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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罗马-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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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6）
如果说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汉代社会迅速走向开放的内部动因的话，那么西域各少数部族的上述两个重要社会特点，便构成了中国通过中亚地区与西方世界广泛接触和联系的良好外因。即使是“不属都护”的贵霜，它有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有较为发达的希腊古典文化的深刻背景，但在汉帝国强大政治攻势和先进文明的震慑之下，也以中介者的身份，参加到这一开放、交往的宏大潮流中来。它本身所表现出的许多特点，如它对东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它在地理上是国际交通的十字路口等，一方面使它繁荣了自己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它已成为中国社会对外交往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朝的“岁奉贡献”，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三、帕西亚帝国与中西交通的关系
公元前3世纪，几乎与巴克特里亚地区从塞琉古王朝中独立出来的同时，从北方草原南下的一支部落，来到里海东南部地区，在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首领的组织下，这个部落与当地人共同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塞琉古王朝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帕西亚（Parthia）。而Arsaces王朝的名声，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传到中亚，继而又传入中原，似即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安息”之音源。
帕西亚这个强烈反希腊化的帝国，在西亚的广大地域上维持了470余年（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但它真正比较强大的时期是从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一世（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时开始的，他与阿塔班努斯（Artabanus）二世（公元前128年~前124年）的东征西伐，将整个伊朗高原和西亚两河流域都纳入帕西亚版图。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西两方看去，就会发现两边的世界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变革：汉朝政府正在征伐匈奴，并且开展了对西域的交通，使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在中亚，月氏部落正在进行第二次迁徙，他们急促地驱赶着畜群，由伊犁河畔来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与当地希腊化土著和南下的塞种发生冲突、混合，不久后贵霜翖侯统一了各部，建立了大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中亚和西亚这几个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的程度本来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一时期，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万里之遥的亚洲大陆上，发生着近乎同步的社会变化。
如果说汉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中亚社会进步中起到杠杆作用的话，那么中亚民族的迁徙，以及在各个方向上、各种形式的贸易交往活动的开展，对于帕西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中西交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帕西亚与罗马国家的关系和特点。
帕西亚部族从塞琉古王朝中脱颖而出，并未以自己的独立地位为满足，而是着力从事对外征略。数十年间，竟发展成为一个世所瞩目的强大帝国。它对于西方的罗马国家，对于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及以后的贵霜帝国，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力量；它也像一具巨大的屏障，阻隔在中亚与欧洲之间。
建立帕西亚帝国的牧民武士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里的希腊化作风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他们不但在各方面抵制西方的传统，而且对西部的罗马国家始终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而罗马则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多方面的，例如：为了扩大疆域；为了开展和垄断世界贸易；甚至罗马将领克拉苏为了建立起自己的武功，以便与其他两巨头在政治舞台上抗衡，等等），也不断向帕西亚发起侵略性的进攻。这样，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最大阻碍。许多罗马的著名人物，如庞培（Pompey）、安东尼（Antonius）、图拉真（Trajan）、奥里安（Orian）等，都曾参加过罗马对帕西亚的战争。公元前53年，克拉苏甚至战死在帕西亚战场，他的首级被送到帕西亚王奥罗德斯（Orodes）的殿堂上［126］。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再侵帕西亚，被后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此后双方战争不断，各有胜负，相持于两河流域，直至公元3世纪帕西亚为萨珊王朝所取代。从帕西亚的经济基础来看，它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抵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的进攻，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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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7）
