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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缗，这些钱从哪里来？”
　　这种说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每州买百匹即可。东南不产军马，因此免于施行。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释说，更改政策是由于“恐致骚扰”。
　　但是，不久就有大臣揭发宋齐愈，说他是立张邦昌为“皇帝”的首倡者，且证据确凿。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给御史台审问。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宋齐愈自己也服罪。
　　当时，为他说情的人很多，但是高宗却非常恼火，大家也就不敢再为他说情，于是宋齐愈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罪行张榜于街巷。
　　这个时候，金国人看到赵构杀了金国的傀儡皇帝张邦昌，建立南宋王朝就再度南下了。看到金军南下，赵构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但皇帝不能叫跑，叫巡幸。当年金军南下时，徽宗不就是巡幸东南去了吗？所以他沿着父亲指明的道路，也要巡幸东南。从宋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转移到了南方，再加上江南地区也没有遭到战火破坏，比较富庶，民心还可以收拾，于是高宗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负责防守汴梁。宋朝的军民百姓们以宗泽为核心，继续抵抗金军。自己要跑了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历代党争》第七章（5）
黄潜善、汪伯彦是很懂高宗心思的，于是一个劲的劝说高宗暂到扬州躲避。李纲遂劝谏说：“自古以来的中兴之主都把都城放在西北部，这样以来就可以占据中原并且坐拥东南地区。如果把都城放着东南部，就不能恢复中原的领土，也就失去了西北的地区。而天下的精兵好马斗争西北部。如果放弃了中原地区，金国人就会趁机骚扰中原的内部，到了那个时候盗贼也会群起作乱。到时候，陛下就是想恢复中原也做不到了。”宋高宗于是下诏巡幸南阳；任命范致虚做邓州知府，并安排修城治宫；营建抗金行朝。
　　这个时候黄潜善，汪伯彦仍主张宋高宗去扬州。李纲坚决不同意，说除非罢免了他。这个时候对宋高宗来说逃命要紧。至于李纲。宋高宗赵构本来是想让李纲帮自己压住台，好让天下的臣民将士都听自己的。可李纲这个人又很有些迂腐，一门心思用在打败金军、迎回二圣。用来组织一下大局是可用的，可金国人攻打过来了不让宋高宗逃命，宋高宗就不高兴了。这年八月，宋高宗就罢免了李纲，废弃了李纲的招抚经制二司。召回傅亮，把张所安置到岭南。一切李纲所规划的军民政策全部废弃。
　　太学生陈东上书宋高宗，劝谏高宗要以宗庙社稷、黎民百姓为念，不能总是逃跑。不要罢李纲的官职，应该罢黄潜善和汪伯彦。除了陈东，还有一个叫欧阳澈的百姓也给宋高宗上书。
　　宋朝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因为太祖皇帝留有遗训：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任何人给皇帝上奏折，不管对国家的战守大计，还是朝廷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都是没有死罪的。所以连一个没有品级的太学生，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劝说皇帝不要跑。
　　只是宋高宗去心已定，这两个人的上书把他给惹怒了。宋高宗身边那些一贯反对打仗，主张议和的奸臣们，看出龙颜不悦，便见风使舵地讨好皇帝说，随便一个读书人、一个老百姓，都想对国家大政品头论足，任意指摘，此风不可长。宋高宗问应该怎么办，黄潜善就跟宋高宗说：这样的人要是不杀的话，会妖言惑众的。必须杀掉。宋高宗沉吟半晌，于是下令杀掉这两个人。
