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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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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意不大好作。第一，打鼓儿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俏”——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俏头。第二，必须极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儿的来。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儿的与放账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儿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腿脚不动，买卖不来，绝对不能偷懒。
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它。
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它的自由。腿是自己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
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
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吃上罣误官司。长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极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寻；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
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
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惜力：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
小崔太太（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从前干净利落了许多。她好象说不上来，喜欢长顺不喜欢，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马外婆的欢心，好好的过日子。她现在有了吃穿，有了住处。无论她喜欢长顺与否，她也得打起精神去操作。没有这次再嫁，她知道，她会流落成乞丐或妓女。自然，她还没忘了再嫁的难堪与惭愧，特别是她天天须看到一位守节多年的马外婆；可是，“不得已”能原谅一切，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她也没能忘了小崔，到了他的生日祭日，或他们结婚的日子，她不敢明言，却暗中落泪。她特别怕听“日本人”三个字，每逢听到，她的眼就发直，忽然的楞起来！
程长顺看出来这些，而决定一言不发。他知道他必须卖力气，多挣钱，能使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她就必能满意，渐渐的忘了小崔。同时，他不敢再当着她讲论日本人，甚至于连“东洋”两个字也不提。
由买卖旧纸破瓶子，他慢慢的放胆收买旧衣服破鞋。他看见了别人用极低的价钱能买到一套沙发，或一套讲究的桌椅。他可不敢去买，即使他得到机会。他知道现在的北平，能穿能用的旧东西比沙发和好木器更有用处与出路。可是，他所知道的，别人也知道。自从他作了打鼓儿的，这一行人忽然增加了一两倍。大家都看出来：北平是越来越穷了，人们也越会卖东西，和买东西——卖了顶好的，买次好的；卖了次好的，买不甚好的；卖了不甚好的，买坏的……同行的一多，势必发生竞争。他所愿买入的，也是别人愿弄到手的。他不得不多出价钱，多出便少赚。他又想出办法来。他请求外婆与太太帮他的忙，把收进的东西该洗刷的由她们加以洗刷，该缝补的缝补齐整。虽然她们不能整旧如新，可究竟能使破烂的东西稍微改观，也就可以多卖几个钱。这样，外婆与太太也就有了事作。
在破旧的衣裳鞋帽而外，铜铁铅锡都最值钱。日本人除了教北平人按月献铜献铁之外，还到处去收买它们；只要能买到，就不怕没有出路。长顺可是不肯买卖铜铁。他知道他自己不买，别人还是照样的收进来，而后转卖给日本人。但是，他下了决心不动铜铁，为是证明自己还有点良心，不肯替日本人搜集作炮弹——打中国人的炮弹——的原料。
