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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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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制度，公孙弘沾这个制度的了光，从平头百姓做到封侯拜相，这个时候儒学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其它的学术了。而后两千年来儒学做为国教的局面也在大致形成了。
四、儒学的进化规律
儒学内部的派别竞争，符合学术进化的规律，在外的学术竞争没有了，就转而形成了内部的竞争。这跟政治有关，跟学术特点也有关。
韩非子的《显学篇》曾经说过：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墨家分化为三个支系。
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为子张之儒。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进过监狱的，只是师从孔子之后，才改邪归正，终成为儒林中的名士。《论语》中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子游、曾参也批评他“未仁”；“难与辨为仁”，似乎其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并不高。以至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大骂子张是“贱儒”。可见在儒家系统中，子张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他的崛起一方面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立场的极左翼，其思想见解与行为方式与墨家极为相似。另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子张一派在孔门之中原本没有思想贡献和学术见解可言，但正是这一特征使他们在孔子之后在对儒家精神的阐释时便相对少有束缚，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因此，在严谨如韩非者看来，子张氏的那些解释虽然号称真孔子，虽然赢得人们的喝采，但实在说来背离孔子不知有多远。这既是子张一派在孔子之后不断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骂他们为不修边幅不守规矩之贱儒的实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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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1）
汉末钩党之狱
第一节钩党是怎样炼成的
一、关系户的政治手腕
中国古代的政权是皇帝继承制，这是皇帝定的规矩，目的就是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个制度到了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东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就去世了。其中，除去安帝、质帝、桓帝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年纪不大就夭折了，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东汉如此多幼帝，也有其偶然的原因。与东汉皇帝大多短命相反，他们的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而刘隆才刚刚出生不足一百天，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东汉后宫干政的局面是汉朝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宦官。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些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总结起来东汉时期，出现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走向了反面。
贯穿于中国官僚制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就是要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问题。东汉建立后，刘秀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皇权。他把权力从王公大臣手中拿来，并设置尚书台。尚书官不大，事儿可不少。朝廷之上，事无巨细，无所不管，权力极大，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对尚书台“官小权大”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更便利于皇帝的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2）
刘秀加强皇权的这种措施，在东汉初年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权力转移。尚书台职微权重，既拥有实际权力，又便于皇帝控制。而尚书台既然便利于皇帝自己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外戚的控制，自然也就便利于宦官的控制。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一旦控制了尚书台，就等于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所以说，中央职能部门职微权重的这种安排，给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
东汉王朝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出现众多幼帝即位的现象是地主阶级在构建政权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幼帝即位、外戚专权、宦官干政是这场阵痛中的三个焦点，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着手解决的重点，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三大痼疾，这三大痼疾最终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消亡。
第二，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阶级基础。
豪强地主的势力到东汉中期更为发展。他们在经济上抢占土地，争夺人口，就必然在政治上争夺权利。东汉的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够自我谦抑之外，其余的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
宦官一般出身低微，目不识丁，为一般人所不齿。然而一旦掌权之后，宦官也开始兼并土地，上升为地主阶级。当然了，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坏人，宦官中也时有出类拔萃者，修《史记》的司马迁，发明造纸术的蔡侯，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都在青史上留有好名。但是，宦官政治却一定是黑暗的。这是因为：第一，宦官身受腐刑，性情上变态，对社会、对正常人存在着仇视心理；第二，宦官没有后代，因此也就不受道德观念的丝毫约束；第三，宦官出身低微，目不识丁，没有文化素养；第四，宦官只懂得送往迎来，阿谀奉承，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到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官”，上至公卿，下到地方守令，都是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给官。
宦官上升为豪强地主，但不为上层豪门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强地主下层的政治代表。
第三个原因是，东汉从中期的和帝开始，皇帝多数夭折，往往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其中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丈夫，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
《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3）
前面分析过，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情况到了专制社会就不存在了，专制社会时候权利是在君主的手中的；到了共和社会，情况就更好了，权利就落在人民手中了。