　　应天府的府吏去陈东家里缉拿他时，陈东正在读书，他一看来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陈东说，你们别着急，我肯定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饱餐一顿。他吩咐家人炒菜烫酒，然后自斟自饮起来。用过酒菜，陈东说要去趟厕所，小吏面露难色，担心他趁机逃跑。陈东哈哈大笑，说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说了跟你们走就一定跟你们走，不用多虑。最后，陈东被带到了应天府，不久便被处斩。后来，欧阳澈也遭到了同样的处置。
　　宋朝本来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王朝，而且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者。但陈东二人被杀，却开了一个恶例。后来主和派之所以能够控制话语权，能够钳制言论，就跟这件事有关。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宋高宗忘了一点，陈东是太学生，代表的是士林；欧阳澈是平民百姓，代表了农民，处斩这两个人，就把士林和农民都给得罪了。而且宋高宗迟迟不去迎回二圣，不思恢复中原，寒了王彦、王善等中原志士们的心；宗泽三呼“过河”而亡，朝廷没有任何表示，寒了守城将领们的心；主战派连连上疏要求高宗回来，高宗都不回来，寒了抵抗派的心。宋高宗的身边，就只剩下一群主和派和宦官，他处在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在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宋高宗把不该得罪的人全得罪了。于是这个时候，宋高宗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中，对任何人都抱有戒心。　。。

《中国历代党争》第七章（6）
金国人听说宋高宗逃往南方了。就在燕山聚集人马，分三路向南进行侵略，东路由讹里朵与兀术率领自沧州境内渡河，先后攻占了青州、潍州等地；中路由粘罕率领自河阳渡河，先后攻占了洛阳、唐州、邓州、郑州等地；西路由娄室率领自同州渡河，攻占了同州、华州、长安、凤翔等地。
　　第二年（建炎二年）正月。金国人进犯东京，宗泽带兵多次打败金兵。金国人离开后。宗泽上书请宋高宗回京。宋高宗不予答复。
　　这个时候，宗泽招抚的河北群盗都投降了。和州防御使马扩也在真定五马山招兵买马（在今保定道赞皇县东）。听说宋徽宗的第十八子信王赵榛还在民间，就推举他统领众义军。河东，河北的遗民听到这个消息都来响应。宗泽也招兵买马，贮备粮草，跟众将领越好渡过黄河。众将都掩泣接受了命令。宗泽这才上疏宋高宗说：祖宗的基业是应该珍惜的。陛下您的父母兄弟都被掠到北方沙漠之中了，他们每天都在盼望陛下您的救兵。汴京的陵寝都被金国的狗贼占领了。一直到今年的寒食节了，都还没有未有祭享祖先的地方。百姓们生灵涂炭。而陛下这个时候巡行江南，这都是陛下身边的小人的主意。这样一方面给了金国人制造了掠夺的忌讳；另一方面是因为陛下身边的这些小人的亲属都已经到了南方安全的地方的原因。现在汴京已经增固了。士兵和兵器都准备的足够了。士气也非常高，希望陛下不要让万民同仇敌忾的希望落空。走了东晋灭亡的老路啊。这个时候，有人传言说信王赵榛想要渡过黄河进入汴州，如果这种传言是真的，那么也就是说宋高宗赵构的小朝廷要变成伪朝廷了，相比南逃的皇帝，能够守住国土的皇帝当然更得民心。基于这个原因宋高宗那个赵构下诏说选个好日子回汴京，这只不过是想观望一下形势，后来还是一直没有回汴京。
　　这时金兵已经大举深入。连续攻破淮北陕西州郡。南宋的将领大多都吃了败仗。这个时候宋高宗就下诏让御营统制韩世忠来抵御金国。宗泽任命王彦为河北制置使，跟诸将联合，分别援助河北京西，并再次上疏请宋高宗回到汴京作为接应。而宗泽自己带领着诸将亲自做前锋。收复了黄河以北的国土。这次宗泽的奏表到了之后，黄潜善哪些人极度宗泽立下的攻击。从中中伤宗泽说他要造反。这一招很厉害，宋高宗很紧张，不久就又派了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来防备宗泽。宗泽多次请宋高宗回来请不到，又被中伤猜忌，于是忧忿成疾，背上生出了疽，在当年七月份就死去了。宋高宗又派了杜充代替宗泽的植物。杜充为人残酷又没有什么谋略，不过败起家来很有一套，一上任就把宗泽的布置全盘推翻了。于是各方的抗金将领都开始离心离德。本来被打败了的金国的贼寇又去继续抢掠了。