自从他选取了这行营业，他就有心闭上眼瞎混，不关心别的，而只求使一家三口冻不着，饿不着。可是，一天到晚穿大街过小巷，他好象不知不觉的把手指按在了北平的腕脉上。他看出来：破衣服值钱，因为日本人统制了棉纱；一块破铁也有价值，因为日本人搜刮废铁。同时，他也看出：北平的中等人家已多数保持不住“中等”，因为他们已开始卖东西；而穷苦人家已降落到无衣无食。有时候，他接过来一件女短袄或小衣服，还滚热的呢——刚刚由女人或小儿身上脱下来！他还咬着牙问价还价，可是心中真想哭。他不由的多添了钱，忘了他是作生意呢！买成或没买成这样的一件衣服之后，他会挑着担子走出老远，迷迷糊糊的忘记敲打手中的小鼓！他知道北平是“完”了！
从一个老人手中，他买了一根乌木杆，白铜嘴的长烟管。过了好几天没能把它卖出去，他留着自用了。他是要强的，不肯染上任何嗜好。可是，他需要吸口烟。在街上看见伤心的事，他便找个树荫或僻静的地方，放下担子，装上一袋烟，轻轻的吧唧着。看着蓝烟是在面前旋动，他心中安恬了一些。
回来家中，他不是忙着帮助外婆与妻子洗刷修整那些破东西，便是坐在屋外台阶上吸一两袋烟。从眼角偷偷的看一看她们，他心里说：“我心中有许多事，可是不便告诉你们！”
他把自己的破留声机与古老的唱片挑出去不知多少次，始终没卖出去。他可也不再去上弦，唱给自己听，偶尔的，因为买到一点俏货，心中一高兴，他不知不觉的哼出一两句二簧来。可是，一听到自己的声音，马上就闭上嘴。他喜欢唱戏，但是嗓子一动，他就不由的想起小文夫妇来！是的，他想一心一意的作生意，忘了国事，忘了日本人；可是，日本人，象些鬼似的，老跟随着他！
孙七的爱说爱道，已引不起长顺的高兴答辩。孙七拉不断扯不断的说，长顺只缩着脖子吸叶子烟，一语不发。等到孙七问急了他，他才呜囔着鼻子说：“谁知道！”
今天，他又用这三个字答了孙七对绝粮的忧虑。孙七几乎要发脾气了：“你简直变成了小老人啦！”
长顺没心思拌嘴，轻轻在阶石上磕了磕烟锅子，走进屋中去。
自从他作了买卖破烂的，长顺就不再找瑞宣去谈天。见到瑞宣，他总搭讪着呜囔两声，便很快的躲开。他，在瑞宣面前，总想起二三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有勇气与热心，虽然没有作出什么惊人的事，可是到底有点人味儿。他没脸再和瑞宣谈话。
瑞宣，自从父亲被逼死，便已想到迟早北平会有人造的饥荒！日本人既施行棉纱与许多别的物品的统制，就一定不会单单忘记了统制粮食。虽然有这点先见之明，他可是毫无准备。一来是他没有富余的钱去存粮，二来是他和多数的文人相似，只会忧虑，而不大会想实际的办法。
由日本人在天津与英国人的捣乱，由欧洲大战的爆发，他也看出来日本人可能的突击英国在东方的军事据点与要塞。假若这将成为事实，日本人就必须拚命的搜刮物资与食粮，准备扩大战争。
他屡次想和富善先生说这件事，可是老人总设法闪躲着他。老人知道瑞宣所知道的一切，明知情形不妙，可是还强要相信日本人不敢向英帝国挑战。他最高兴和人家辩论，现在却缄默无言了。他为中国人着急，也为英国人着急。但是，他又以为英国到底是英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肯承认中国与英国一同立在危险的地位。
见老人不高兴谈话，瑞宣想专心的作事，好截住心中的忧虑。可是，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一会儿，他想起欧洲的战事，而推测到慢慢的全世界会分为两大营阵，中国就有了助援与胜利的希望。一会儿，他想象到祖父，母亲，与儿女，将要挨饿的惨状。这样的一忧一喜，使他感到焦躁。
长顺不敢招呼他，他也不敢招呼长顺。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比长顺高明。他们俩似乎都已变为老人，身体还未衰老，而心已不会发出青春之花的香味。
小顺儿已到了上学的年岁。瑞宣决定不教他去入学——他的儿子不能去受奴隶教育。天佑太太与韵梅都反对这个办法，瑞宣可是很坚决，倒好象不教儿子去受奴化教育是他的抗日最后的一道防线！
不久，他开始笑自己：“要用个小娃娃去挡住侵略吗？去洗刷一家人的苟延残喘的耻辱吗？”可是，他依然不肯改变主张。每天一得空，他便亲自教小顺儿识字，认数目。在这以外，他还对孩子详细的讲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他明知道，这不大合教育原理，可是，这似乎是他最高兴作的事。在这么讲论的时候，他能暂时忘了眼前的危亡与耻辱，而看见个光华灿烂，到处是周铜汉瓦，唐诗晋字，与梅岭荷塘的中华。同时，他也忘了自己的因循苟安，而想到小顺儿的将来——一个最有希望与光明的将来！
为省灯油，韵梅总在白天抓着工夫作活，晚上很早的就睡，不必点灯。就是点上灯，灯头也捻得很小。为教小顺儿读书，瑞宣狠心的把灯头捻大！不，他不能为省一点油而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屋中的这点灯光，仿佛是亡城中的唯一的光明，是风暴里的灯塔！
冷天，他把小顺儿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袖口里，面对面的给讲古说今。讲着讲着，小顺儿打了盹。他无可如何的把孩子放到床上去。热天，父子会坐在院中用功。这时候，小妞子也往往装模作样的坐下听讲。小顺儿若提出抗议：“妞妞，你听不懂！”瑞宣温和的说：“教她听听，她会懂的！”在最近两天，正在这么讲说，忽然想起目前的人造饥荒，瑞宣浑身忽然的一冷。他看见了个将要饿死的小儿，样子还象小顺儿，可是瘦得只剩了一层皮！他讲不下去了。“小顺儿，睡觉去吧！”他知道，这点教育救不了小顺儿，而更恨自己的无能与可笑。
因此，他可也就更爱小顺儿。小顺儿是他的希望，小顺儿将要作出他所未能作到的一切，小顺儿万不可饿死！
