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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罗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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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广泛，方法也较单调，地理考释几乎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内容，而对中外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方面的交往，很少进行深刻的、全面的分析。“中西交通史”这一名称的长期使用，也许正是这种不科学性的一种反映。（三）以前的研究较脱离现实，不太重视在中外交往的长河中寻求有益于现实社会进步的经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文明西来说”、“种族优劣论”，甚至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等观点和主张留下了地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入承先启后的阶段，并向新的方向发展。新兴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学术环境的极大改观，对这门学科也是很大的推动，学者不再被迫到海外寻求科研条件，考古家也不必匹马孤行于惊沙大漠之间去进行所谓的“探险”。本来精于古代交通和史地研究的专家，一方面继续整理出版在校释方面的成果［10］，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交通史研究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对中外交往历史背景的揭示，从而提高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水平，研究的规模也比前一时期壮阔多了［11］。
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外关系史研究被冷落于万马齐喑的角落之中。学科的主导思想，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所包含的范围及学科发展的进程、方向、任务等基本问题，均未上升到相应的理论高度，这当然影响到它作为一种专门史在历史学的宏大体系中所应有的稳固的地位。相对而言，在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历史学家及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反而显得更活跃，成果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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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3）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带来了科学繁荣的春天。中外关系史研究好似一个积蓄了上述三个主要层次的丰富油田，开始在不同的领域里得到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这门学科开始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各类有关的学会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并且各自推出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业刊物（如《中亚学刊》、《海交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等十余种），编撰论文、译文集；专门的研究著作和译著，也在不断问世［12］。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对西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中西交通的密切关系也有了深入的研究［13］。还有其他一些专著，从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探讨了古代中西关系，皆有独到的见解［14］。在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为研究中西交往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有相应的专门著作出版［15］。
在中国与俄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以及与非洲、美洲等地区的古代关系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显著，但因与本文无直接关系，兹从略。
总括而言，近年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勃兴的阶段。即使在地名、年代等微观问题的考证上，也涌现出一批学术新秀［16］。当然，所有这些也许远未超过前辈学者在中外史地考据上的成就，但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研究方法的不同、学科研究的要求、目的的转化，后一阶段一般来说只能是前一阶段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很难简单地用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超过与否来加以评价的。
不过，即使有了上述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新的形势之下，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应开展系统的断代研究和更多的专题研究，以期形成一个线索清晰、体系完整的学科；在各项研究中，应更多地体现出中外交往范围博大、影响深远的特点，既不放弃地、里、人、物的考证校释，也要加强对宏观规律的揭示，还需顾及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出切合实际的作用，等等。
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来，汉代是中国广泛地开展对外交往最早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外交往（主要是中西交往），由于时代久远，材料匮乏，困难较多，故以前的研究大多比较简略，或者是依附于其他主题（如通史、贸易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等）之下的陪衬或补充，或者是偏重于对某些侧面甚至具体事物的探微。陈竺同、安作璋等专家虽有专门著作出版，在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有些地方仍觉有重新检讨和继续扩展的必要。笔者选取汉代中西关系这个旧题加以新作，正是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古今中外在这方面研究已取得的丰富成果这个有利条件，同时也结合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试图对汉代中西关系的概貌及其历史经验有新的认识。
二、关于本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在旷远的亚欧大陆上（包括与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古代文明。但多年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古代文明，被认为是互不相干地发生、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时期的中国，似乎一直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之中，它们各自的光和热未能传播到对方的境域。
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中，无论是在欧洲的意大利、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北印度，还是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都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动荡。回顾当时，可以看到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Parthia）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落的南迁称雄，匈奴与汉朝的连年交战。正是在战争的缝隙之中，在中亚、西亚到东欧之间，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陆路交通和国际贸易，从中国南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也进入初创阶段。
此处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战争、动荡，究竟与中西国际交流贸易以及沿途各民族、国家的社会进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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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4）
正当中西交通进入连续性发展阶段时，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主要的古典文明体系，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发生交流和互相影响，而这种文明交流最活跃、最深刻的地区，却基本上集中于中国西北部，即西汉时所称之的“西域”。这一情况表明，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阐发这一时期各种文明传播与交流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多种文化的汇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文化进步的影响，是有重要实际意义的。
研究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不可不提到“丝绸之路”。法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保罗·佩迪什说：“在对中亚的认识方面，商队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存在一条丝绸之路，它取道塔里木盆地，即中国的土耳奇斯坦和阿富汗的通道。”的确，欧洲对于东方的了解，最先来自印度和中亚，而这种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商队。这位学者接着指出，罗马“顽强无畏的商队穿越辽阔的亚洲大陆，从叙利亚一直到达中国，以便从中国带回丝织品”［17］。在这里，保罗·佩迪什以自己独特的观点勾勒了“丝路”早期的概貌。对于“丝路”的形态特征，在中外众多的研究论著中已有大量的揭示，但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复杂问题，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内容有待开展深入的探讨，因为在自然形态的表象后面，这条古代洲际通道是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因素联系起来的，如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生产为贸易活动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且促成了国际交通的开展；商路的开拓和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的反馈，又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进步；不同的国家或部族对国际贸易权的控制与争夺，则又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反过来破坏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等等。
