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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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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4）
王振想在朝廷中立威，多次唆使明宗以小错为由杖辱大臣。言官得到王振授意后开始对王振的政敌进行猛烈的弹劾，从公侯驸马伯到尚书都御史都受到过弹劾，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凡不利于王振的大臣多被贬官，连三杨都不能阻止。他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国家的仓库、建筑工事、银矿、布帛、织造等事的控制权力也全部被中官掌握。于是国家法制开始松弛，宦官在内兴祸，敌国也虎视眈眈。
不久，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内阁大臣陈循、高谷等人都是后进的，在朝廷尚没有很高的威望，杨溥孤立无援，王振比以前更加专横了。王振为了向四夷示威，发动了麓川之役。
麓川就是今天的云南省瑞丽县一带，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元朝在此设立了宣慰司，明朝依旧。正统二年（1437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到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被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使方瑛、柳英等所率明军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朝庭，表示愿意进贡谢罪，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战和之事，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极南边，地形复杂，不宜兴兵*，主张安抚，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杨士奇、刘球等人的支持。而王振为“示威荒服”，一意孤行，力主用兵，要“尽灭其种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正统七年十月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朝庭屡次出动十几万大军进剿，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再也难平服了。当时明朝的主要敌人是逃亡在漠北的元室后裔。兴麓川炎师，旷日持久地打了十余年的战争，得不偿失，劳师远袭，大大地消耗了兵力，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史称“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
麓川之役先后发动三次，劳师费财，但是最终没有成功，翰林院侍讲刘球应皇帝召见言及此事时指责王振之失，王振知道后，十分愤怒，将刘球下到狱中，并将其杀害。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5）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下诏旨后，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6）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刺之时，加紧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堃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堃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强行把邝堃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包围土木堡的瓦刺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50万军队被击溃，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面奏成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成王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7）
王振被杀以后，朝廷仍然任用他的同党曹吉祥掌管京营。总督军务的兵部尚书于谦，带领手下大将多次战败瓦剌军队，也先无奈之下只好派使者到明朝请和，并将英宗送还。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皇，将他软禁在南宫，给他的待遇也是降了又降。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代宗朱祁钰身患重病，原立皇太子朱见济已死，皇位继承问题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忧虑，新立皇太子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武清侯石亨深知代宗病体难以康复，与同党太监曹吉祥、太常卿许彬、副都御史徐有贞等谋议拥立朱祁镇复位。
十七日凌晨，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前往南宫迎接朱祁镇至奉天殿升帝座，改年号为天顺。徐有贞向等待上朝的大臣们宣告太上皇已复位。朱祁镇命徐有贞掌管机务，次日加封为兵部尚书，将于谦、王文等逮捕入狱，后来又予杀害。
二十一日，明英宗宣布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封石亨为忠国公，封徐有贞为武功伯，曹吉祥锦衣卫一职可以世代承袭。并任徐有贞为大学士，曹吉祥为司礼太监。
徐有贞被曹石引荐后，大权在手，徐有贞肆无忌惮，中外倾目，但有皇帝信任，谁也奈何不了他。徐有贞观察到英宗又厌恶石亨和曹吉祥的意思，就常在明英宗面前诉说二人在外的贪横之事。石亨、曹吉祥知道风声，大加怨恨，日夜聚议，密谋构陷徐有贞。
明英宗常与徐友贞二人君臣密议政事，屏除旁人。但身为司礼太监的曹吉祥有眼线，偷听了不少这君臣二人的“悄悄话”。一日，曹吉祥问明英宗某事因由，英宗大惊，急问你从何得知，曹公公答言，乃徐尚书讲给我听。自此，英宗皇帝开始疏远徐有贞。
不久，石亨、曹吉祥二人向明英宗泣诉，说徐有贞以内阁的力量想倾陷他们两个“忠臣”。英宗皇帝很讨厌徐有贞“泄密”，把他外放为广东参政。石亨等人恨极徐有贞，派人投匿名信，诬称老徐“指斥乘舆”，流放途中说皇帝坏话。明英宗恼怒，下诏把徐有贞发配到云南一带为民。
从此以后，曹吉祥与石亨开始更加嚣张，他们的子侄都成了侯伯都督，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达千百人。这引来了明宗的厌恶，于是明宗就委任大学士李贤把政权收回内阁。天顺四年，石亨和他堂兄弟的儿子定远侯石彪因罪被诛。曹吉祥见到石亨如此下场，心中惊惶不安，渐渐萌发了谋反的念头。就跟堂兄弟的儿子昭武伯曹钦，都督曹铉，曹铎等人一同举兵造反。怀宁伯孙镗领兵*，追杀并且灭了曹氏一族。从此曹，石两党都走到了末路。宦官的气焰稍稍有所收敛。
宪宗即位后，贤相李贤、彭时、商辂辅政，政事修明。不久李贤和彭时相继死去。佞臣万安、刘吉进入内阁。当时宪宗非常宠幸万贵妃。万安因此费尽心机与万贵妃联宗，摇身一变成了万贵妃的侄辈。万贵妃则因为出身贫寒，正希望有一个士大夫来撑撑门面。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同宗。更耐人寻味的是，万贵妃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的妻子王氏，竟然有一个送给别人抚养的妹子成了万安的小老婆！此后，万*用万通妻子王氏出入宫廷的便利，探听宫中虚实，并依靠着万贵妃的影响力一直安稳地做他的大学士。
汪直的入宫是成化初年大藤峡一战的副产品。他也是瑶族人。在明代历史中，汪直可能是继英宗朝王振之后又一个著名的专权者。他的生活，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是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在昭和宫里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中期是成化十三年至成化十八年，期间汪直的身份是提督西厂。这是他权势最盛的6年。晚期是成化十七年宪宗将汪直闲置在边陲，然后再把他放到了南京的御马监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汪直干预政治，也就是提督西厂的6年。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8）
在明朝，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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