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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中西关系源头，谱写丝路文化新章　　　

　　——重读丘进先生的《中国与罗马》　　　

　　中西关系的缘起，并不在汉代。在汉代之前，中西方就已经具有了不连贯的、非系统的、不明确的和甚至大多是以传说和误解为基础的相互了解。在希腊和拉丁作家中，最早提到“赛里斯国”的人，应属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Ctesias）。他在一部有关世界上有人居住区域的奇闻轶事的著作中，便提到：“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某些身高达13肘尺（Coudée，约合0。5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200岁。”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更多物证。近年来从人类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物质文明史角度从事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令人耳目一新。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西交流史源远流长，其肇端应断代为公元前数世纪时。　　　

　　然而，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中西关系史应该是于汉代（自公元前2世纪起）形成雏形，于唐代期间形成了明确而又固定的关系，到明清时代形成了交流高潮——近代意义上的“中西关系”。　　　

　　中西关系的发轫，正如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一样，物质需求应为主导。由于追逐和寻求物质财富资源、开发资源、争夺资源和利用资源，才产生了与他方交往的欲望。过去某些国家、某些学者宣扬的以推进人文价值观念，某种文化和信仰，或者是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利益，才走出家门、地域门和国门，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外方的观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中外历史上的一次次友好往来、一场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一次次军事远征，主要都是为了争夺物质资源和经济利益。甚至连许多“文化传播”的背后，也明显地受经济利益的策动。归根结底，在早期，应该是物质交流催生了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也必然会最终转向为物质交流服务。当然，随着历史越向前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对资源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文化交流的产生与发展；文化交流的兴旺发达，也必然会导致物质交流的突飞猛进。在经济交流中，必然带去文化成分；在文化交流中，也必然会涉及物质利益。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有时很难区分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了。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大概是永远不能颠倒的。　　　

　　古老的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华社会与罗马社会，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两极。它们之间的交流，不仅对这两大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其间广袤无垠、民族众多和历史复杂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文明，都带有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明显影响。所以我国早期学者，都把该学科称为“西域史地研究”或“中西交通史”。用现代学术语言，则将这种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交往途径，归纳为“丝绸之路”。无论这种定名恰当与否，科学性有多大，它已成了学术界的一种不绝于耳和言必称之的流行语，或者是一种无所不纳的“百宝囊”。我们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无论如何，“丝绸之路”是古代将世界四大文明连接起来的重要交通枢纽。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早期的中国与罗马之间的关系史上，很少有这两极之间的直接交往。丝绸之路也从未从一端直通另一端。特别是在汉代，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往，始终是通过大中亚的无数民族或大大小小邦国的中介作用，才逐程逐站地接力式完成的。这些民族与邦国，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有时故意向两极隐瞒对方的真实情况（如丝绸的产地和生产技术问题），或者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双方的直接交流（如劝阻甘英渡海西使）。研究早期中国与罗马的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与小王国的历史，以及它们与两极之间的关系史。这就是中国与罗马关系史上的“路线图”问题。中亚始终受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制约。曾经沧海难为水，许多盛极一时的城邦国一个个、一批批地被湮没，许多民族被迫远距离地迁徙，道路改道甚为频繁，绿洲变成沙漠大碛，江河湖泊变成瀚海。所以，中国与罗马早期交往史上的许多问题，都非常复杂和混乱，需要作出大量的梳理和考证工作。这始终是摆在从事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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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探索中西关系源头，谱写丝路文化新章（2）　　　　　　　　　

　　在中国早期与西域，乃至中国与罗马的交往关系中，虽有战争频繁爆发，但和平与互利始终为主线。在这种交往中，受惠的永远是双方。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这里既有对决，又有借鉴与互动。正是由于这种互利、互补、互促和有时甚至是互斗的关系，才造就了世界人类古代文明的辉煌。如果没有这四大文明交流的奠基，那么世界人类文明史恐怕就会是另一种面貌了。　　　

　　对于以上这些复杂的问题，大家在一部优秀论著中，都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这就是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丘进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与罗马》的修订再版本。此书确实值得一读，值得一评，值得好评。　　　

