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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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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第五节 逼出来的改革
一、北宋的人力资源问题
唐末宋初是人才非常缺乏的时期。而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多寡。唐朝的治国方略与古人相似，而宋朝的治国方略跟清朝相似，唐朝多次受到外围势力的打击，但最终走向强大。而宋朝越往下发展国力越微弱。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否得到有才能的人相助是非常重要的。在唐代，有才能的人都想建功立业，而到了宋代，有才华的人或者孤芳自赏或者独善其身。这是为什么呢？唐太宗以文治武功征服天下群雄，天下人才全部聚集于麾下，对于那些指出他缺点的人多能褒奖。他将任贤唯能列为家法，唐朝三百年天下贤相名卿不计其数，天下有才能的人争相来投。宋太祖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的天下。所以怕有朝一日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用人不喜欢有杰出才能的人。于是强化巩固尚在襁褓中的赵宋王朝，加强王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通过采取“收起精兵，稍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一举产平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但也因为如此，重文轻武的政策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而宋朝公务员的薪水很高，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反映到社会生活上就是：大龄未婚女遍地都是，30岁、40岁嫁不出去的女人大有人在。
当然宋代是婚姻不问阀阅的时代，再加上朝廷所实行的政策，使得当时的达官显贵，富室豪商在选择女婿时“一不问家世”；“二不问人品”；“三不问婚否”；只要是考中了进士就是他们选择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考中进士的男人十分抢手，简直比全球限量版的路易威登还畅销。有时有的大家族由于出手晚了，而未能招得进士为婿，全家人一起后悔。因此，后来每逢到科举考试揭晓的那天，整个首都开封完全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凡是家中有女的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全家老幼齐上阵，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铆足了劲争相抢新科进士做女婿。这种事情在宋朝有个专门的称呼——“榜下择婿”。
宋代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无疑是直接地被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与其时中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也关系极大。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严格的门阀政治下，形成了“崇尚阀阅”的社会心理。婚姻“重其门第”即是“尚姓”的表现。那么两宋时代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下，便形成了“崇尚官爵”的社会心理，而榜下择婿即是“尚官”的反映。宋代也确实是个“尚官”的时代，宋人把宋代社会称为“官人世界”可谓一语道破。不过，天下的男人虽然多，皇帝的乌纱帽就那么几顶，每年的新科进士加起来也就几百人，但是天下想攀龙附凤的女人却千千万万。在这种狼多肉少的情况下，抢不到肉的毕竟是大多数，所以第一年抢不到就得再等一年，天天等，年年等，黄花女终于熬成了黄脸婆。
如此循环，当读书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进而由向往演化为精神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
《中国历代党争》第六章（1）
北宋末年的战争与和平
第一节 文人卸无可卸的包袱
自古以来书生都是意气用事的，谈论的事情多而能做成的事情很少。北宋的宋徽宗，擅长书画，同时兼有了文学家和美术家的特长，这便是天生的不适宜搞政治活动。他所用的大臣，都是出自童贯、蔡京、王黼、梁师成的门下，没有一个能达到天下人的期望。李纲、种师道并非近臣，却突然间便大权在握，被一群小人所嫉妒。他们所主张的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懦弱委靡的钦宗所又不敢去做。而城中百姓和士兵都欢迎二人，这又容易招朝廷的忌讳。于是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唐恪、耿南仲等人蛊惑圣听，一味实行投降策略，指望以割地赔款加自虐宋军获得和平而不顾城镇的守备和军事战略的部署。直到太原、真定相继被金人攻陷，交通要塞已经失去，而朝廷尚在下诏令百官议论三镇得失。所以金人曾经对宋使说：“等你们宋国讨论完毕，我都已经打到你们家门口了。”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北宋末年的官员都是这样的秀才之流，他们议论了三年也没有定论。所以北宋的议和与南宋的议和内在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南宋是出于不得已，北宋则是能行而未行了。下面我们将详细说说。