　　宋太祖六世孙赵子砥从燕山逃回来。宋高宗让身边的大臣问赵子砥北边的情况。赵子砥说“金国人用兵为讲和谋取更多的好处，我国却不做军事准备就想等待将和。以前辽国主张和议，而金国想要用兵。不过十几年时间，金国就把辽国给灭了。今天我们大宋是重走了辽国的老路啊。这好比是人因为害怕老虎儿拿肉喂老虎，老虎把肉吃光了，就要吃人了。倘若那个时候人早就为防备老虎而设好陷阱就可以制服老虎了。”当时的宰相是投降派，因为讨厌赵子砥这种主战的言论所以就让赵子砥道台州做知府去了。

《中国历代党争》第七章（7）
殿中侍御史马伸上疏参黄潜善和汪伯彦做的十七件不合法的事。请求速速罢了这两个人的官职。另选贤人代替。宋高宗下诏把马伸贬为监濮州酒棁。不久黄潜善，汪伯彦升为尚书左右仆射。这个时候金兵横行。山东群盗蜂起，黄潜善，汪伯彦二个人既没有谋略，又专权自恣。东京委托给御史管，南京委托给留台，泗州委托给郡守。有进谏的也不采用他们的言论，请求主战的也不让宋高宗知道。金国的军队都打到南边了，黄潜善他们还以为是李成那些强盗的余党，不值得顾虑。
　　这个时候金国人已经攻破了信王赵榛所在的五马山砦，于是两河州郡都沦陷了。金国在这个时候有再次进窥京东。攻陷了济南，袭庆（今济宁道故兖州府）等府。而金国军队的前锋已经到了淮北。而这个时候黄潜善，汪伯彦还在想着跟金国议和。
　　建炎三年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彦入朝。见到黄潜善和汪伯彦后，说：河东、河北那边的忠义之士都伸张了脖子盼着朝廷的军队，希望朝廷可以顺因民心进行北伐。由于王彦言辞愤激，激得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大怒。立刻勒令王彦提前退休。这个月，金尼玛哈攻陷了徐州。韩世忠，刘光世等将领带兵在淮河抵抗敌人。但是见到金国军队后还没有交火就相继投降。尼玛哈于是渡过淮河。连续攻下淮东诸郡，迫近扬州。宋高宗听到这个消息后这才警觉起来，连老婆都顾不上了，龙袍、玺印、国家的机密文件也都不管了，仅带了十几个护卫跑到了瓜州（在江苏淮扬道江都县南大江北岸运河南口），乘小舟渡江。
　　当时，汪伯彦和黄潜善两个奸相刚从寺庙里听和尚讲经回来，正大摆筵席，开怀畅饮。突然有人来报，说金军马上就要来了，皇上都跑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待着？这两个奸相一听，也放下酒杯，上马就跑。两个宰相一跑，扬州城的文武百官就作鸟兽散了。南宋三省的印信和很多重要文书，都被丢在了扬州城。老百姓一看，当官的都跑了，金国人又杀人不眨眼，我们也不能留在这里等死啊，于是大家也跟着逃跑。这样一来，整个扬州城就乱套了。当官的、当兵的、老百姓，都急着出城，就在城门那儿挤成了一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逃跑的大臣和军士不但不先保护百姓，反而乱刀乱棍砍杀拥堵的百姓，以便清出道路自己先跑。一时间死了的百姓尸体一具靠着一具。
　　百姓们群情激愤，把矛头一起指向了汪伯彦和黄潜善这两个奸相。百姓们说，要不是这两个奸贼祸国殃民，皇上不至于扔下我们不管，于是，大家喊着要杀掉这两个奸相泄愤。但是，这两个奸相比谁跑得都快，百姓们自然逮不着他们。这时，另一个姓黄的大臣要出城，命他的随从驱赶堵路的百姓。随从们一边驱赶百姓一边喊，快躲开，黄老爷要出城。百姓们一听说是黄老爷，以为这是奸相黄潜善，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棍棒齐下，就把这位姓黄的大臣打死了。这个倒霉的大臣，本来要出城逃命，没想到却做了黄潜善的替死鬼。
　　宋高宗跑到了镇江后，又像刚到杭州杭州时的样子。中丞张澄说：汪伯彦和黄潜善这两个人的错误导致陛下您在外流亡，还招致了百姓们的怨恨。高宗听取了张澄的意见，将黄潜善罢为江宁知府，贬汪伯彦为洪州知府，陈东和欧阳澈均被封官，并下诏令马伸回京。但此时，马伸已经去世了，高宗便下诏追赠他为直龙图阁，下罪己诏求天下直言之士，大赦天下，被流放在外的士大夫也全部被赦免，只有惟李纲不赦，更不让他回家。这都是用了黄潜善的计谋，是以李纲向金国谢罪。
　　

《中国历代党争》第八章（1）
南宋的禁忌
　　第一节 要文斗不要武斗
　　政治争斗的激烈，党派斗争的频繁，已成为宋朝的一大特色。
