奴和亲，使刘敬奉宗室女充公主为单于阏氏，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揭开了“丝绸外交”的序幕。文帝前六年，给匈奴“服绣祫绮衣、绣祫长襦、锦祫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子”。此后，西汉政府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匈奴输送丝织物，不仅历朝未有间断，而且数量依次递增。东汉时，自重与匈奴通聘后，大体上也沿袭西汉做法。特别是南匈奴归附后，待之以侯王之礼，而且赐以大宗财物，折合成钱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52］之巨。
汉朝向匈奴输送丝织品，都是以政治和外交为目的。在西汉初年，丝绸北输是为了“匈奴无入塞，可以久亲”，它代表了一种消极被动的和亲政策。但大量的丝绸并未换来边境的和平久安。自汉军击破匈奴，统一了西域各城郭之后，汉朝政府与匈奴及西域其他部族的关系变成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虽然也有和亲和馈赠，但已与西汉初年的消极和亲完全不同，而是一种安抚和赏赐。此后直至东汉时，朝廷仍然不断地向匈奴、乌孙、大宛、月氏等部族输送财物丝帛，拨赠的数额，更是超过以前，动辄以数万计。而且随着中国丝织业水平的提高，高档丝绸和制成品的成分愈来愈大［53］。汉代西域不产丝，因而十分渴望得到丝绸，特别是西方的帕西亚、罗马国家以及游牧民族，对东方丝帛的需求有增无减，其称量价格几与黄金等。汉统治者对西域各族需求丝绸的心理是理解的。只要他们服从汉帝国的统治，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凡来朝通聘，一般总是允准不辞，并尽量满足其要求，赐给大量丝帛衣物。中原人民（包括许多上层官吏）则可用绸锦丝绣换取所需的西方物产。这也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于是丝绸便成了政府开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也成为中西民间进行友好交往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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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6）
除了外交功能之外，丝绸对汉代在西域交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古代烽燧遗址中出土的汉简里。
汉代烽燧制度是保障中西交通安全及边疆地区邮驿畅达的重要方式。而且边塞戍守中，丝帛也是不可缺少的物品。首先，烽燧塞守的布表，多以丝绸制作。表是塞守的象征之物，等于一面威严的旗帜。《墨子·旗帜篇》：“帜，竿长二丈五，帛长丈五，广半幅。”汉代烽燧所用的表，形式大小不一，但作用是一样的。表又可做发布敌警的信号。居延汉简中有“出亡赤三桓”“入亡人表二桓”等记录，意为追逐逃犯，使用红色的表。“兰入表”表示兰越塞防者所举表号［54］。
夜间的烽火信号，多是木烽，调以各种颜色，传递信息。但时而也用缯为烽［55］，这样虽昂贵些，但比较容易燃烧，紧急情况之下更为适用。
缣绢在边塞之地，也广泛用做货币，以通有无。甘谷汉简中有“用狱令出钱缣绢……”［56］，这指示出缣绢被用做交纳罚款，表明它的价值之高。在西域各地发掘的塞守、驿站和烽燧的遗址中，丝绸的残片是很普遍的，如敦煌烽燧遗址［57］、居延遗址［58］、敦煌马圈烽燧遗址［59］等。这都证明丝绸与边塞烽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的说来，丝绸在汉代几乎深入到政府对外交往的每一个层次，在中西交通的许多方面，丝绸都不同程度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代的商品生产，丝绸占了很大的比例，是国家经济结构的一大支柱，丝织业当时固然是一项官办的重要工业，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却是农桑之业的一部分，表现出农耕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点明了这种经济特性与政治统治的关系：“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手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汉代的农业和丝织业，就是这样地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强大基础，也成为中国与西方开展多方面交往的物质保障。
四、国内商业活动与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商业的勃兴是抑制不住的。但在秦汉时，常将商业视为与农本对立的末业，将商人当成投机钻营的逐臭之夫，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水平不高有一定关系。中国历史上，对抑商政策的执行，以西汉时期较为苛刻。前述汉高帝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丝织品是汉代市场的主要商品，乘骑则是仅有的陆上交通工具，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骑持兵器（兵器在汉代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岂非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哀帝时定名田之法，令贾人不得名田。成帝算舟车，商车二算，倍于轺车。秦始皇的七科谪，在汉代得以严厉地实行。不过，也正因为汉代谪发大量商人从军西域，才间接地为商人了解西域、开发西域创造了条件，这也成为汉代最终开通天山南北的交往道路，使之很快地繁荣兴旺起来的一个间接因素。