罗马与帕西亚的战争，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罗马人对东方财富的贪欲，并且渐渐发展成为对帕西亚疆域的觊觎和入侵。但帕西亚的商业操纵者们却十分清楚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们也用各种手段来阻遏罗马与中国的直接沟通，这在中国史书中是有明白记载的［127］。为了控制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各自采取经济霸权主义的态度，使西亚上空的战争乌云，变得愈加浓厚。反过来，凡是在国际商道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如战争、移民、灾害等），也极敏感地影响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帕西亚在政治统治上反希腊化，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也是落后的民族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的历史必然，正如中亚大月氏及塞种迁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并未消除当地的希腊化传统，反而受到这种传统文化极大影响一样。帕西亚的货币制度，与巴克特里亚及贵霜一样，承袭希腊标准。希腊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这些特征，使它的人民能与西方民族保持多方面的接触，而不是因为统治者的交恶和战争，使民间的通好往来发生中断。因为罗马商人所交易的丝绸，大部分都是从帕西亚商人手中买到的。
如果边境平静，这种交易可以从陆路上达成；如果两国在交战，这种交易便转移到海上。这种情况也与汉代西陲地区一样，中原王朝与西胡各部关系正常，则交通畅达，贸易频繁；一旦发生动乱和战争，交通阻塞，各部族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可能暂时中断，但民间的贸易来往仍在进行，只不过规模较小，途径不同罢了。
帕西亚与罗马的关系，就是以政府之间的斗争与人民之间的通商这两方面内容为主要特点的。
帕西亚与东方国家（主要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和中国）的关系，则与罗马大不相同。
巴克特里亚是一个希腊化的政权，而帕西亚却完全由反希腊化的北方游牧族所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早期常常为争夺相邻地区的疆域而发生冲突，例如原属于巴克特里亚治下的马尔吉亚（Margiana，今俄之卡拉库姆沙漠南）及阿里亚（Aria，今赫拉特Herat），均被帕西亚夺占。不过，在月氏五翖侯进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帕西亚的主要精力被罗马帝国的东侵所缠绕，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并且它与东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1。文化上二者的共同之处增多。由于帕西亚在地理上的阻隔，古希腊文化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影响，已渐渐淡化（但远未消失），同时古伊兰的影响却日益浓厚起来。在贵霜时期的钱币中，希腊语的“Basileos”（大王）已为伊兰语“ShahofShahs”（王中之王）所代替。希腊的Heracles［128］神，在巴克特里亚渐渐消逝，而波斯的Mithra［129］神和Anahita［130］神及伊兰火神［131］却受到贵霜民族的崇敬［132］。
2。民族间的互相同化加速。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由于受到中国西部地区战争的影响，及南下阿姆河流域的北方塞种部族的冲击，一些巴克特里亚居民，开始向西迁移，进入帕西亚境内，并聚居于Drangiana地区（此地因之被称为塞种斯坦）［133］。后来，在公元1世纪，这些与帕西亚人联合起来的塞种人，又向东进入印度（很可能是罽宾一带），“与那些和他们同族而先前由准噶尔地区直接迁入印度北部的塞人混合，或取而代之”［134］。这样看来，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与帕西亚之间，民族的迁移和相互进入、联合、混同、取代，是经常发生的，并未导致战争，也不曾破坏东西交通。西汉时帕西亚使臣对中国的访问、贡献和通商，东汉时班超遣甘英至大秦之顺利通过中亚和西亚，都说明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帕西亚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
帕西亚在形式上拥有极广阔的疆域，但受治于中央政权的部分并不多，而且它的人民依然保持着游牧的习惯和生产方式。它的军队几乎全是骑兵［135］，帕西亚的贵族与北方塞种族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当帕西亚某一国王或将领失去权力或遭到推翻，他们就逃入塞人部落中寻求避难，且常借其力量东山再起。所以，帕西亚这个国家与中国西部各城郭很有相似之处，即政治上不大稳定，容易发生战争（不过多是内部纷争和与罗马的对抗）。同时，它的民间流动性较强，善于从事远距离的贸易活动［136］。但也有不同之处。帕西亚毕竟不是一个小小的城郭，而是一个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号召力的奴隶制帝国，它不轻易屈服于任何大国，而是独立于中国与罗马二强之间。它一方面有效地抗拒了罗马的东侵，同时与中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和通商贸易。这是它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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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8）