但是，谁能保证，在无粮的城中，儿女不饿死呢？
74
李四爷的生意还是很不错。北平，虽然穷，虽然没有粮，可是人口越来越多。不错，铺户家家裁人；可是四乡八镇的人民，因为丢失了家产，或被敌人烧毁了村庄，或因躲避刀兵，象赶集似的一群群的往这座死城里走。“北平”这两个字，好象就教他们感到安全。街上，十家铺子倒有九家只剩了一两个老弱残兵，而胡同里，哪一家院子都挤满了人。李四爷给活人搬家，给死人领杠，几乎天天都有事作。
虽然这样不得闲，老人可是并不很高兴。他纳闷人们为什么都往这座死城里来受罪。北平城里并不是出粮的地方啊！有时候，他领着棺材出城，听见了远处传来的炮声。他心中马上想明白：怪不得人们往城里逃，四处还都在打仗啊！不过，过一会儿他又想到：躲开枪炮，逃到城里，可躲不开饥寒哪！想到这里，他几乎要立在城门口大声的去喊叫：“朋友们，不要进这个城门，进去必死！”可是，他不敢去喊，城门上有日本兵。
“哼！”他揣摸着对自己说：“都怕死！城里的人不敢逃出去，怕死！城外的人，往城里走，怕死！连你，李四，你不敢在城门口喊叫，也怕死！”他看不起了大家，也看不起他自己！
更让他伤心的，是看见城外各处都只种着白薯。没有玉米，高粱，谷子；一望无际，都是爬在地上的绿的白薯秧子。他打听明白，凡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铁路公路两旁二十里以内，都只准种白薯。日本人怕游击队，所以不给他们留起青纱帐。白薯秧子只能爬伏在地上；中国人，仿佛是，也得爬伏在地上，永远不能立起来，向敌人开几枪！
这一岗一岗的，毫无变化的，绿秧子，使老人头晕。在往年，每一出城，看见各种的农作物，他便感到高兴。那高高的高粱与玉米，那矮的小米子，那黑绿的毛豆，都发着甜味，给他一些希望——这是给他与大家吃的粮食。特别是在下过大雨以后，在两旁都是青苗的大道中，他不单闻见香甜的青气，而且听到高粱玉米狂喜的往上拔节子，咯吱咯吱的轻响。这使他感到生趣，觉得年轻了几岁。
现在，他只好半闭着眼走。那些白薯秧子没有香味，没有红的缨，没有由白而黄而红的穗子，而只那么一行行的爬伏在地上，使他头晕心焦。有时候，他几乎忘了方向。
而且，看到那些绿而不美的秧蔓，他马上便想到白薯是怎样的不磁实：吃少了，一会儿就饿；吃多了，胃中就冒酸水。他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白薯不能给他饱暖与康健之感。
在这些零七八碎的杂感而外，他还有更痛心的事呢。自从他作了副里长，随着白巡长挨家按户的收取铜铁，他的美誉便降落了许多。谁都知道他是好人，可是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逻辑——不敢反抗日本人，又不甘毫无表示，所以只好拿李老人杀气！
现在就更好了，他须挨着家去通告：“喝过了的茶叶可别扔了，每家得按月献茶叶！”
“干什么用呢？”人家问他。
“我知道才怪！”老人急扯白脸的说。
“呕，”白巡长上来敷衍：“听说，旧茶叶拌在草料里，给日本的马吃；败火！败火！又听说，在茶叶里可以榨出油来。呕，我也说不十分清楚！”
“我们已经喝不起茶，没有茶叶！”有人这样说。“那，也得想法子去弄点来！”白巡长的笑意僵在了脸上，变成要哭的样子。
过了几天，他又须去告诉大家：“按月还得献包香烟的锡纸啊！”老人急了，对白巡长没有好气的说：“我不能再去！我没工夫再去跑腿，还得挨骂！你饶了我好不好？我不再作这个破里长！”
无论他怎说，白巡长不点头：“老爷子！谁当里长谁挨骂，只有你老人家挨得起骂！捧我这一场，他们骂什么都算在我的身上，还不行吗？”
除了央告，白巡长还出了主意：冠晓荷既已下了狱，李四爷理应升为正里长，而请孙七作副。不久，他约同副里长，从新调查户口，以便发给领粮证。
李老人不高兴当这个差事，可是听到发给大家领粮证，心中稍觉安顿了一点。他对自己说：“好喽，只要发给大家粮食，不管什么粮食，就不至于挨饿喽！”一来二去的，他把这心中的话说了出来，为是使大家安点心。大家听了，果然面上都有了笑容，彼此安慰：“四爷说的不错，只要还发粮，不管是什么粮，就好歹的能够活下去了！”这“好歹的能活下去”倒好象是什么最理想的办法！
及至户口调查过了，大家才知道六十岁以上的，六岁以下的，没有领粮的资格！
这不是任何中国人所能受的！什么，没有老人和小孩子的粮？这简直的是教中国历史整翻个筋斗，头朝下立着！中国人最大的责任是养老抚幼；好，现在日本人要饿死他们的老幼；那么，中年人还活着干什么呢？小羊圈的人一致以为这是混蛋到底的“革命”，要把他们的历史，伦理，道德，责任，一股脑儿推翻。他们要是接受了这个“革命”的办法，便是变成不慈不孝的野人！
可是，怎么办呢？
孙七虽然刚刚作了副里长，可是决定表示不偏向着日本人。他主张抢粮造反！“他妈的，不给老人们粮食，咱们的孝道到哪儿去呢？不给孩子们粮食，教咱们断子绝孙！这是绝户主意，除非没有屁眼儿的人，谁也不会这么狠！他妈的，仓里，大汉奸们家里，有的是粮，抢啊！事到如今，谁还能顾什么体面吗？”
这套话，说得是那么强硬，干脆，而且有道理，使大家的腮上都发了红，眼睛都亮起来。可是，他刚刚说完，连他带他们便似乎已经看见了机关枪。大家都咽了口唾沫，没有一个人敢抬起臂来，喊一声：“抢啊！”他们是中国人，北平的中国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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