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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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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8）
在明朝，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贬汪直为御马监。尽管如此，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于是宪宗仍然让汪直秘密的探查宫外的情况。御史戴缙揣摩到了宪宗的心意，就大力宣扬汪直的功德，于是组织了西厂。让汪直领导，于是汪直趁机陷害项忠，先把项忠下了大狱，又把项忠削职为民。后来又陷害商辂。商辂就推说身体不好要求退休。戴缙得到汪直授意编造冤案，想要借此整倒汪直的政敌。因此波及到几十个大臣。汪直也因此更加骄横。时间久了宪宗对他也就渐渐疏远了。天顺十八年，宪宗解散了西厂，驱逐他的党羽，但是汪直。斥逐其党。然直竟良死。
孝宗即位以后，有贤相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相继辅助处理朝政。将国家治理的很好，但是由于孝宗以前宦官弄权；积弊太重，国家元气大伤，所以一时很难恢复。而且在宦官以外，又出现了所谓阉党，也就是依附于宦官而结成党羽的官僚。宪宗时，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与大学士万安、都御史王越、方士李孜省、僧继晓等内外勾结。后来汪直得罪；王越被罢官。宪宗死后，万安、梁芳、李孜省、僧继晓等人也被相继放逐。于是在宪宗时阉党已经全部被铲除。
当时太监李广获得皇帝宠信，与寿宁侯张鹤龄等人互相交结、狼狈为奸。后来李广因罪自杀。张鹤龄也因此辞职。他们对于朝廷的政局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武宗即位时，年仅十五岁。喜欢亲近身边的小人，东宫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俱都受到中用。当时的人称这些太监为“八虎”。这些人整天引导武宗嬉戏，并且怂恿武宗命令大臣每人进献万金，置办皇庄三百余所。京城人民受到滋扰十分严重。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人向武宗上书说刘瑾等人蛊惑作乱，奏请把这些太监杀掉。司礼太监王岳、范亨、，徐智等人向来就对刘瑾等人的所为不满，也暗地里支持刘健他们。事情就快成功的时候，吏部尚书焦芳把这个泄露给了刘瑾。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说“王岳联合内阁大臣想要控制陛下”。武宗以为真，也就改变意图，还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9）
对于曾经联合起来想置他于死地的大臣们，刘瑾当然是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大臣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使很多大臣被罚得倾家荡产。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脱掉衣服进行廷杖。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威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14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20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还削职为民。
在将异己的大臣们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这些人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
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什么事都看刘瑾的眼色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武宗受到这帮宦官蛊惑，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紫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大权落到刘瑾手中，凡事都由刘瑾决断，刘瑾又让他党羽刘宇曹元进入内阁、张彩做了吏部尚书。大臣不附和他的人都被驱赶光了。
又一次早朝退朝以后，有人将匿名上书藏在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的空地之间，该书历数刘瑾的罪过。刘瑾大怒，将三百多人下到狱中，由于当时正处盛夏季节，天气酷热，竟有很多人被热死。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同党陷害他的，这才放了众人。
正德五年，安化（今甘肃庆阳县）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武宗下诏右都御史杨一清总理军务，让太监张永监军，前往征讨。杨一清知道张永怨恨刘瑾，便与他秘密谋划，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后来证据确凿，将其诛杀，并抄没所有家产，他的同党也或被贬职，或被杀死。而后内监魏彬、马永成，幸臣江彬、钱宁等开始把持朝政，直到武宗去世。
第三节冲动是魔鬼
一、明朝士大夫的脾气