然而，在汉武帝时期，政府对商人打击的主要目标在于工商业豪强，尤其是限制盐铁巨商地方势力的滋生，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从宏观上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60］。另一方面，以小农经济为基本背景的民间商业活动，却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之中顽强地发展起来，并且反过来刺激了农业的进步，甚至直接导致了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和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
据《史记·货殖列传》，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间接造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亦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甚至出现了《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情况。其实，就所取得的利润来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是古今一律的，并不因为统治者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有限或偏颇而发生改变。因此，不论政府多么严格地执行“强本抑末”的政策，仍然无法阻止商业的勃兴。从史料中不难看出，谋利的风气在汉代已经相当浓厚，这是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逐利社会，所以在景帝、武帝以后，抑商多成为空谈，不少积蓄倍增、废居都邑的大商，不仅可以富比王侯，而且可以支配政治。元帝时，贡禹上书曰：“自五铢钱起以来，七十余年……民心动摇，商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故“民弃本逐末”［61］。东汉时，民间从商更成风气。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而且商贾云集的城市又何止洛阳等大都市，“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62］。王符所言，不免夸大其实，但也反映出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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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7）
由于盐铁私营长期受到政府的严禁，民间商业在这方面很难有较大的建树，但在其他领域里却表现出独到的作用。许多本来在农业经济中不是商品的物产，也成了商贾逐利的对象，而政府有意提倡或限制不严的经济产业，如丝织业、皮毛业、竹木业、制酱业等，就更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前面说过，汉初出现在大夏市场的蜀布、邛竹杖，就是发达的农本经济的产品。邛竹杖之类物资在汉代国内市场上尚不足以上升为商品，却通过商贾之手，中转滇缅印度，万里迢迢来到中亚（也可能到达西亚或更远的地方），成为稀世之货。同时，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山西饶材、竹、縠、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上述这些物品，除丝、盐、金属外，多为天然物产或简单手工产品，其所以大量进入市场，主要因为民间的商业活动。这些东西也绝非仅仅中国人民所喜好，也深受外国各界人士之青睐。
汉代商业活动，不仅在汉族地区十分活跃，而且很快地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向国外发展。尤其在汉武帝以后，整个社会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对外开放。中原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各个方向上，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际贸易活动。
在北方，中原与北狄、匈奴间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
西汉初年，中原的丝织品、优质的钢铁制品、漆器、茶叶、谷粮等，通过贸易等途径进入漠北草原，北方的马匹则衔尾入塞，各种毛皮“充于内府”［63］。以后汉匈之间虽有战争，但人民之间的互市交往却是一直在发展的。
东北方向上的国际交往范围更大，主要涉及今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而中原与这些地区的直接关系，远在秦代之前就已建立，汉武帝征服朝鲜之后，交往更加频繁起来。汉代虽然西域交通最为重要，后世誉为“丝绸之路”，但政府却禁止蚕种西传，也不鼓励铁器出境，唯朝鲜例外。据《后汉书·东夷列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马韩人知田蚕，作棉布”，辰韩“知蚕桑，作缣布”。可见朝鲜成为第一个从中原引入蚕种和丝织技术的国家，又从中国输入各种铁制农具，有力地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
