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荨Ｍ�时，“安息”和“大夏”（这是西迁后融入HellenesBactria之后的“大夏”）作为葱岭以西的大国，也开始出现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之中。它们并行发展着，后者因受到“世界商路贯穿之影响而变得富有”［86］，而且它极力培植这种来自东方和东南方向上的商业交往，力图开拓通向印度海岸和中国内地的交通［87］。　　　

　　巴克特里亚的势力是否达到了葱岭以东的地区，争议很大。但根据斯特拉波（Strabo）的最早记载：“‘（希腊人）将他们的领土扩至赛里斯（Seres）和弗里诺伊（Phrynoi，即匈奴）……’这里他也许指的是，在中国极西部的塔什库尔干的这个巨大市场是处于巴克特里亚人的影响之下，也许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在此驻军以防塞种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侵害。”［88］汉朝政治和军事力量覆盖塔里木盆地四邻地区之前，在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一带的古代部族，以及伊塞克湖北的古代塞种民族，与巴克特里亚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这种接触也有战争与和平的两面。西方历史资料中多次提到，亚历山大及他的继承者们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去对付来自北方蛮族的进攻［89］，以及中国古代游牧族的西迁彼地等［90］，说明了战争的一面。但历史事实也表明，这一地区相邻国家和民族，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样，“和平的关系比战争关系长久得多”［91］。巴克特里亚所依赖致富的国际贸易，以及它在传播西方古典文明方面的事迹，有力地表明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和睦共处、互通友好的关系。中亚各游牧部族和城郭，较多地沾染上希腊社会生活之古风，应该是受到巴克特里亚的重要影响。即使这种影响达到了葱岭以东至昆仑山北麓一带地方，甚至承认巴克特里亚希腊后裔可能在中国古代西陲地方驻足，也无损于中国历史的光辉，因为交流和传播文明总是双向的，而且纯洁性并不能成为任何历史的一种优点。　　　

　　《史记·大宛传》记有巴克特里亚保留着“王死则更铸钱”的西方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贵霜帝国时代。从钱币学研究的成果中可以容易地了解到巴克特里亚王朝的更迭情况。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经历了其最后一名有作为的君主的统治，他便是弥兰陀王（Menander）［92］。他的辖区无论是地域上还是经济繁荣上都超过了他的前任［93］，他的向北推进显然是为了占有与中国的贸易，而征服印度河口地区则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商路［94］。据《弥兰陀问经》（QuestionsofMenander）载，在巴克特里亚有一大贸易中心城镇，名叫Sgala，这里“依山傍水，园林遍布，湖塘毗邻，得天独厚。建筑工匠，技艺巧善。人民安泰，仇敌全无……街道市场，纵横交接。珍贵货品，充斥商栈，……大象马匹，车辆行旅，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各方教首，云集于此”［95］。不久后张骞访问“大夏”，见到蜀布、邛杖，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城市。斯特拉波这样估计：如果弥兰陀继续东进，“他定能征服比亚历山大更多的国家”，遗憾的是，这位君主的死，成为巴克特里亚王朝衰亡的起点［96］。其后，经过一个不太长，但动荡激烈的历史过渡，这个多民族的国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虫←工←桥书←吧←　　

第34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3）　　　　　　　　　

　　弥兰陀王朝时的中亚，是游牧部族迁徙动乱的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匈奴与中原关系的变化，已见前述。故居在且末到于阗一带的古族大夏［97］，此时受到严重冲击，发生西迁。他们过葱岭，与北方塞种部落混合，并且受到月氏第一次西迁的影响，继续向西南方向的巴克特里亚移动。巴克特里亚抵挡不住这股民族迁移潮流的冲击，终于陷入混乱，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多民族共居的特殊地区［98］。　　　