儒教经过宋代儒家改革之后，演变成为道学。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人都是一介书生。他们以传授理道家理学为。他们的学术主张以格物致知、身体力行为主，而作为考核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所以虽然宋朝最终灭亡了，但有节义的人却很多，这都是先贤大力提倡的结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0）
明太祖起兵以后，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搜罗人才。他曾经下令相关部门每年向朝廷举荐人才，包括有勇有谋的武士和通晓天文的人，精通书史和廉正的官吏都能得到举荐。凡事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人，朝廷都给予重赏，但是滥举人才或者埋没人才的人朝廷也给予重罚。后来，朝廷又明定了文武科取士的办法。洪武二年，命博士孔克仁教授诸子经文，功臣的子女，也被令全部进入学习。又命所有市县全部设立学校。洪武六年二月，朝廷停止科举考试制度，改由相关部门推荐人才，而考核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便是这个人的品德，诗词才艺能力位居第二条件，而品德的考核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顺、勤于农事。人才分为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五个等级，全部以很高的礼遇送到京师，而各省的贡生也要先进入太学学习，由太学毕业的学生，即可获得出身资格，进入仕途。。
洪武七年，朝廷重修曲阜孔子庙，树立孔子、颜回、曾子三人的雕塑。洪武八年，朝廷下诏命天下遍立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洪武十三年，对国子监及府、州、县学在校生员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既免费供应食宿，又免其家庭的徭役二人。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在国子监祭祀孔子。同年八月，重开科举考试制度，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加考试后被录用的占了大多数。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下诏恢复社学，民间设立的社学，有司（即指府、州、县等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凡是被政府判为有过失的人，不许担任社学的老师。并从民间选取俊秀通文义的士子，送充国子学生员。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任命名儒方孝孺为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方孝孺深为蜀献王赏识，被聘为世子师，方孝孺读书的书房被称为“正学”。这时，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用，教育较为发达，各种制度也颇为完备，教官的选授、考核较为严格，待遇也较优厚，升迁机会较多，而朝廷所得到的人才也很多，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由于明朝大力提倡儒教，注重实行，勉励有气节的人，崇尚名节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所以当时的官吏都很淳厚，士大夫都很朴素。
惠帝即位以后，召方孝儒为翰林院侍讲，后来又亲任他为文学博士。靖康之难，自孝儒以下共同殉国的臣子们非常多，这也都是太祖在位时养成的士风。成祖即位后，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颁布了《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学说于天下，令在校生员人人诵习。
英宗初年，王振乱政，末年，曹石乱政；宪宗时代，汪直乱政；武宗初年，刘瑾乱政。朝廷中但有触犯他们的，大多数都被关到狱中，或被廷杖责打，或被贬官外地，甚至被处以死刑。然而翰詹科道与部寺小臣却极力弹劾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人都是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又自身的人，他们只觉得奸人就应该被铲除，从不考虑自身的风险。
太祖即位之后的百余年间，人民尊崇节义，儒教学说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形成风俗。历代的贤相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李贤、彭时、商辂、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正直的大臣有诚意伯刘基、平遥训导叶伯巨、监察御史王朴、浙江按察使周新、侍讲邹缉、主事萧仪、侍读李时勉、监察御史罗汝敬、主事郭循、侍讲刘球、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大理寺少卿廖庄、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宪宗时等人；奉公守法的官吏有汉中知府费震、苏州知府况钟、吉安知府陈本深、抚治荆襄副都御史原杰等人；道学名家有礼部侍郎薛瑄、江西征士吴与弼、翰林院检讨陈献章、大学士王鏊等人，他们都是那些让贪官污吏听到名字就胆战心惊的人物，而这些人全部都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11）