　　笔者本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特别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当然会特别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与罗马关系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当笔者初涉史学界不久，便有幸结识了暨南大学的朱杰勤教授及其高足丘进先生。　　　

　　朱杰勤教授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界的老前辈。他的一部《大秦国全录》，曾使中外关系史学界长期受惠。“文化革命”之后，他首倡将我国传统的学科“中西交通史”重新定位为“中外关系史”。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对于我国近30年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厥功至伟。当时，我是刚刚步入学术界的一个无名小辈。我永远不会忘记，朱杰勤教授从广州赴北京出差，竟然会带着两个小西瓜去看我，充分表现了那道德文章和为人师表的学术大师的风范。丘进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中外关系史方向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与罗马》及其另一部译著《罗马与中国》，都是本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正在攻读学位的学生们的案头必备书。自80年代以来，我与丘进先生始终保持联络。虽然他很早就从政，做了国务院侨办的司长，但我仍以学长的心情对待他，始终奉他为本学科的中坚。他虽然身投政界，却仍然心系学术界，默默地为中外关系史学界做了许多好事。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都会鼎力相助。鉴于这种关系，喜闻丘进先生的这部《中国与罗马》修订再版时，客气地让我再赘言几句。虽然我并无此资格，但于情于理都义不容辞，故而不拘谫陋，再堆砌几句“添足”之语。　　　

　　此书首先是史料丰富。我们坦率地承认，有关汉代中西关系的史料寡而简，其中有许多资料甚难稽考。丘进先生利用他在读书期间的名校名师的有利条件，对资料搜集详尽。他对资料的谨慎而又周详的考证，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许多卓越新见。　　　

　　全书将汉代中西关系史的中心侧重于中方。这既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突破了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框架。由汉至唐，甚至更靠后一些，虽然也有不少“西货”传入中国。但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要是中国货，而且都是民生所必需的商品：丝绸、瓷器、中草药。到了明清之后，特别是清季，才出现了“丝绸之路”的转向问题。　　　

　　全书采纳了在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尚属“新史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方法。当然，比较不是目的，只是通过中西历史现象的共性与差异之比较，而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突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作者采取这种方法，便大幅度地扩大了其研究的时空范畴，使他视野开阔、游刃自得，从而凸显了这段历史的厚度及其整体性。　　　

　　全书观点公允客观。作者征引了大批中外文资料，取舍精细，不囿于一家之说。公正客观，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得以立足书林的先决条件，丘进先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准则。　　　

　　研究汉代中西关系史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内外分别”。中华帝国，大概是世界上疆域最稳定的国家。尽管其实际管辖范围，在历史长河中也有变迁，但其基本疆域始终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不宜把历史上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不同政权之间的关系、某些地方政权与天朝政府的关系，不加区分地作为“中外关系”来处理。对于非常典型的西域，我们也只能把这一切都作为中国与罗马交通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也就是与丝绸之路沿途地区与民族的关系史。这些问题既棘手，又敏感，颇难处理。丘进先生基本上妥善地破解了这道难题。　　　

　　当然，丘进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在20多年前构思、撰写和出版的。它是文革之后的首部博士论文，是一部开拓性的史学论著。今天看来，其时代的烙印还是可以窥见的。但是，我们提出超越时代的苛求，也是不现实的。不过，从总体来看，这部著作还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依然是本学科诸多著作中的佼佼者。当年，我在意气奋发的岁月读此书，受益匪浅；今已耋耄之年，重读此书，感慨万分，依然亲切无比。　　　

　　提到汉代西域，讲到汉天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史，我不禁又想到了汉武帝的那首妇孺皆知和脍炙人口的《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宝剑赠英雄，赘语赠挚友。匆匆草成此篇，献给丘进学兄，同时也与整个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仁共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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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1）　　　　　　　　　

　　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　　　

　　中外关系史是研究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各方面交往的内容及规律的专门学科。汉代中西关系则是中外关系史早期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中外关系史的发展状况，直接构成了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　　　