　　这一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对于中西交往史有特殊的影响。自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人占据了国家政治统治的各个层次，使之产生了浓厚的希腊化色彩，以后又受塞琉古王朝的影响，以至于在这块土地上，都市建设模仿希腊的形态，希腊移民及他们的后裔使用希腊的语言，希腊的制度、宗教、艺术、经济、风俗，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的沃地。尽管这时（公元前2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陷入内乱，南下的大夏及塞种部族不断拥入，但古代伊朗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希腊化时代传入的较为先进的文化，却使这些人数众多的南下部族渐渐地受到同化，巴克特里亚依然是一个具有伊朗和希腊双重色彩的地区，外来民族只给它增添了交往和贸易的便利，并未明显地改变这里的传统基调。　　　

　　大月氏的第二次西迁，是从伊犁河谷出发，沿北方塞种拥入巴克特里亚的路径进行的。《汉书》记载：大月氏初入大夏时，“大夏本无大君长（此当属弥兰陀王死后时期——笔者注），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实际上这时月氏与汉并无直接交往，这只能说明在巴克特里亚人心目中，月氏是中国的一部分。大月氏与原河西古老部族（如乌孙、康居）同俗，其大臣官号为翖侯［99］。这也从侧面证实大月氏是由东方西迁而至的。大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分为五个翖侯部落，占据了巴克特里亚的广大地区。《汉书》对五翖侯所在位置距都护的里数记载不甚准确，方位也较混乱，致使他们的所在地点多不可考［100］，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但从整体着眼，他们占据的地方当在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北部，其中又以今喀布尔附近的贵霜部为最强大。　　　

　　正如以前北方南下的塞种部落、西迁至此的大夏种族均未能抛弃西方的历史遗产一样，南侵的大月氏五翖侯部落，也无力改变巴克特里亚固有的文化传统。后来建立的显赫一时的贵霜帝国的社会特征，证明了五翖侯时期的巴克特里亚，不过是一个以伊朗和希腊古典文明为背景的，汇集了印度、中国文化特质的过渡性社会。而贵霜帝国则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包含了更多的种族和部落，它继承了这个地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全部优秀文化潜质（包括希腊的、印度的、帕西亚的、北方塞种的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家所说的那样，月氏像瘟疫一样地几乎毁灭了这里的一切，使“希腊统治在阿富汗消失了，亚历山大征服的最后残余被一扫而光，安息的统治被一度动摇”［101］。　　　

　　经过五翖侯时期的过渡，月氏人的部落变得更加强悍和组织严密了。公元1世纪中，贵霜翖侯丘就却（KujulaKadphises）统一了五翖侯的分裂社会［102］，并使巴克特里亚最后一个希腊裔的君王Hermaeus心悦诚服地归顺于丘就却的统治之下［103］。后者遂于公元50年左右“自立为王。国号贵霜”［104］，并趁势“侵安息，取高附地”［105］，其后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的继承人阎膏珍（WimaKadphises）［106］更臣服了北印度，以至于使帝国达到史称的“最为富盛”的时期［107］。　　　

　　贵霜帝国的经济与文化，比该地区以前任何时期都繁荣，尤其是在迦腻色迦（Kaniska）年代（约公元2世纪初）［108］。帝国的社会形态，不必详述，这里只探讨它的经济文化与中西交通的关系。　　　

　　贵霜是建立在希腊化巴克特里亚基础上的、多民族混杂的奴隶制度国家。它的地理位置正当中西商道的中部（姑且不论它的兴起与这条商路的开拓和繁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公元1世纪时的希腊地理家托勒密，记载当时旅行家们沿东西商路到达中亚的许多情况，一位名叫马利奴斯者说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到中亚石塔，再往东可至赛里斯国，往南即印度之地［109］。此外还有许多历史记载表明，通过贵霜境的，还有北经花剌子模（Khwarism，在今咸海南部）和奄蔡（Aorsi，在今里海东北至顿河下游）连接古代东欧地区的草原交通，加上北部西徐亚部族均善远距离贸易，这样，便使贵霜成了东西、南北两大贸易路线的交汇之地。　　　　　　　　　