明太祖时，监察御史王朴性格耿直，多次和太宗辩论是非，太宗大怒，命令将他杀死，可是王朴刚被押到刑场，就被赦免了。太祖召见他，问他：“你现在能改掉和我辩论的毛病了吗？”王朴回答说：“陛下您并没有认为臣是错误的。如果我没有罪，怎能杀害我？如果我有罪，又为何赦免了我？我只求速死！”太祖大怒，下令立刻行刑。可是王朴在路过史馆的时候大声呼喊说：“学士刘三吾快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害无罪御史王朴。”
明成祖时，锦衣卫指挥纪纲得到重用，他派遣千户到浙中搜罗官员的罪状，然后从中收取贿赂，但是按察使周新却将这个千户给抓起来了，纪纲便诬陷周有罪，成祖不分青红皂白，将周新给逮捕了。周新被押到成祖面前时，大声抗议说：“陛下下诏让按察司抓捕奸恶之人，如今却为何又以此加罪于臣？”成祖大怒，命令将他立刻杀死，周新在临死前大呼说：“生时正直的大臣，死也要做正直的鬼。”
纪纲还喜欢广通声气，不避嫌怨。对于平日里不满意的人就上述弹劾，对于无罪受害的人，便假装上述营救，但在书中说他有结党之嫌，有营私的证据，故意引起朝廷误解。
孝宗时，岷王膺上述揭发武冈知州刘逊的不法之事，命锦衣卫把刘逊逮捕了。给事中庞泮、御史刘绅等人纷纷上书营救。但孝宗考虑因为是亲王亲自上书弹劾这个州官，就没有听取庞泮等人的意见，并且把庞泮、刘绅等人关到狱中。导致台谏官署空空如也。后来九卿力谏才将他们释放了。也未对刘逊进行处罚。
二、一个老太太引发的血案
明代的士大夫都喜欢意气用事。朝廷一有问题，他们就往往成群结队，吵吵嚷嚷，经常让皇帝感到难堪，甚至恼羞成怒，以至于到后拉力用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酿成惨案。这在史书中是少有的事情。这些士大夫的忠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做事的手法却实在可笑。
宪宗成化四年，钱太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钱太后最后的心愿就是能跟自己心爱的明英宗葬在一起。明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不想让钱太后入葬裕陵，就出面干预，皇帝没有办法，让太监夏时和怀恩召集大臣来商议。阁臣彭时、商辂、刘定之都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意思让钱太后合葬。宪宗很为难，说：“不遵从祖宗规矩是不孝，违背母亲的意愿也是不孝，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于是有一百四十七个大臣为此上了奏疏。后来，皇帝再次和大臣讨论这件事情，礼部尚书姚夔召集大臣九十九人商议以后，说“皇上应当遵守祖宗定的规矩，怎么可以之顺着母亲，而违反祖宗的规矩呢。”宪宗为此犹豫不决。仍然没有答复。
后来宪宗下旨，要给钱皇后另外选择安葬的地点。这引起了群臣的反对，给事中毛弘倡说“这是大事，我辈应当死争。”于是，百官在文华殿外边哭着劝谏皇帝改变主意。皇帝命令群臣退下，劝谏的众位官员向皇帝叩头，说不得到合葬钱皇后的旨意，不敢退下。到了申时，皇帝迫于压力，答应合葬钱皇后于裕陵，众位官员向皇帝山呼万岁。
武宗正德十四年，武宗下诏说想要南游，群臣纷纷上疏，劝谏武宗不要去，免得使天下劳民伤财。武宗对这些奏疏不予答复。于是兵部郎中黄巩、翰林院修撰舒芬、吏部郎中张衍等一百多人继续为此上疏劝谏。武宗大怒，传旨将上疏进谏的兵部郎中黄巩、兵部员外郎陆震等数人下诏狱，将修撰舒芬等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外五天。几天后，武宗又下令将以下诏狱的黄巩等六人予以廷杖，其中大理寺正卿周叙等三人各五十，另外三人各四十。同时被杖的还有姚继岩等二十二人。黄巩受杖刑后削职为民，遣送回原籍。陆震杖伤特别重，江彬又让人绝其饮食，第二天他就死在狱中。工部主事何遵被打得肢体开裂，两天后也撕了。大理寺评事林公辅身体虚弱，不胜杖而死。行司副余廷瓒等人当时就死于杖下。这两次被打的共一百六十八人，打死十一人。
三、给爹娘名分
明代士大夫书生习气重，喜欢在礼节上过于纠缠。常常在听到宫廷中有不合礼节的地方或者朝廷里的一些细枝末节于理不合的时候，就一定要争议。使得天子没有自由的空间。虽然当时的舆论都认为这是非争不可的，但是依后代的史学家来看其实是可以不去计较的。
武宗过世后，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外藩入京做皇帝不是很轻松的，毕竟没有那般皇太子的正统地位，被大臣拥立，很容易被大臣废，如霍光那般，或被大臣太后控制，如光绪那般。要确立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皇帝地位，有时不得不依靠专断，这样才能经过无数的考验。
可是这位世宗即位后的第六天﹐就下令礼官集体和议他的父亲兴献王的封号。以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为维持大宗不绝﹐援引汉定陶王和宋濮王的故事﹐认为世宗朱厚熜应过继给武宗之父弘治帝朱祐樘，称皇考，并认为世宗应该称生父祐杬为皇叔父，称世宗的生母兴献王妃皇叔母。
儒家一统天下后，“礼”这一概念成为社会最高评价体系。理学又将“礼”拔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从此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明瞭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世宗在即位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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