　　国家在政策管理上有党争，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学术研究上的党争经常会随着政治上的斗争而发生转移和改变。政治地位高的人，他的学说也就常常成为社会上人们所尊崇的学说；政治地位低的人，他的学说也就常常成为社会上人们所鄙弃的学说；这是因为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崇拜一个人就连同他的学术也一并崇拜，并且大力赞扬提倡他的学术；鄙视一个人就连他的学术也一并鄙视，并且会大力禁止禁锢他的学术。这样的局面，第一次出现实际上是在宋朝，在此之前从来就没有过。
　　北宋政治上的党争，开始于王安石的革新变法，而停止于蔡京等人排斥打压正直人士，北宋最终因此而灭亡；南宋政治上的党争，开始于汪黄反对李纲、宗泽，远远超过秦桧设计谋害赵鼎张浚岳飞等人，南宋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败。学术上的党争，开始于蔡京排斥元祐等诸位贤圣之人，并禁止他们的学说；这远远超过了秦桧禁止程朱理学，使其绝迹；等到韩侂胄当宰相的时候，反对朱子学说，并且将他的门人和未能经他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的人一并禁锢起来，号称他们是伪学，所造成的祸害非常严重。
　　这大概是因为自古以来当权者对清议之风特别不满意，书生大多数支持传统的美德道义，所以很容易招致当权者的忌恨。眼见社会上朋党之风盛行，只好打压那些在朝廷为官的人。看到学术界的莘莘学子却安然无恙，仍旧安然自若地主持清议之风，只好称他们是伪学。但那些搞教育的、著文述说的、钻研探究的的名家学士，不论在朝廷当官的还是不在朝廷当官的，全部被包括在这里面，被一网打尽。现在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记录如下。
　　第二节王学派与程学派
　　神宗开始的时候是专心于儒学的，后来他听取了王安石的建议，取消了诗赋及明经等科目，而以经书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并且增设了太学。王安石和他的儿子王雱以及吕惠卿等兼修撰，重新解释《诗》、《书》、《周官》等书，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一、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
　　熙宁八年，《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三经新义》与“经义式”的出现，可谓科举史和经学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从此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以来的“传注经学”；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亦从训诂章句的囹圄中解脱出来。从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匡定到明洪武年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考试文体――八股文，其中包含了一些内在的规律，标志着科举考试向着更规范、易于操作的轨迹发展，同时它也蕴涵了历代有识之士对于科举考试公开、公平、公正的孜孜追求。八股文是王安石经义考试的延伸和发展，它有着文以载道，科举载儒术；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评卷标准化；规范竞争，引导备考；禁锢学术，牢笼志士诸方面的作用。王安石又因为字学停讲时间过长，作《字说》一书，但书中多是一些穿凿附会的内容，学说混杂。。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历代党争》第八章（2）
哲宗元祐中期，旧党的主要成员相继进入内阁，掌握了朝廷政权，他们一上台后，立即罢免了新法。
　　元祐元年（1086）七月，司马光上书太皇太后，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关键问题是收罗人才，建议朝廷实行十科取士制度，所谓十科是：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官僚、平民均可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