BOOK。▲虹桥▲书吧▲　　

第35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4）　　　　　　　　　

　　这种形势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贵霜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固然可追溯到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帝国分裂后，巴克特里亚崛起并与帕西亚争夺领地，间接发展了其间的交通。此外，大月氏第一次西迁伊犁河域时，将该地塞种部落排挤入巴克特里亚，迫使巴克特里亚部分民族引起动荡，向西遁去，拓宽了这条道路［110］。在丘就却建立帝国之后，与罗马方面显然又开展了新的交往。从发掘的贵霜早期钱币上看，丘就却时代的钱币完全是模仿奥古斯都（Augustus）后期及梯伯里亚斯（Tiberius）时代（公元14~38年）的钱币［111］。又据罗马史家DionCassius记载，“在图拉真（Trajab）时期（公元98~117年），曾极为铺张地接待了一个贵霜使团［112］。从此之后，波斯人就向贵霜商队购买成匹的丝绸和成捆的生丝”［113］。无疑，丝绸来自中国。　　　

　　贵霜与印度是很难分开而论的。巴克特里亚国家时期，希腊人统治者分南北而治，南部的Demetrius据北印度，昌盛一时，他的两个儿子（Pantaleon及Agathocles）统治了印度河西岸广大地区［114］。他们使希腊的影响扩大到西印度，主要目的之一是占有印度的物产，并且可以通过海路与罗马直接交往，开展贸易，以获得“大秦珍物”［115］。共同的希腊化传统使贵霜与印度之交通关系十分紧密。贵霜与南方地区的交通也是频繁的，因为塞种的南徙，与河间地区同北方交通的扩展，有较大关系。这一情况可以从《汉书》的记载中看出。塞种在北印度到伊犁河流域这个方向上踏出了一条民族迁移的途径，同时也就开创了一条通商交往的道路。贵霜兴起之初，就已将罽宾包括在其统治之内。而罽宾恰是北方塞种南下后的聚居之地。据《后汉书·西域传》载，他们在此“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又学习了希腊的传统，能够“雕文刻镂，治宫室”，“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有“市列”（颜师古注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国也。”），所贩之商品，不少来自远方的伊朗和印度，如“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璃”等［116］，都是中国商人需求的西方宝物。可见贵霜的民族充分利用了这里交通的便利，发展了与西方、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贸易。罽宾对汉朝遣使“数年而一至”，说明他们对汉帝国有某种程度的依赖，这也是西域交通维持畅通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贵霜通过塞种部落的北方道路，又与更远的北方草原地区沟通关系。这是一条古已有之的贸易之路，在贵霜时期又得到发展，前苏联境内卡马河（KamaRiver）流域发掘出贵霜的钱币；在吉萨尔（Gissar）的贵霜时代墓葬中，除了有贵霜王钱外，还发现“只有波罗的海才能得到的琥珀和从印度洋来的货币的贝壳”，这使我们看到贵霜的北方贸易之路已通向十分遥远的地方［117］。　　　

　　与中国的接触贸易，是贵霜帝国经济构成的主要部分。从民族上看，在帝国中占统治地位的贵霜部落，本身就是大月氏后裔（或者是与当地人的混血后裔），他们不光同葱岭以东都护所属诸城国常来常往，而且也对中原王朝保持朝贡。贵霜统一各部，建立帝国，是在东汉初年西域局势不大安定之时。公元73年班超重治西域，次年复设都护，平通汉道，贵霜当即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帮助讨伐龟兹［118］。公元84年，疏勒王忠反叛，并联合康居，共抗班超。超遂遣使以大量锦帛赠贵霜王，在后者斡旋下，康居退兵，而且将疏勒王逮捕而去。这说明贵霜在中亚城郭部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贵霜并且与汉结盟心切，求汉公主，遭班超拒，由是怨恨。公元90年发兵攻班超（此战起因于班超未理解中亚部族与汉通婚求好的心情而加以拒绝，但并不表示贵霜公开反汉），终为班超所败。贵霜由是大震，并岁奉贡献。贡献什么？无非是“师子、符拨、大鸟卵、璧流璃”之类，这些也仅仅是他们利用中国丝绸与西方交易所得成果的一小部分。　　　　　　　　　