古代的情形往往与现代有惊人的相似，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制度、物质生产与精神建设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与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对汉代中西交往的研究缺乏大量的历史记载和足够的实物印证。正因如此，对此问题的研究必须广泛搜寻哪怕是很细小的线索，对于已知的历史事实也需加以重新归类、比较和分析，还可以采用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去比较并且探究交往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
按照当前流行的社会发展浪潮冲击说，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经历了农业社会兴起和工业革命两次巨大浪潮的冲击，而现在东西世界正受到所谓“第三次浪潮”的猛烈冲击。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古代的农本经济是一种狭隘、相对闭塞、基本上属地方性自足的经济，交换是处于附庸地位的，直至16世纪，商业、航海业高涨，即受到来自游牧部族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之后，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此基础上，又有人以“未来学”为研究对象，企图用各种理论来预测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其实，不论是农业社会淹没了游牧部落，还是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小农经济，这中间都经历了长期的复杂过程，而且恰恰是对这种历史过程的大量研究和探讨，才为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追溯浪潮的源头，常常比研究这些浪潮本身以及预测以后的浪潮更为重要。
本书并不主张将早期中西交往问题的整体研究归入浪潮学说，也不认为由于汉帝国与西方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将它们看成是受到同一个历史形态框架的制约。本书通过对以上问题开展探讨和研究，只是希望借此了解，为什么当时东西方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开始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并因此使双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一系列重大改变，同时也希望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些主要特征和规律，并且为现在的社会改革与开放提供一点历史的经验。
具体来说，本书期望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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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5）
1。从对中西双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出发，较完整地揭示汉代中西交通的形态，以及汉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2。从汉代中西交往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作用。交往的主要导因之一是汉匈之间的战争，这长年的战争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外贸易中的某些不平衡也给汉代经济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和困难。但交往的结果，使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和贸易上的，而且广泛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就文明的交往和国家的开放而言，汉代在这方面呈现的繁荣图景，应该也可能成为今天社会开放政策的历史借鉴。
3。汉代中西交往的研究还证明，这种交往的重心明显地偏向中国一方。同时，由于交往关系的发展，中国历史不仅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自汉代开始，中国文明的影响就远超出亚洲的东部，因此必须结合中亚、西亚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评估它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此外，分处于帕米尔高原东西的古代游牧国家和民族，也在这种文明的传播、变化和进步中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我们应该这样全面地认识古代亚欧大陆和世界，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只有欧洲历史起作用”，因而无视“地球上风景如画但又毫不相干的角落的野蛮部族的无益的迁移回转”［18］，也不是孤立、割裂地看待这些国家和地区，忽略其中的有机联系和互相影响。
4。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19］。但这里的前提是，我们不应以今日中外关系之冷暖来作为古代中外交往研究的标准，而应该以全面的、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事实是，汉代以丝绸和铁器为主的中国对外贸易，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丝绸与铁器是有形的，其中还包括许多无形的内容，如国家政治、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生产工艺等，“丝绸之路”是汉代中外关系之一重要内容，或曰是一主要的表现形式。丝绸之西输，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卓著的。然而以前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也不够全面，特别是将丝绸作为古代外交、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交流途径的探讨更为薄弱。若其他国家在历史上有过类似中国丝绸十分之一的成就，其研究和宣传的规模恐怕会比我们大十倍。因此，对于“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历史上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的政治意义。若加上这些，“丝绸之路”的意义就更加伟大，它既是商品交换的经济之路，也是外交之路、军事之路、文化之路。虽然它也曾引发冲突和战争，但总的来看，它仍然是和平友好的象征，是一条造福世界之路。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对这条道路的研究，既是汉代中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成为继承和宣传我国古代优秀文明的良好教材。
三、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
历史上的中外交往，常常是带有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因此，除了应采用史料罗列、史地考证，并加以综合、分析和总结的方法之外，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也应该得到合理的应用。此项研究，既要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或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既要有纵向研究、片断揭示和微观钩沉，也要有横向研究、整体认识和宏观思考；既要对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而非孤立的、联系的而非割裂的研究，也要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开展比较分析，从而使中外历史上相关的事件在共性和个性上得到统一的认识，而不是将丰富多彩的中外交往看成是某种单纯的直线性的因果关系或静态的历史画面。因此，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上，也需要有一些扩展，主要是横向比较的方法和整体及系统的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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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6）
比较是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而仅仅靠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方法，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似乎是一位比较方法的大师，他对此做了充分的论述［20］，正是通过对各国历史加以详细的、巨量的比较分析，才概括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当然，比较研究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比较本身并非目的，只有将比较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即东西方历史的共同规律性及其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加以正确的说明。
对于宏观的历史考察，比较的方法有助于避免从单一的角度去研究问题的狭隘性。
汉代的中西交往关系，涉及的地域广大，联系的国家民族众多。要全面地刻画这种关系，了解中西交往接触的过程和特征，并发现各种历史现象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就很有必要将东西两方的社会历史纳入研究的范围，开展横向的比较，从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性中，寻找其中内在的联系，从历史现象的共性和差异中，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为此，本文在立足于汉代社会经济基本状况之同时，也将考察的视线延展到汉代中西交通所通过和到达的地区。结果发现，虽然这些地区的历史渊源、文化发展的历程各异，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状况也有极大的差别，特别是上述地区和国家的接合部，往往变成历代战争较频繁、激烈，社会动荡较严重的地方，但是，横亘万里、影响深远的中西交往道路却恰恰产生于此，发展于此，繁盛于此。我们还可看到，虽然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区别极大，其民族习俗各成一统，生产方式相去甚远，但那里的人们对于物质文化交往和贸易却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许多物产（最重要的是丝绸、陶器与铁器）始终是贯穿交往全过程的最受欢迎、最得重视的商品，这便反映出中西文明交往的一大特色。
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许多历史现象之间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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