这个以游牧族为主体的庞大帝国，确实在与东方的交往中摄取了许多好处。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社会对外开放和交往的潮流开始拍击了伊朗高原的东缘。帕西亚充分利用了这种文明交流的巨大力量，它敞开了东方的门户，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特别是丝绸、漆器、铸铁术和铁器等。这对其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作用。丝绸在西方成为稀世之宝，在与罗马的丝绸贸易中，帕西亚商人竟可获利十倍［137］。优质的铁器促进了它的农业生产，铁制兵器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汉使亡卒”来到帕西亚后，教给这些牧民骑士制作铸铁兵器，使他们在抵御罗马入侵的战争中得以屡建奇功。普林尼十分注意铁传入西方的现象［138］。与他同时的大学者卢卡（Lucan）认为，“塞里斯”的铁又叫做Margian，因为它是通过中亚的谋夫（Merv，即《后汉书》中说的木鹿）引入西亚的［139］。这一事实也打破了西方某些史家所推测的中国铁器源于南印度的荒诞说法［140］。由此足见，铁器的西传，也是汉代中西交往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以前对于中国丝绸国际贸易的介绍比较详细，但铁器在交往中的地位却往往忽略了。可以想象，走在“丝路”上的商队，除了携带丝、漆等商品外，还带上了铁铸的锋利武器，一来用做途中自卫防身，二来西方贵汉铁器，可以高价出售。司马迁说的“汉使亡卒”，就包括了贩运丝绸的商贾，他们是中国铸铁技术和钢铁制品西传的真正使者。
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帕西亚民间也是很壮阔的。司马迁记叙了这样的情况：其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与它的国土领域相比，帕西亚的人口是稀少的，但它控制了中西陆路交通在西亚的全部路线，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因而某些巨商大贾可以变得十分富庶。例如，公元前1世纪末指挥军队击溃克拉苏东侵军的帕西亚大将苏瑞那（Surena），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巨富。普鲁塔克在描述他的富有时写道：“他出门办私事，总要有一千头骆驼运行李，二百辆车子载妻妾，配备重装骑兵一千人，还有更多的轻骑兵做护卫。他的军士、随从和奴仆，总数不下万数。”［141］这样的气派，即使是罗马元老院拥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塞斯特斯（Sestiuce）资财的贵族们，也只能自愧不如。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断，帕西亚上层统治者对于国际贸易是积极推行，不遗余力的。
正因如此，帕西亚从政府到民间，都主动与东方的汉帝国保持良好的和平交往关系。《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接待，堪称空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末），帕西亚与罗马发生着频繁的摩擦。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带来的是友好和利益，而罗马国家的扩张给东方造成的只是灾难。同时，这次外交活动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在帕西亚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且牢固地奠定了历史上中国与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自此之后，约在公元前105年，帕西亚王米特拉达悌二世［142］又派出使团，随汉使来汉观光访问，并为中国疆域之广大、政府库藏之丰富而倾骇。帕西亚本来就在商业贸易上十分依赖中国（特别是丝绸和兵器的进口），加上这几次使臣访问后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更加强了它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的决心。直至东汉时，帕西亚仍主动通好奉献［143］，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东汉时，班超平抚西域以后，遣甘英使大秦。汉政府的本意在于延长中西交通的路线，进一步了解“海西日落”之国的情况。但甘英在条支临海（地中海）处，受到帕西亚海上商人的极力阻劝和恐吓，终未能达到目标。对于此事，后人微辞颇多［144］。但，从当时的形势上综合分析之，甘英不进而返，并不足怪。帕西亚商人以东方奇货（多是中国的丝绸、漆器及铁器等）与罗马商人交易，利益丰厚。他们岂能轻易地放弃这个中介者的优越地位！况且，即使甘英不畏险途，执意前进，恐怕结果也是凶多吉少。这也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甘英只能走到帕西亚的西界，而不可能逾越社会经济规律所筑成的屏障。此外，罗马国家的产品，除了玻璃和麻纺织品外，基本上是简单、粗糙的（相对中原而言）。在其早期，手工业生产水平很低，最突出的不过是建筑艺术和制陶术。冶熔技术停滞在铸铜业上。即使在帝国初期（公元1世纪）由于内战的中止、交通道路的安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等，手工业有了提高，但较以前也没有大的突破，无非是器皿、珠宝、毛织等业［145］。总之，罗马并未出现任何比东方更高档的物产和先进的工艺技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中国商界的特殊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会有商人万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冒险，更没有人愿意去打通一条无利可图但花费极大，又要漂洋过海（由西域过去的中国商人对海上旅行极不适应）的畏途。这与浪迹天涯、广搜四方财货的罗马商人，倒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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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9）
［1］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59~63页。
［2］莫任南：《关于匈奴奴隶制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3）。
［3］《汉书·匈奴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73页。
［6］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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