可在封建时代，君主和宰相的权利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已经定下了，大臣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牢牢相扣。在君主年少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就会将国家的大权委任于有权势的大臣，让他们来辅弼少主，一则这样权臣就不会趁着*觊觎君主之位而发生内乱，二则平民百姓也不会闹出大的乱子来。在专制时代，平民百姓已经可以做到大臣甚至宰相了，这时候的朝廷管制已并非只是贵族的专利，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机要大事的也并非一定要与皇帝有血缘关系了。皇帝年少，国家尚处于动荡或不稳定期间，这时候的国家政务的决断只好听命于皇太后，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对男女关系的禁锢，皇太后临朝却不能直接与朝廷大臣接触，所有的政令只好借助于皇太后的亲戚或在其左右侍奉的宦官来转达处理，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
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贵族当权的国家，从唐尧、虞舜开始，到商太宗太甲子至，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尚未出现皇帝的母亲临朝听政的先例。
舜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作为一个臣子出位的。在那个“大同”社会，即尧舜“禅让”时代，这是一个美好和天真的时代，传说中那时侯皇帝轮流做，谁有贤德谁当国家的首领，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尧传舜让被人们吹破了天，毛主席有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幻想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也能达到尧舜时代人们的思想境界多好啊！可惜大同时代也不过是后期儒家夫子们崇古思想的一种反映，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罢了。而实际的情况是舜夺了尧的政权。
其实尧舜时代以前已形成子传父业的传统了，创造这个传统的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黄帝。黄帝是公认的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帝，一辈子娶了二十四个老婆，生了二十五子，在位一百年，享寿一百二十岁。黄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少昊金天氏继立为帝，当政84年后也驾鹤西游了，就这样父子相乘若干年后。这第一把交椅就轮到尧坐了。所以，按那个时候的规矩，皇帝也不是贤惠就能当的，还得看血统。
尧继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但使他头疼的是，他生了九个儿子，却一个比一个不成器，长子丹朱不贤，养成了一种公子王孙吃喝玩乐的作风，颇有些玩世不恭的性格，他最喜欢干的事是召集一大帮狐朋狗友，在皇宫中成群打仗地胡闹，另外八个儿子虽然没有大的缺点，可也没有大的优点，反正扔人堆里就被淹没了的那路货色。好在尧很长寿，在女婿舜的帮衬之下，当了100年第一领导人还没有要退位的意思。
可是舜这位贤臣等不及了呀，就把尧囚禁起来，还不让其子丹朱与他见而，类似于后代的宫廷政变，但舜并没有马上称帝。按照《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间是以臣下的身份行使国家主权，等到尧死了以后才坐上皇帝宝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4）
舜倒也是个贤德之君，不过他称帝后赶上的天时不好，洪水泛滥成灾，于是他派鲧去治水。按舜的用人之能，鲧一定是个水利专家，面对肆虐的洪水，鲧冥思苦想，最后他想起了一句俗语：“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要在村子周围建上高堤，不就可以挡住洪水了吗？鲧的想法与现在人们治理黄河水修建黄河大堤不谋而合，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九年的时间也没把水治好。舜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鲧治水不利判了鲧的死刑，把他杀死在羽山之野。
可怜的鲧，做了九年抗洪工作，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点儿疲劳，就这么冤屈地死了。然而，普天之下只有鲧氏家族是水利专家，杀了鲧以后，大水仍然泛滥，舜没有办法，只好派鲧的儿子禹继续去治水。禹这时一定是满怀悲愤前往治水前线的，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他知道，前有车，后有辙。治水不成，就得走鲧的老路。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禹不再用父亲堵的办法治水，反其道而行之用“疏”，终于疏通了九河，治水成功。禹治水成功的同时，也在民间树立起了强大的威望，有了做贤臣的政治资本。
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报仇应该是人之常情的。但舜作为千古一帝威望也是不小的，明知杀之有违民意，于是禹逼舜帝退位暗中折磨他也算报了杀父之仇，据记载，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才“禅让”给禹王的，实际上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商均肯定是个纨绔子弟，其英明神武根本与禹王不在一个档次上，诸候不服是真的，禅让是假，逼舜帝退位是真。禹逼舜退位后，舜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借口去南方巡视，离开了京城，因为气性太大，在九嶷山气死了。禹开始明证言顺的行使国家主权了，不过在舜咽气之前禹也是以臣子身份代行国家权力的。
可笑的是，尧舜如此充满血腥的“禅让”，后世之人纷纷效仿，王莽利用禅让之论，代汉而兴；三国时期曹魏逼汉献帝“禅让”；司马家族逼曹魏“禅让”；唐高祖李渊逼隋恭帝杨侑“禅让”；宋太祖赵匡胤逼柴家孤儿寡母“禅让”，等等闹剧说明：后世英雄早已看透了尧舜禅让“作秀”的真相，不过没有人说破，暗自效仿不也是圣人之举么！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下面我们来说个更厉害的人，这人从奴隶做到宰相，可谓国家的股肱之臣，这样已经够厉害了，更厉害的是他居然还流放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商太宗太甲是商朝第四位国王。太甲在位初年，任用伊尹为相，在伊尹的督促下，商朝国力比较强盛。可是太甲三年时，太甲任意地发号施令，一味享乐，暴虐百姓，朝政昏乱，又带头破坏汤制定的法规。伊尹虽百般规劝，他都听不进去，伊尹只好将他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居住，让他自己反省，史称“伊尹放太甲”。
太甲住在桐宫，见祖父身为开国君王，坟墓却十分简陋，又从守墓老人那里了解到祖父的许多艰苦创业，仁厚省俭的旧事，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确实不像话，便暗暗内疚，决心痛改前非，开始在桐宫关心孤老，遵守法制，与人为善。
三年后，伊尹见太甲真心悔过，十分高兴，便带领文武大臣，携带王服，冠冕，迎接他回到亳都，还政于他。从此，太甲以自己过去的失足为鉴，早朝晏罢，勤政爱民。遵守汤制定的法律，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也逐渐繁荣起来，伊尹见太甲成为明君，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太甲训》的文章来赞扬他，称他为太宗。这个故事后来成了贤臣替国君行使国家主权的超级典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5）
臣子代行君权业绩做的最好的要属周公。说到周公，民间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具体可以参见《封神榜》。是个非常有才的人。
周公原名叫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的弟弟。
在商朝的时候，周相当于一个诸侯国。他们的王跟部落的酋长差不多。这时候周公就帮助父亲周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周公更是成了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他的帮助下武王顺利灭商，建立大周。
灭商归来，武王得了重病，不久就死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周公哭着拒绝了。武王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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