中原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是有历史基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当时有瓯越、闽越、扬越，加之其他诸族，合称百越），设立郡县。此后与中原移民交融，十分密切。尽管楚汉战争时百越乘机各成独立王国，但毕竟未能割断历史上的联系，更不能阻碍民间的来往和感情的交流。汉初之时，南越等地与中原、巴蜀之间即有商道联系，蜀地的枸酱等产品，在这一带享有盛名。汉武帝时，中原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对外开拓的形势已经明朗，武帝先后平服百越，广开水陆交通，发展民间贸易，使中原与闽粤之间连为一体，为进一步开展南海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具备远洋航行的能力，徐闻、合浦等地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对此做了最早的描写。由中国南海口岸出发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航行历时已达一年以上，据考证，黄支国即南印度之马德拉斯（Madras），已程不国则在斯里兰卡（SriLanka）［64］。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物中许多当地不产的玛瑙、水晶等，显然是通过海路贸易来自南亚甚至中亚地区［65］，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黄支国与北印度和中亚两河流域希腊化国家已有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66］。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往返于南越与黄支航线上的商贾，除了带黄金等硬通币外，还大量装载“杂缯”之类的丝织品，与南洋各国交市，换取“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这些国家的使节商人，也不断来汉献见交易。在此基础上，到了东汉时，与罗马已有了直接的往来。《后汉书·西域传》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M。A。Antoninus）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虽然这时国家海外贸易与西域陆路交通相比，还处于较次要的地位，但至少说明当时中原的商业活动不仅在陆路上对四邻地区拓展，而且也开始大大刺激了中国的海洋航行事业的进步，扩大了中国与南洋国家及西方世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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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8）
西南商路是汉代与西方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两汉时经由滇缅陆路的国际商业活动，主要以蜀地为大本营，因为四川在古代一直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主要是西、南方向上）也便利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据记载，蜀地商人早在秦代已北至长安，南达南越，西南则通滇越、滇中，十分活跃。公元前4世纪，蜀商马帮驮丝绸，经雅安、邛都，渡金沙江，抵昆明、滇越，在这里与印度商人交易。有的滇越商人则进入缅甸。这样，中国的产品便可经亲敦江（ChindwinRiver）、那加山（NagaMountain），转至印度阿萨姆（Assam）。成于孔雀王朝的《政事论》中，提及运达印度的中国丝绸，极可能就是古代商人经西南商道转手贩运去的［67］。公元前2世纪张骞所说见大夏之“蜀布、邛竹杖”，也是一个例证［68］。
丝绸之路西南交通图
汉武帝从张骞建议开辟中缅印通道，终因受阻于滇王而未通。但这仅是官方的失败。事实证明，张骞估计的这条道路是存在的，并未因官方的失败而发生阻塞。相反，正因为西汉政府企图将这条道路置于中央管辖之下，而且使用了军事力量，这给西南夷部族利用蜀滇缅印的贸易交通带来了威胁，因而“杀略汉使”，莫使通。加上当时西汉政府集中了主要精力去平服匈奴、开辟西北道路，故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条西南通道，由于两汉时期未得到政府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它途经云贵高原，山险水恶，地形复杂，山区“蛮夷韶族”之间常常发生攻杀械斗，使商路显得不够安全，交往关系也欠稳定。但这条道路上流通的货物品种却是相当丰富的，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由巴蜀经此道输出的，当以蜀布和丝织品为主。因为据《史记·西南夷传》载，当时徼外各部族，以及滇黔境的夜郎等边邑小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因此，由巴蜀出塞的商贾，一定携带了大量的缯帛，此外还有竹杖、蜀布、铁器等徼外珍稀物品；输入中国的，则多为缅、印甚至伊朗一带的物产，比如琥珀、翡翠、宝石、珍珠、琉璃、象牙等，珊瑚可能产自红海沿岸。
这条商道的另一特点是，它进入缅甸后，即分为陆海两路，同时西往，与印度南北境以至阿拉伯开展交往。《后汉书·帝纪》：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这是中缅关系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不论这里的“大秦”所指是印度还是罗马，至少说明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了中西之间文化上的交流。
汉代对外通商最为有声有色的舞台是在西北地区，亦即当时的西域。
从以上所论中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域外民族所开展的商业交往关系，一般来说都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在秦汉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繁荣，史书上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但在西北方向上却不太相同。中原对西北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天山南北麓、帕米尔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情况的正确了解和直接的接触，严格说来开始于西汉初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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