　　从广义上看，对中外交往关系的研究，远在汉代就已有了雏形，太史公在《史记》中开辟的《大宛列传》、《匈奴列传》等专门章节中，详述中西交通、民族关系及西方国家概况，不仅显示了史学经世致用的意义，也创造了一部最早的立足于中国的世界史。《汉书》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特别是其中的《西域传》，对汉代西域大小国家、民族的情况及其与中原地区发生的关系，均有生动翔实的介绍。此后，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在撰写后汉历史时，也多继承了这一传统，如《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等。而范晔撷取众家之长，总成《后汉书》，在其《西域传》中，使汉代中西交往的情况得到延续的记载，并且补充了班固去世以后的许多新的重要材料，还首次记录了有关“大秦国”的若干史实，从而表现出中西交往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此外，《三国志》注引《魏略》中，保留了其他正史所不见的珍贵材料，使一些位于遥远的西北亚甚至东欧地方的古代民族及其与东亚地区交通的模糊形态变得清晰起来，为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应该说，前四史中的有关部分，再加上其他先秦、秦汉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篇》、《淮南子》等关于中西交通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记述，为揭示中西交通最早阶段的发展状况和规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后历代许多地理学家、旅行家的游记、考察记（如《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则进一步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成为中外关系史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这些历史材料，对于了解中亚、西亚的许多古国和民族的概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西方学者承认，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要广泛地利用中国史料”［1］。　　　

　　《淮南子》　　　

　　在清代以前的历史资料中，有关早期中西关系的记载，大多是附带的、零碎的，缺乏专门而有系统的理论研究。17世纪俄国侵华之后，中外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西北史地和元史）引起了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密切注意。许多杰出的学者，如钱大昕、魏源、何秋涛等，均为此作过不朽的贡献［2］；他们缜密的考据，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19世纪末，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形势带动下，大批“冒险家”闯入亚洲、非洲、南美洲等一些人迹罕至的地带，一方面搜集地理、气象、物产、人文等有战略意义的情报，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型的人物兼事历史研究和考察。特别是在亚洲腹地的中亚地方，几十年间，从事这类“探险”和考察者约有五十余人次，其中最著名者有斯文·赫定［3］、斯坦因［4］、伯希和［5］、科兹洛夫［6］等。他们在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区粗暴地挖掘、破坏古迹，大量窃走我国珍贵文物宝藏；但同时，他们也撰写了许多有关古代中国交通和考古方面的书籍，在西域史地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领域取得不少成绩，从而为古代中西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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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2）　　　　　　　　　

　　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的史地研究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例如清末的一些西北史地考据家，对古代地名的考释习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等方法，但由于他们常以自己熟悉的方音做参照系，故考据的结果不易准确。以后逐渐有人运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比较学，将汉语古音、西部民族语言与中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往往更见成效。王国维、罗振玉则吸收了当时考古和史地学的成果，编撰《流沙坠简》三册，又著《流沙坠简考释》、《流沙坠简考释补证》等，对古代中西交通各主要线路上的地名详加考证，并对其他有关的史料加以汇辑、研究和分析，这些，至今仍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参考书籍。　　　

　　20世纪初，著名学者陈垣在宗教研究上开拓了新的领域，他的“古教四考”［7］对古代基督教、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的传入我国及其盛衰变化做了全面论述，又特别重视对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探讨，这对于汉代中西关系及佛教的传入等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是古代中西关系部分）这一学科由以前的草创阶段开始进入有体系的发展时期。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问世于1930年，虽然当时使用的是“中西交通”这一名称，但实际上其涉及范围已突破了狭义的“交通”，开始兼顾中国与西部国家交往的其他方面，从而扩大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此外，1927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学家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几处汉晋古迹进行了详细考察，著有《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陶集》等重要著作，填补了我国在古代中西交通线上实地考察方面的许多空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实证。在同一时期，外国汉学家对中西交通历史方面的著述也得到大量的翻译和介绍［8］，其中最突出者，当推冯承钧之译著，其数量之丰，质量之高，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推崇［9］。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有不少专书、译著和论文出版，澄清了许多混沌不实的历史概念，使古代中国与四邻国家的交通概貌得以较清晰地展现，丰富了中外关系史的理论宝库，同时也直接推动了汉代中西关系的研究，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尽管已经成绩斐然，但毕竟有时代条件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是：（一）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难以将历史与古代中外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结合起来。（二）研究的范围仍然不够广泛，方法也较单调，地理考释几乎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