▲虹桥▲书吧▲BOOK。▲　　

第3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5）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疏勒王遣臣磐到贵霜为质子，后在贵霜扶助之下，臣磐返国为王，以后又一直协助汉维持西域各国政治秩序。中亚国际交通的繁荣，与贵霜统治者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种局势之下，担任都护的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可以一路顺风地穿越贵霜与帕西亚，这本身就反映出当时中西交通的状况。　　　

　　贵霜也继承了通过货币作为贸易媒介的传统。它发行的货币，表现出与东西方世界的密切关系。据研究，贵霜的几乎每一个帝王都发行了自己的铸币，丘就却的钱币极似罗马币，版式、大小、重量几乎全同［119］，其后的SrtterMêgas发行的统一铸币，形式上是希腊式，但品质上却又与汉朝铜币相同［120］。阎膏珍时代，初年发行铜币，后期大量发行金币。此时正值东汉重开西域交通，二者之间，应当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单纯以为阎膏珍时代的黄金来自罗马［121］，或者进而认为贵霜的钱币主要受罗马的影响［122］，并不确实。汉使到西域，“非出币帛不得食”，可见中国使者商人在此地交往贸易，付出的除丝帛外，也有钱币。上述贵霜铜币的品质，仅为一例。　　　

　　贵霜在经济交往上和政治关系上与中国比较接近，但文化上却较多地反映了西方特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它的文字，早期是巴克特里亚古语，即东伊朗语的变种，丘就却至阎膏珍时，官方亦采用北印度的佉卢文（见于钱币上）。至公元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以后，又逐渐采用希腊式的吐火罗语。他发行的钱币仿效哈德良时的罗马币［123］。其后，又在北部流行粟特文。而见于铭刻和后期钱币上的是一种错讹颇多的希腊文［124］，据信是贵霜文。在这方面，贵霜吸收、调和外来文化的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　　　

　　贵霜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中，另一件大事是佛教的东渐。贵霜之民，原本多是游牧部族，并无宗教信仰。但由于在巴克特里亚故地广泛吸收多种文化的影响，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贵霜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与印度交往密切，所以印度的佛教于此时传入贵霜，在迦腻色迦时代，竟成国教，达到极盛，以至于成了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策源地。有关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论述。　　　

　　由此可见，贵霜帝国无论是其历史渊源，还是它的兴起、发展过程，都与中原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汉代对西方开展的交往中，它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以上是中亚地区各主要国家和部族的社会概貌及其与汉代中西交通的开辟与建设的关系。　　　

　　从系统的整体来看，在秦汉时期，中亚地区诸城国、部族（包括西北部的康居、粟特等），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业为主，即使是公元1世纪已富盛一时的贵霜帝国，也是在许多游牧部族混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这一共同特点，使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整个中亚地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两个特性：一是政治上对汉朝中央政权的倾向和依靠性，二是物质、文化上发生广泛的接触和互相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对汉朝的倾向性，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其“国力”缺乏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因而易依附其他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和政权，经常表现出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在两汉时期的几百年间，这些小的城国和部族，常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选择投靠对象，使这一地区政治局势有时显得不够稳定。但由于中原文明的高度进步，已远远超过匈奴，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上，汉代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匈奴依然顽固地坚持奴隶制度，对西域各部实行严酷的奴役式的统治和掠夺，遭到西域各族人民的痛恨和各部统治阶层的反对。因此，塔里木盆地周邻大小民族政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力图摆脱匈奴的压迫和统治，希望臣属汉朝中央政府的。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职及其建制一俟设立，便威望大增，各城国纷纷依附，遣子质汉，使中华帝国的政治威望，很快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远的地方。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和国家，也渴望提高自己较低的文明水准，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