第二节 无法完成的任务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在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做卢龙节度使的时候，多次和梁、晋交战。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浑水摸鱼，趁机夺取了唐朝的营（今热河朝阳县）、平（今河北卢龙县）、滦（今河北滦县）三州，使得河北东北部与热河东南部相继沦入契丹国的掌握之中。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朝代和割据于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几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后来五代中后晋的王存勖消灭了刘守光进而兼并了这些地盘。
契丹与后晋是邻国，后晋的李克用和刚建立后梁的朱温长年对立交战。这种形势对阿保机开疆拓土非常有利，阿保机想建立一个南到黄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国。为此，他首先南下，偷偷地攻打幽州，因此与晋交兵，相互间互有胜负。山后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察哈尔蔚县）、新州（同今涿鹿县）、武州（同今宣化县）、儒州（同今延庆县）等州大多数都相继被其攻下，只有幽州一直没能拿下。
后唐李嗣源病死后，儿子李从厚继位。让在陕西的李从珂任河东节度使，李从珂则发动了兵变，并趁机联合石敬瑭夺取了后唐的政权。
李从珂继位以后，虽然石敬瑭帮他除掉了李从厚这个后患，但并没有信任他，反而将石敬瑭当成最大的威胁来对待。想尽办法要将他调离河东这块根据地。石敬瑭回去之后，更是小心防范，并想夺取后堂政权，由于力量不足，43岁的石敬瑭认了契丹33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亲，许诺了卖国条件：将幽州、蓟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寰州、应州、朔州、蔚州等十六州（今察哈尔口北道山西雁门道全部）全部割让给契丹以示友好，这是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的开始。于是万里长城与燕山山脉的险要地段全部沦入契丹人手中，竟至河北北境无险可守，使得契丹人能够自由出兵侵略河北。后晋的灭亡，实际原因也正在于此。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六章（2）
后周的周世宗在位时，亲自率领将士攻打契丹，取得了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邱县）、易州（今河北易县）三州，自此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以南重又回到中国版图。周世宗乘胜追击，打算夺回幽州，但是因为在半路上生病，只好作罢。
宋太宗在位，两次派出重兵，希望能夺回幽州，但后来都被契丹给打败，从此以后，河北常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抵御外寇入侵。
宋真宗在位时，契丹圣宗大举入侵南部地区，攻至澶州（今河北大名道濮阳县）时，参知政事王钦若和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都劝真宗南迁，宰相寇准竭力劝说，最终真宗御驾亲征，并一举击败契丹的前锋军队，大挫辽人的嚣张气焰。辽人加紧了向真宗请和，但是要求真宗向辽国称臣，献出幽燕之地作为称臣的前提。真宗此时年少气馁，本来就想见好就收，加上身边近臣的蛊惑，就答应了辽国提出的要求，每年向辽国进贡岁币三十万，这是中国向契丹进贡岁币的开始。
宋仁宗在位时，定难（今陕西榆林道）节度使赵元昊判上作乱，陕西州郡大部分都被其攻陷。契丹兴宗乘仁宗与元昊交兵之际，屯兵河北，声言南下，并且派遣使者向仁宗所要瓦桥关南的十个县。仁宗不愿意给他，但是又不敢和他交战，于是派遣使者去议和，许诺在原有三十万岁币的基础上再增加五十万岁币。
宋神宗在位时，派军队去筹划治理河湟、绥附及西南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征服交趾后，又与西夏交兵，边防多次发生征战，而此时契丹的道宗乘虚而入，派遣使者要求神宗将河东（今山西中部及南部）边境全部划归契丹所有。此时，因为西北西南同时在交战，神宗已无力与辽国宣战，只好同意了这个不合理的要求，重新划定辽宋边界，东西七百里、南北三十余里的广大土地全部被纳入辽国版图。
宋徽宗时，辽国的情况有了变化，这是因为辽国出了个叫天祚帝的败家皇帝，这个天祚帝比较贪玩。有一年，天祚帝游幸到混同江（松花江）。依照辽国礼制，周围的节度使此时都要来拜会这位大国天子，并且要赠送地方特产。酒宴之间，天祚帝喝得高兴，命各位节度使挨个跳舞助兴，偏偏生女真节度使完颜阿骨打一脸沉静，推辞说不会跳舞。
首领们被命令依次起舞，本来就是作为臣服的一个象征。阿骨打拒绝这样做，甚至是接到多次命令而再三也是拒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给天祚帝面子的。天祚帝就动了杀机。虽然权臣萧奉先劝阻了天祚帝。但这个疙瘩却在阿骨打心里系上了。
后来阿骨打卧薪尝胆的使得女真部快速崛起，这引起了辽国统治者的警觉，更加紧了对女真部的压制以及*，阿骨打反辽的想法更加强烈。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阿什河畔登基，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史称金太祖。
辽天祚帝听到女真建国后又惊又怒，本来以为阿骨打在深山老林里面折腾折腾也就算了，最多再给你一点地方归你管我也忍了，竟然还敢立国，于是自率十几万大军御驾亲征，心里想着不*膀子还打不过你了呢。
阿骨打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把握，看到天祚帝要跟他玩儿命，也很害怕。他召集部将开会，眼泪哗哗地说：“今日之战事均由我起，我愿意把自己绑起来向辽国谢罪，你们把我送去，免得有刀兵之苦。”诸部将一闻此言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努力杀敌，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中国历代党争》第六章（3）
金国当时满打满算只有两万兵，两军相会，女真战士以一当百，锐气正盛，竟把辽军杀得尸横遍野。辽国的军队主力溃散，从此难以立国了。
从此以后，金国不断地进兵，辽国不断地失败，天祚帝不断地逃跑，幸好辽国有五个京城，他可以轮流地去避难。
宋朝看到金国对辽国摧枯拉朽的攻势，觉得辽国灭亡的时间不远了，想在火中取栗，趁机捞一把，派遣赵良嗣出使金国，没有带着两国交好的国书，但是带着宋徽宗的御笔，准备随时签署协议。名义上仍然是买马，实际上就是具体落实约金攻辽，希望成功后收回燕京一带土地。
赵良嗣，原名马植，祖籍是燕云十六州的北部地区，自从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以后，马家成为辽国的汉族大姓。这个马植曾经在辽国做官，因人品不好，为同僚所排挤，眼看就混不下去了，看到隔壁邻居的女真人日益强大，对辽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而辽国却不思进取日益*，便想为自己谋取一条后路，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因为他是汉人，便想投靠宋朝，正巧赶上童贯出使辽国，马植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童贯路过燕京时，连夜要求拜见童贯。
一见面，马植立即来了一个北宋版的“隆中对”：“大宋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不知道听谁说的），万民恭顺。马植本为汉人，心仪大宋许久而报国无门。辽国本是夷狄禽兽之流，现天祚帝荒淫无道，已成奄奄一息之态。不仅仅大宋对燕云十六州有收复之志，女真人也对辽国恨之入骨。如果大宋派遣使臣与金国结盟，南北夹击共灭辽国，则祖宗基业可复，一统天下！”
童贯听后，喜出望外，认为马植乃是一位深谋远虑、志在天下的才俊之士，立即将其带回宋朝，并且推荐给宋徽宗。宋徽宗也是一个目光浅薄之士，并且正在酝酿联金灭辽，立即奉为座上宾，并赐国姓“赵”给马植。从此，马植改名为赵良嗣，成了正经八百的“国姓爷”。
1120年，赵良嗣作为大宋使者出使金国，阿骨打正在前线指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没有马上和赵良嗣商讨夹攻辽国之事，而是让赵良嗣跟随金军观看金军如何攻占上京。金太祖确实是用兵如神，用了大约两三个时辰就把辽上京攻下来了，充分地向对方炫耀了武力。
随后，双方开始谈判夹攻辽国之事，最后达成如下协议：
一，金兵自平地松林（今热河围场县）至古北口（属河北密云县跨燕山山脉上之万里长城为北平热河交通要道）出兵，宋兵自白沟（今平南琉璃河）出兵，共同夹攻辽国。
二，事成之后，山前和山后十七州归宋国所有。
三，宋国向金国纳献岁币数与给辽国岁币数目相等。
总体看来，这个合约宋除了获得燕京一带的土地之外，其余的地位与宋辽关系相比没有任何的变化。
即使是不平等条约，考虑到可以借机收回魂牵梦萦了一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的燕京部分，宋朝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也全部答应了。由于双方的使者是从海路走的，宋金结盟又被称为“海上之盟”。
宋金结盟对于三个当事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宋金结盟极大地改变了金辽的力量对比。虽然无能的宋军在夹攻辽国的战斗中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宋金结盟的现实对金人士气的鼓舞是无法估量的。此后，金人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促使正在进行的辽金议和迅速走向破裂，这不能不说与宋金结盟有一定关系。 。。
《中国历代党争》第六章（4）
其次，宋金结盟对于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辽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虽说宋军在战场上确实很废物，没有给辽国制造多少麻烦，但是至少牵制了一部分辽军，并且在瓦解辽军的斗志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疑加速了辽国的灭亡。
宋虽然可以收回五代十国以来丢失给辽国的部分土地，但是在与金的交往以及随后的对辽战争中，把自己的腐朽懦弱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唇亡齿寒，宋最终成为辽国灭亡之后的下一个牺牲品。
从最终结果可以看出，宋金结盟其最大的受害者是辽国，宋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最多是满足了一两年的虚荣心就可耻地灭亡了，最大的胜利者是新崛起的金。
后来的“靖康耻”其实来源于“海上之盟”的草率决定，宋徽宗不该因为蝇头小利就放弃了与辽国的百年友谊，况且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也不考虑，是很没有战略眼光的一招臭棋。
签署此项合约的事儿是由童贯、蔡京主持的，熙河钤辖赵隆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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